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常任制:问题与出路 李睿、 崔山磊 宜宾学院学报 2007年第8期
发展基层民主_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_任中平

发展基层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任中平 李 睿摘 要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
基层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坚持不懈地发展、扩大和推进基层民主,对于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基层民主 执政方式 执政水平 执政地位作者任中平,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李睿,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南充 637002)。
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领域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不懈地发展、扩大和推进基层民主,对于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基层民主,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通过一定的执政方式体现出来的。
而判断一个政党的执政方式的好坏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这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合规律、顺民意、得民心。
所谓合规律,就是承认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规律,并且自觉地去遵循它。
所谓顺民意,就是把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发展民主联系起来。
所谓得民心,就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评判和调整党的活动方式。
①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其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着标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温岭市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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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温岭市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为例
口 陈 鼎
提要 :中国政治现代化只有依靠增量 民主的发展 ,不断扩大政治参 与渠道 ,逐 步减
少 国家权力对 社会 的过度干预和侵入 ,才能真正得 以实现。然而, 以公众参 与地方治 理创新为主要特征 的增量 民主,大 多伴 随着 巨大的旧体制惯性 ,以及 民主活动的主体 自身素质的制约,难 以走 出可持续发展 的 困境 ,进而也使得所谓的增量民主逐渐演变 成 了一个个历史的碎 片,最终为人遗忘殆尽。而以 “ 民主恳谈”著称 的浙江温岭 市却 在坚持党 内民主和基 层民主的互动 中,在不断扩大公众参 与的决策 中,在 强化服务 型 政府 的建设 中,持 续地 开展着基层 治理创新活动 ,产 生 了一系列民主 “ 新成果”。其 中,就有 “ 民主恳谈”、 “ 党 内恳谈”、 “ 工资集体协商恳谈”、 “ 预算参与式恳谈” 等耳 熟能详 的增量 民主发展经验。温岭市的经验对于当前走 出增量 民主发展的困境具
认为 “ 民主 恳谈 ” 的发生 带有 很 大 的偶 然 性 ,无 可
复制 。但 是我 们认 为 ,如果 没有 当时特 定 的政治 经
济环 境 和 民意基 础 ,甚 至 连这 种偶 然性 都不 可能 发 生。 换言之 , “ 民主恳谈 ” 发生的背后一定有其必然性 。 这 个必 然性 就 是压 抑 已久 的公众 参 与热情 倒逼 下 的
改革 开放 3 0多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 ,取得 了举世 瞩 目的成就 ,政治生活方面也发生 了巨大 的变 化 。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 ,公 众的民主要求也 随
得 的政治 经济成果 的基础上 ,逐渐增加民主的存量 ,
甘肃省大数据推动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甘肃省大数据推动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任怀玉(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民族宗教教研部,甘肃兰州730030)摘要:大数据在推动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甘肃省大数据推动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存在六方面的问题,一是统筹规划与管理机构缺失,二是统一的社会综合治理大数据平台系统空缺,三是大数据治理的信息储存、传输、共享与安保问题突出,四是大数据治理创新的资金投入不足且使用分散,五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数据治理格局尚待形成,六是大数据治理的领域扩张与应用开发滞后且建设模式不明,从上述六方面入手解决问题,是优化政府社会治理体系和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30(2021)01-0052-06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肃省在大数据推进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大数据推进甘肃省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对于推动甘肃省大数据战略和社会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纵观当前学术研究,有关政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文献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制度机制角度论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含义与途径。
如黄奇帆指出,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政府组织结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贺俊春指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强大利益代表优势,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和吸纳精英的能力,发挥特色协商制度优势,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维护稳定的能力[2]。
党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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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论文(定稿打印)

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欠发达地区城乡统筹发展路径研究姓名:许鸿义导师:施同兵(副教授)专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年级:2008级班别:江苏分院徐州教学班摘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七届三中全会、2010年中央1号文件又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城乡统筹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特定条件下的对象进行研究,梳理出影响因素和存在的共性问题,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剖析,寻找解决的方案,提出实施路径,解决现实问题。
本文以江苏省欠发达地区宿迁市为案例,以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认真剖析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特点和困难,努力探讨其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律和实现路径,寻求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变,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文关于欠发达地区如何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域。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述评和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相关理论。
