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价值结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价值结构问题作者：杨亮张纪群来源：《理论导刊》2017年第08期摘要：为避免“非遗”研究仅仅局限于民间创作这一狭小的研究空间，有必要把它纳入文化科学这个大范畴里，其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价值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作为文化科学的“非遗”概念产生之始，“非遗”内部的主客关系所指涉的创作及欣赏主体之观念和思想是与价值关联的，自然也就产生了“非遗”的价值结构问题。

运用价值学说、结构主义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为“非遗”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价值结构；文化科学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8-0089-0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性调整及重建问题研究”（14YJAZH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亮（1974-），女，济南人，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旅游及旅游美学、“非遗”；张纪群（1972-），男，济南人，山东大学机械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绘画与设计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这一术语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

脱胎于民间创作的“非遗”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下，其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之趋势，中国“非遗”申报工作也越来越专业、有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截止到2014年，中国共有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时间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体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

[1]但是，现阶段我国“非遗”的研究基本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織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和我国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简称《办法》）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民间艺术的普查工作的开展以及商业开发的需要，单一且粗糙。

如此一来，“非遗”研究，呈现两种简单化的趋势：其一是博物馆化、档案化；其二是过于商业化、低俗化。

出现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非遗”研究的科学意识不够、“非遗”价值结构研究的缺失，也即“非遗”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不足。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合法性的问题这里所指的“非遗”研究的科学意识不够，并非是要其自然科学化，而是不要局限在民间创作或者民间艺术（民艺学）之类的狭小的研究框架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立体、丰富、动态的价值体系，不能仅仅以某一学科来概括，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整个历史而言的”。

[2]这里的科学意识是指在尊重“非遗”文化记忆的叠加或者累积特征的前提下，把其划入文化科学的大的范畴里并充分运用文化科学的各种学说和研究方法，从而为“非遗”研究奠定一个开放的、多向度的研究空间，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非遗”能否纳入到文化科学的范畴里。

“非遗”纳入到文化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依据是充分的，甚至是不言而明的。

首先，“非遗”的研究对象与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非遗”是以人以及人精神活动为载体的，换言之，“非遗”不过是人类有意义的活动的产物以及人类内在的心理状态的活动的产物，这与以外部因果关系主导的自然科学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视分离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为己任的狄尔泰就文化科学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

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形成了生活的意义。

[3]就是说，文化科学是人的有意义的内在的活动，而“非遗”正是人类内在的活动的产物，这是因为“非遗”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人类产物，是活态传承的，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在的精神交流进行的，如口述语言、身体语言、观念、心理积淀等，因而是抽象的、无形的。

”[4]35“非遗”就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人类的思想、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文化思维，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且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知识、技能、表演技艺、信仰、习俗、仪式等。

”[4]39其次，“非遗”的研究方法与文化科学是一致的。

有人试图引入自然科学之数学的、统计的方法去进行相关研究，或许这是一条死路。

因为，据马克斯·韦伯所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的依据就是价值和意义，他曾经如此表述，“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者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 [5]能够产生意义并具有价值的“非遗”应该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或者公式去一览无余地解释“非遗”所涉及的历史问题、艺术问题，甚至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等社会科学的命题。

“非遗”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文化科学的方法——价值分析的方法，即围绕“非遗”的个别形态展开价值分析，无论如何“非遗”的研究结果是无法从规律和因素中完全按照逻辑因果律而推演出来，即便推演出来也无法使我们达到对其他“非遗”个体的全面认识，就如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昆曲与中国针灸，是无法用简单的规律或者公式来套用的，而采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更为妥当。

至此，如果我们基本厘清“非遗”作为社会科学的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与社会科学相关联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的方法就是价值分析的方法。

“非遗”重视人的价值体现（态度和赋予意义），重视人的精神要素和人的创造力，反映了人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因素，要之，价值问题将是“非遗”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的价值问题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第二条（1）款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威界定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笔者以此为依据，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的价值问题。

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权威界定出台之始，有三个关键词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关键词——“视为”，是指群体、团体或者个人对于非遗的价值认同问题，也即“非遗”的主体对于“非遗”这一客体的价值认同问题，主体的观念、思想会在客体上有所谓的价值参与的问题。

第二个关键词——“认同感和历史感”，是指群体、团体在传承非遗的过程中被价值认同的问题，也即有观念、思想的主体被有效地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符合”，则是指“非遗”这一客体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做出价值分析的问题。

可见，所谓研究或者保护“非遗”（文化、文化主体以及文化客体）都是无法逃脱“被观看”的角色的，“非遗”从出生开始，其被价值关联的命运是无法消除的。

其次，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可以发现“突出的普遍价值”是公认的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以人类的普遍的观念、思想为基础的，其实质就是人类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于“非遗”的价值过滤的问题。

很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我国国务院所给定义不仅仅是关注文化遗产的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意义问题，也即涉及价值问题。

也可以这样说，“非遗”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丰富的世界，“非遗”之所以对于人类有价值乃是因为人类对于“非遗”采取一种价值态度，不然《公约》和《办法》对于“非遗”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意义、价值问题，历来是关乎人类深层思考的问题，离开价值问题探讨“非遗”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失去了“非遗”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因为“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生活’，这就是说，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意欲和行动，因为它给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

[6]而且“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

价值关联和文化意义两者一般地解释了选择研究对象的根据”。

[7]再者，价值问题是嵌入式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首先是一种观念，从个人到国家的不同阶层中，人们可以分享许多关于文化遗产的观念，也会做出自己的定义，而文化遗产在国家力量介入后，定义就通常由官方认可的主流团体提出，并且尽量能够与社会中其他团体共享”。

[8]比如，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关于“非遗”的概念界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时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一表述实际上就是官方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的价值参与问题，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而意识形态问题实质就是价值批判的问题。

换言之，权力支配、人为的改变等等其本质就是价值问题，还比如“非遗”的评定问题，“非遗”自身就是价值判断的产物，为什么歌剧不是非遗，而昆曲就是非遗呢？依据是什么？答案无疑是价值问题，绝不是自然科学推演的问题。

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熟期的文化特征是基于农耕文明时期的精神涵养的结果，家、族乃至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追求为主要特征。

中国尤其如此，敬天礼地、诗书礼仪、忠孝节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等等道德感召或者说道德说教之类元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传统文化的内核。

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重心，传承主体的观念参与，使非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域加入了不同的印记，甚至可以说“非遗”几乎成为族群甚至国家所秉承的价值追求的集合体。

至此，“非遗”的价值问题已经基本显现，既然价值乃文化科学（“非遗”属于文化科学的范畴）的一般性特征，那么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非遗”研究方法论的主体内容之一，也是毋容置疑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关系问题如果价值问题乃文化科学的“非遗”的基本问题，那么价值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结构）被表达出来，也即“非遗”的价值结构是怎样的呢？这一问题的解答将为“非遗”研究打开一扇通往文化科学的大门，将会开拓“非遗”研究的宽度和广度，这也是“非遗”研究的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所在，因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哪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