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现实背景、重大意义。
第三部分对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四部分,以宿迁市为例,详细列举宿迁市城乡统筹发展状况。
现实基础、具体实践、主要成效、存在困难和原因分析、以及宿迁实践对同质地区的发展启示。
第五部分,结合第三部分的分析和第四部分案例的研究,寻求推动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11月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Soc Sci) Nov.2023 收稿日期:2023-05-27 作者简介:赵娟娟(1992-)女,讲师,法学博士㊂主要从事政党政治研究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西方民主模式的治理效能比较研究(22CZZ008)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赵娟娟(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政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导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㊂近代中国面临的主权不独立㊁政权分割以及政治组织的缺失不仅是晚清帝国的危机遗产,也赋予了中国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㊂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政党权威㊁有效的社会化动员以及为处于混乱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提供的制度供给,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失败和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承担起了主导与实现国家建设与政治建制的使命,并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㊂在现代国家得以建立有效政权的基础上,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㊁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法治体系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统一的价值体系等战略框架,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㊂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建构;实践优势;战略框架中图分类号:D23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23)11-0030-05On the Pres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ZHAO Juan -juan(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is the leading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state,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of China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The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ty,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crisis legacy of the late Qing Empire,but also endow China with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led by political parties.Limi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effectiv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chaos brought by the revolution,the CPC has assumed the mission of leading and realizing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failure and social division,and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na⁃tional legitimacy.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political power in modern countries,building a national ruling system with political parties as the main axis,a rule of legal system with continuous rationalization of state power,and a value system tha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CPC to carry out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the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tate building;practical advantage;strategic framework 政党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作为西方社会的 内生物”在制度体系内 合法”生成的㊂基于国家已于政党之前存在,西方政党因此就没有国家建构的任务与使命㊂但在众多后发国家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建构,政党在后发展国家建构中扮演着核心能动者的角色㊂如若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国家的触角将难以伸及领土的各个角落,也就很容易发生国家分裂与民族冲突,激烈的权力之争最终会迫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难以承受现有的矛盾而导致政治的碎片化㊂为此,一党制不仅带来了政党执政下的国家权威,而且保证了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㊂与西方国家将政党视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承担着重要使命㊂同时,强有力的政党在传统国家的失败和社会的崩塌之后,承担了主导与实现国家建设与政治建制的使命,并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作为国家建构的主体在国家形成后规范着国家结构与政治秩序,以一种 非国家公权”的组织和社会政治角色合法地进入国家㊂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国家与社会组织起来,重建了政治价值,稳定了社会秩序㊂一、中国由政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合理性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㊂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晚清统治权威的弱化在客观上为现代政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创造了必要条件[1]㊂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提出的,是在外来的压迫与传统国家和官僚体系的解体与崩溃下,软弱的社会力量无法通过移植和模仿西式政党制度与议会民主实现救亡图存而构建的政治思想,并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身上得以阐释㊂政党产生于危机之中,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来源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㊂20世纪中后期,中国被迫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㊂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能够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开始学习和移植西方的器物㊁制度和思想㊂即使中国有着政治一体化的传统[2],但依旧难以抵抗现代化带来的现实性问题,而使中国遭遇着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㊂面临前所未有的 国家主权不独立”㊁ 政权分割”和 政治组织缺失”的国家危机,且这些危机同时发生而无法从建立在有持久生命力的儒家世俗伦理观念的传统帝制中发掘和借鉴解决危机的本土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中国(晚清)已经无法再通过一种 闭关锁国的政策”来重塑昔日的辉煌㊂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作为晚清帝国的危机遗产,为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提供了历史合理性㊂(一)帝国危机遗产:主权的不独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年代,基于自上而下严密的官僚系统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使历史中国达成了一种政治一体化和政治超稳定的状态,从而维系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㊂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启现代化的时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和殖民的时候[3],当古老的中国与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发生碰撞时, 天下体系”的中华帝国古典国家形态已经发生变化 旧的中华帝国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中国的一些附属国,例如暹罗(泰国)㊁高丽(朝鲜)㊁缅甸㊁琉球等,都与中国结束了宗藩关系,或自立为帝,或成为了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殖民扩张的外来挑战者也不再是古代中国时期的边陲夷狄,而是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㊂随着西方经过工业㊁科技和政治革命,不断向外扩张并建立资本主义体系,与过去尊重中国礼仪㊁接纳汉学的姿态截然不同,殖民者们开始桀骜自居,不再尊重和承认中国的文明中心位置,而是把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法规和外交惯例强加给中国,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开始出现主权危机㊂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土地达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通商口岸的开放㊁关税自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获得,使中国逐渐沦为 两半”社会㊂中国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研究㊁宣传和实践西方的政党政治来实现救亡图存,政党因此在中国产生了㊂但 西方学说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受到动摇后的替代品”,其与中国国情与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中国推动政党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 削弱大一统官僚机构的组织基础”[4],加剧了社会的分散化状态㊂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从 政党政治”向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的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说, 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5]㊂作为承担重建现代国家重任的现代化力量,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㊂(二)民国政治权威危机:政权分割下的地方主义政治历史中国的政治体系虽然具有严密的中央集权传统,但事实上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6], 皇权不下县”㊁ 县官治县㊁乡绅治乡”的权力格局使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渗入乡土社会,官僚中国治理实际上是 无根的统治”[7]㊂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清王朝权威跌落,政权岌岌可危,社会的分散化状态日益加剧,加之于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国家权威下移,军阀割据一方,内部派系林立㊂因此,民国时代的现代国家成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权的分割问题㊂实际上,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即使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也未能弥合南北方的对立;政治强人袁世凯在夺取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后,虽然争得了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但表面上统一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情势却埋下了军阀主义全面割据的祸根㊂袁世凯去世后,掌控中央政局的北洋集团彻底分裂,直㊁奉㊁皖等各大军阀派系陷入混战,这是国家政权的内部分割㊂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政权内部分割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体系缺乏能够支撑帝国体系转型的阶级力量,缺少一个拥有全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或者 国家”,故难以弥合日益激烈的权力之争,从而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无法承受现有的矛盾而使政治碎片化日益严重㊂各地的军阀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控制着所在地区的各种权力,国家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的状态㊂而且国家政权内部分割的军事集团被外国势力所操纵,因而使得中国缺乏一个社会整合的中心,使社会整合无论是载体还是能量都面临着严重的缺失与不足㊂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需要集合一种超越于军阀武力之上的新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国家走向统一和团结,结束四分五裂的状况,这一力量就是政党㊂因此,中国社会对政党的内在需要为政党的出现以及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内在依据㊂(三)主导性力量缺乏:政治组织的缺失通过上述对近代中国国家危机在 主权不独立”和 政权分割”的分析中发现,近代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已不仅仅是政治资格的丧失,更表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组织和主导性力量的缺失,即缺乏一个核心且具有领导力的政治组织的存在以促进社会整合㊂正如亨廷顿所说,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8],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填补国家的权力与权威真空㊂因此,这个政治组织不仅是能够作为体现公共意13 第11期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志的现代性政权组织的存在,还能够作为国家建构的主导性力量或国家权威一般的存在㊂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中, 治乡”的乡绅是碎片化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但其与混战中的军阀结盟使基层传统社会趋于解体㊂此外,无论是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在政治上无发言权的新兴工商业者,都极力倡导变革㊂即使在政党组织之间,也难以挣脱 朋党政治㊁集权和崇尚权威思想的羁绊”[9],从而蜕变为政治官僚组织㊂因此,在人心涣散的碎片化社会中,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建构的社会阶层㊂即便是萌生的政党组织,也要么蜕变为官僚组织,要么不能代表民众利益的诉求㊂要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列宁式组织严密的现代政党不仅能够代表民众利益诉求,而且具有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㊁从 横向”上融合社会群体㊁从 纵向”上同化社会和经济阶级的功能㊂如何整合分割的政权?如何让中国人凝聚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孙中山给出了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答案㊂这个答案源于当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背景㊂晚清时期国家主权的丧失㊁军阀林立下的政权分割以及主导性力量的缺乏促使近代中国陷入全面危机㊂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思想就是在晚清帝制覆灭㊁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下产生的㊂在当时四分五裂且缺乏政治共识的旧中国,少数具有政治意识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整合歧见和掌控国家权力,这不仅是革命形势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㊂二㊁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政党作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与转型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国民党就奉行了由政党建立国家与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㊂ 把党放在国上”是孙中山放弃西方政党政治转而模仿俄国革命者建国的思想核心㊂建国是治国的前提,而要将党建在国上不仅需要确立建构足以建国的超级政党的架构和组织原则,还要建立起运用政党力量动员社会的政治运作机制[10]㊂但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大陆时期,在名义上是个全国性政权,但真正实行有效控制人口不及全国人口的一半,主要是东南地区,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政权㊂并且,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权仅仅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上层框架,也没有将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代表党组织的意志和政策灌注到政党组织内部和社会的最底层,政权对基层的渗透力极弱,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民党政权仅仅是弱势的城市政权,不仅没有真正发挥政党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更没有实现其所追求的由政党治理国家的目标㊂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并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权力体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优势以及其作为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说服力㊂如果说政党主导中国国家建构是中国 政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之路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度建设则是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㊂(一)结构性因素:革命带来的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以群众利益的代表身份在中国人民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提供了进行抗争的政治性组织㊂作为一个 社会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靠选票 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 运作”国家的资格,而是靠革命手段 缔造”了国家,于是成为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11],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㊂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 地下活动”,并受到持续的扼杀和消灭,因为没有获得进入政治体系中的 合法”身份,所以几乎没有对当时的政权体系施加制度化影响的渠道和机会,也难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支持和资源供给㊂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政治体制内依靠既存的机制开展政治动员来增强政党权威,而必须从体制外谋求社会改造以推动政治发展㊂ 革命”是在主权不独立和政权分割问题之下最好的获得政党权威的手段, 这种革命性的动员不仅是解决共产党资源匮乏的手段,更是满足了当时民众利益诉求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唯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做主人㊂”[1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扩充自己的组织容量,实现对社会的深度整合㊂与国民党将 统一”放在首位,因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作了妥协,并暂缓国内社会整合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最终加剧了国内社会的分裂有所不同,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代表劳动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凝聚的是普通劳动阶级的力量,其以国民党执政时期 边缘政党”的身份,依照建党纲领并通过较小和较易的方式实现纲领而获得了更多基层民众的支持㊂这个过程不仅是共产党向基层社会的深入而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权威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带来了对政党的认同性,这种认同又增强了政党的权威㊂另一方面,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先进的观念贯彻到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中去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发展倾向,对于长期面临无法解决的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时代提供的最好选择㊂”[1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㊁落后的 两半”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政权和族权问题㊂这种观念形态所产生的物质性力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权威形成的重要元素㊂(二)制度化因素:政党的制度供给从外部层面来看,革命及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政党权威;从内部层面而言,政党作为社会的整合器,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状态,这种制度化不仅表现为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㊂对近代的中国来讲,基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政治意识的提高所带来的急剧扩大的政治参与,最终造成的还是民族混乱与政权的分割㊂那么就需要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来减少因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㊂政党制度作为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将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纳入到党的运行机制中,并实现了政党制度的有效运作㊂一方面,从政党本身的制度化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严密的组织架构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㊂共产党在当时由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制度框架中难以形成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使其难以 合法”地嵌入当时的政治体系,建立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政治机构㊂作为列宁主义式的先锋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础有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坚持民23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主集中制,广泛吸纳共产党党员,使共产党从严格挑选具有极高革命觉悟成员的集团转变为能赢得更多人支持并积极发展外围组织的政治组织㊂另一方面,政党从纲领和理念层面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㊂从政党力量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很难将推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变为政治生活的现实,但政党组织的运作不可能脱离国家制度体系的规制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总结革命的规律,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从而为革命的成功与国家㊁政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南㊂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的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14]㊂(三)主体性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动员”对于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㊂就政治生活的现实而言,中央权威的下移与社会力量的分散化使社会整合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动员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㊂而政党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政治组织,为近代中国社会动员提供了组织载体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通过将民族主义的要素楔入政党中去,以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资源以解决民族所面临的危难”[15]㊂ 三座大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为取得民族国家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来凸显民族解放的伟大意义㊂但 民族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追求,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社会动员的工具或手段㊂ 在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把农民动员到他们自己的一边”[16]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党的动员功能,重构了失败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碎片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㊂如汤森所言, 对中共精英所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者行政管理,而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17],最终革命胜利的到来以及现代中国的伟大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进行社会动员的意义所在㊂三、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框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概念与实践开始,中国政党从放弃英美政党政治模式到选择苏俄经验,中国政治和社会经历了遗弃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政治共识的历史时期,甚至清末王朝遏制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㊁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依旧引致了全国性危机的加深,使中国政党在国家失败与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承担起了建构现代国家的重任㊂可以说,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理论的重要元素,由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实践理性源自于近代以来历史主体的无能㊁政党的本体化意义及其救亡策略和逐渐形成的政治话语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㊁土地革命战争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实现了从争夺革命领导权到建立国家中的最高政治权威的转变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意义的大胜利[18],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奠定了基础㊂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的边缘性政党向建设年代的核心性政党的重大转变,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又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㊂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说,建立新中国是实现国家建构的第一步,进行政治和社会建设是不断更新的国家发展课题㊂因此,现代国家得以建构和发展要在建立独立国家和有效政权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战略框架,以凸显执政党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意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㊂(一)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中国政党产生于帝国危机时期,从借鉴英美的政党政治模式到转而寻求苏俄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 政党中心主义”的制度变迁之路㊂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逐步掌控国家权力的过程,因此,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的根本方式㊂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驾驭整个国家机器的领导力来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又必须在执政过程中以领导人民运行国家政权的具体执行者来体现出政党的国家性㊂党在整合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基于领导地位所形成的权力体系与党执政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处理,直接关系党对国家的整合与治理㊂就党和社会的关系而言,党对国家的领导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所依据的是党对国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领导的逻辑㊂党对国家的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和体制资源,例如央地关系和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㊂党对社会的领导除了通过国家这一介质外,其所建立的系统的组织网络同样组织和领导着社会组织,如党员和党员干部在社会组织中的分布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等㊂对于党全面领导国家㊁国家全面主导社会㊁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领导社会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形态㊂此外,人民大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其赋予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领导力量,从而使作为体制外力量的党,虽然不是国家制度内的权力实体,却依旧能够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㊂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而言,对于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涉及到了政党㊁国家㊁社会以及人民大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结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运行的整个体系的相互衔接㊂(二)建设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法治体系中国国家建设始终贯穿了一个课题就是权威性与民主性的关系,即国家权力的问题㊂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㊂就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主导者地位而言,中国政党政治从孙中山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㊁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到由国民党㊁共产党㊁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其实也是政党权力向执政党权力的演变过程㊂当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权威性,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33 第11期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
政治新常态下党代会常任制的价值及推进路径

然 要求有 专 门 的组 织 机 构举 、 服务 、 组织 以及 党代 会 召 集 等 事 宜 , 这 是 常 任
制 的组织 保 障 。 党 代 会 常任 制 是 一个 中 国特 色 的概 念 , 它 是 中 共 对马 克思 主 义党 代 会 理 论 的 一 大 创新 。马克 思 、
党 代会 常 任 制 是 与 非 常 任 相 对 应 , 其 核 心 词 “ 常任 ”, 也 就 是 党 代 会 的作 用 不 再 时有 时无 , 若 隐 若现 , 而是 要通 过一 整 套 基 本 制 度设 计 使 党 代 会 的 主要 构成要 素 , 包 括代 表 大会 会 议 、 党代表 、 党 代 会 组 织 机构 、 工作 机制 始终 起作 用 , 从 而真 正体 现党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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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政治学与 法学研究
中 共南京市委党 校学报
2 0 1 5 年第5 期
都 改作 常 任 制 , 多 少 类 似 各 级 人 民代 表 大 会 那 样 。
这 三级 代 表 大 会 一 律 每 年 开会 一 次 。 ” 党 的 重 要 决
革 。结合 习近 平 “ 四个全 面 ” 战 略布 局 , 政 治新 常态
主要 可 以理解 为 : 在政 治发 展理念 上 , 推进 人 民主体 的社 会 主义 民主建 设 , 在 政 治发展 路径 上 , 通过 全面
策 都要 在每 年 的党 代 会 上讨 论 , 党 的各 级 委 员会 向 同级党 代会 报告 工作 , 答 复 它 的询 问 , 从而 使代 表 大 会 可 以成 为 党 最 高决 策 机 关 和 最 高 监 督 机 关 。 同 时, 由于每 年进行 党 代 表 选 举 会 牵 涉 到 相 当 大 的精 力, 耗 费高 额 的成本 , 现 实意 义不 大 。 中共 又创 造性 地 提 出 了党代会 每 年 召 开 , 但 为 了减 少 年会 制 造成 每 年选 举 代 表 的负 担 , 改 为只有换届才改 选代表 。 可 惜 的是 , 此 后 由于 指 导 思 想 越 来 越 “ 左” 的影 响 , 常 任制 的 实践探 索 没有 持 续 下 去 。然 而 , 党 代会 常
困境与路径_党员退出机制的政治生态学分析_曹峰旗

困境与路径:党员退出机制的政治生态学分析曹峰旗1,柴瑞2(1.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315100;2.南通大学,江苏南通226019)摘要:党员退出机制是政党生态系统的必要构成部分,有着生态平衡、生态净化、生态效能的意义。
目前党员退出机制遭遇到政党文化抑制、利益吸引、组织自我扩张与社会氛围压力的困境。
被动与主动并重、高进与低出结合、内严外宽互补、由非常态性走向制度化应该成为党员退出机制的建设与创新应有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党员;退出机制;政治生态学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4)01-0029-05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这一数字比2007年底的7415.3万增加了1097.4万,年均增加219.48万人,2007年底比上一年增加177.8万,2013年比上一年增加252.5万人,增幅呈上升趋势。
依照现有速度,可以预见到2020年底全国党员人数至少可以达到1.025亿人。
庞大的规模与正在增长的趋势对党组织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如何认识与完善党员的退出机制显得越来越重要与迫切。
本文借助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旨在提供党员退出机制的另一种认识视角。
政治生态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方法论,是借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与规律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在政治生态学的视野中,政治生态由不同的有机生命系统构成,各个生命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系统之间进行能量与信息的传输,在互动中实现本系统的功能与目标,在追寻本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本系统的优化与升级。
一、党员退出机制的政治生态价值其一,党员退出机制的生态平衡意义。
在政治生态学的视野里,生态平衡是绝对的法则。
生态平衡在宏观层次上可以被视为系统要素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相互适应、协调和稳定的状态,在微观层次上可以看作政治系统有机体本身吐故纳新的自我调节、增强组织活力与生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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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12-05作者简介:李睿(1982-),女(土家族),重庆石柱人,政治学理论专业2005级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政治研究;崔山磊(1983-),男,河南新乡人,政治学理论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政治研究。
党代会常任制:问题与出路)))坚持用邓小平党代会常任制思想指导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李 睿,崔山磊(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南充637002)摘要:党代会常任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生命的重要途径。
十六大以后,各地都加大了对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显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当前推行的党代会常任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邓小平党代会常任制思想角度提出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邓小平;党代会常任制;问题;出路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7)08-0048-03党代会常任制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的简称,也叫代表常任制,即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它所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与其资格同时存在,任期同委员会的换届和代表换届同期进行。
为了探索党执政以后的领导模式,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
而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0,/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
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0。
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正在积极展开。
如何进一步做好试点工作,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遵循邓小平同志在八大提出的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一些重要观点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
因此,以邓小平党代会常任制思想来探析当前正在探索的党代会常任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重大意义首先,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能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定开得少。
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缺点。
0/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
0112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最根本的制度,它是否健全,对于党内民主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决定党内重大事务,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和根本保证。
党代表如果不实行常任制,五年开一次会,大会以后党的代表没有任何权力和义务。
这样,党的代表的权力只存在于开会的几天,党章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徒有虚名。
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防止权力向少数人集中。
其次,通过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来加强党内监督。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
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
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0112。
如果不实行常任制,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就会造成最高权力机关的/一次性0与委员会的连续性的脱节,党的代表大会无法对它所选举产生的、常任的委员会机关进行监督。
二、近年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重大意义,中央从1988年开始先后组织在5个省的12个市县区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
党的十六大更明确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并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
0根据中央的精神,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是,试点工作也使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解决。
(一)党代表产生的问题从现实来看,在党代表产生上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第一,党代表的构成。
现行的市、县和乡镇党代表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同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二是不属上述委员会成员的同级党政部门、群众团体、党政领导班子和乡镇党委主要负责人;三是各条战线的优秀党员代表(包括先进模范人物、专业技术人员和致富能人)。
第一、二部分都是领导干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70%,第三部分约占48第8期 NO.8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Y i b i n Un i versit y August .200730%122。
这种比例结构更多地是从工作权威上来进行选择的,它对于保证上级党委的指示起着组织保障,但这种状况是极不适宜的,不利于党代表资格的专业化。
第二,党代表素质。
党代会常任制是要求代表参政议政的,而且是议大事、管大事,这必然要求党代表要有一般党员的标准,还要实实在在地具有较强的议事能力、决策能力和良好的民主政治意识。
但从现实来看,相当一部分党代表缺乏这样的能力,对自身民主素质要求淡薄,缺乏竞争性。
第三,党代表产生方式。
目前,党代表的产生大多采取支部推荐、大会选举和组织认定的方式,缺乏竞争性。
党代表身份模糊,突出表现在领导干部和党代表身份的混合,党员的作用与党代表作用的模糊。
相对于一般党员而言,县乡领导干部党代表对监督、履职满意度高于一般党代表,原因就在于,党代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不清楚,这也从根源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党员和党代表权力落实较差的问题。
而且以往在重大问题上主要是讲组织意图,党员的意愿讲得不够。
(二)党代会常任制制度问题目前,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缺乏党内统一的理论定位和权威的制度支持。
这就使得各地在具体实施中,对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视程度、制度安排、领导机制、操作程序以及党代会发挥作用的大小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有的地方目标定位明确,将其纳入党组织的中心任务,能够从完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出发,把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注重整体推进;有的地方注重发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功能,将其定位于党委的/参谋0和/耳目0132;也有的地方经过一段试行觉得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还给党委带来了一些没必要的麻烦,所以对这项工作就不积极、不主动。
基层已经到了往前迈一步,就会撞红灯,但停止不前又无路可退的困境。
试点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代表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0可依。
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只是囿于党内已经形成的权力结构,没有体现出对党的领导体制的根本改革的要求。
(三)党代会常任制常设机构问题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否应当设立常务机构,既是实践中感到困惑的一个难点,也是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理论构架上的一个关键点。
目前,试行常任制的各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几乎都没有选举常务机构,只是在市、县、区委组织部中,设有联络机构,由组织处(组织科)承担日常的具体事务。
与党代会常任制设计意图相比,党联办无论是从职责上还是从机构上都无法承担起常任的重担。
党代表联络办公室,负责在闭会期间联络党代表,收集其意见和建议,负责把提案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党委,并且予以答复,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不能满足党代会常任制的常任需要。
目前大多的党联办挂靠在组织部。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党联办并不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而是组织部门的一个科级部门,大多数党联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基本上都只有1名专职人员,而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重,精力牵扯多,因此很多党联办更多的是联络性的服务机构,难于承担决策和监督的职能。
而乡镇一级更是如此。
常任制工作对增强党内民主,增加凝聚力有一定的益处,但也存在走过场、教条主义严重的现象,很多制度没有实行,既浪费人力,又浪费了财力。
此外,其关键在于党联办承担不了常任的工作需要,无法实现组织上的保障,制度执行力不够。
换句话说,党联办的非常任与党代表的常任是不对称的,党代会常任,除了党代表常任以外,还应解决党代会闭会期间的常任执行机构。
从常任制运行的领导者、组织者、推行者来说,都来自同一个主体,缺乏权威性和合理性,而组织部的相关的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职能也并未发生新的变化,充其量不过是又多了项任务,导致/新瓶装旧酒0的现象,因此,机构不对称,是常任的难点122。
(四)党代会常任制运行成本问题民主是需要成本付出的,党代会常任制一下子把成本提上了日程,相对于市、县因为有财政拨款不同,乡镇一级常任制则感到负担重,压力大。
但无论是市、县还是乡镇党代表包括一般的工作人员对经费支出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认知,只知道开会、视察和信息通报都需要有成本的付出。
尽管一个好提案,创造出的价值远远高于一次党代会成本支出,但目前一些乡镇并不想实施。
这不是因为常任制不好,而是由于经费不足。
大多数党代表对政党经费的来源、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都缺乏知情,也缺乏参与。
实际上无论是在市县还是在乡镇一级,对于党代会所需成本都缺乏一个准确和明白的认知,表明党代会的支出缺乏透明度,公开性不够,政党经费缺乏法治化安排,为民主低效率和腐败盛行提供了土壤。
三、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党代会常任制的思路与建议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依据一定的民主理念对不同的利益所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常任制也是如此。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法律上的表现。
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
0面对上述问题,应如何改革党代会常任制,使之进一步推行与完善?本人认为应该在认真学习和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党代会常任制思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改变党代表构成,提高党代表素质,改革与完善党代表选举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0142因此,首先要改变党代表构成。
党代表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应不高于60%;包括党内专家学者在内的普通党员所占比例应不低于40%。
其次,提高党代表素质。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取决于代表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