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均衡发展相关概念

1.城市化的含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

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

城市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2. 城乡一体化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3新农村的概念所谓"新农村"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

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小康社会"新农村"的范畴。

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息息相关。

4. 两个趋向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准确判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纠正一些认识误区，明确我国已进入到应当和能够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对于采取有力措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解决好事关全局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5.关于城乡均衡发展一、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着力改善城乡发展面貌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经济融合三、统筹城乡基础建设，全面夯实城乡发展基础四、统筹城乡社会建设，不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五、统筹城乡体制改革，深入挖掘城乡发展潜力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基础设施落后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是当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构建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基础。

.1古希腊城市蕴含的城市民主思想一、国体民主与政体民主古希腊典型民主思想，也是对民主思想中“谁的民主”、“什么人的民主”的完整阐述。

古希腊城邦小型民主中民主形式的不发达和民主更多地倾向于直接民主，就使强调“什么人的民主”这种思想视角更为现实和重要。

二、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民民主古希腊的经典民主思想在强调民主是一种统治形式的同时，就已蕴含着普遍的社会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这样描述过当时流行的认识：“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体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

〔4〕从自由是民主的精髓这一层面来看，民主意味着公民享有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每个人的价值都得到承认和尊重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打上出身、财富或地位等特权烙印的社会。

古希腊的自由式民主思想为当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奠定了思想渊源。

三、哲理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古希腊民主思想中统治形式与自由平等观念的双重内涵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风雨锤炼之后，得以广为传播与强化。

哲理性民主也即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它注重每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倾向于一种社会理想追求。

在学理观念上表现为要求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充分的自由权利，反对世袭的、专横的等级差别，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价值，要求建立充分开放和自由公正的参与渠道，并追求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古希腊的自由式民主思想为当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奠定了思想渊源。

古希腊民主思想中统治形式与自由平等观念的双重内涵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风雨锤炼之后，得以广为传播与强化。

四、政治形态的民主与社会形态的民主在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城市共和国民主政体更多地采取近似直接民主形式的操作机制，在民族国家相对大型的政治共同体中，民主政体更多地采取间接代议形式的操作机制。

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政治形态的民主，即指这种代议制民主形式。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一、“城中村”的成因“城中村”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由以下矛盾造成：一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

时至今日，在对待农民的根本制度上，仍没有改变城乡户籍、城乡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

二是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

城市功能的扩张，使农村土地大幅升值，给当地农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饱受福利浸润的社区农民不轻易放弃已有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不愿意迁离本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政府安抚政策不到位、不落实，部分“城中村”农民集体抵抗政府改造行为。

三是人口增多与土地减少的国情性矛盾。

农村人口一旦改为城市居民户口，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失去生存的基本资料。

因此，在政府未能完全保证村民能够获得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村民不愿意改变农村人口户籍，不想成为城市居民，因而“城中村”的存在有着合理的一面。

三、“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的根本发展取向是走向真正的城镇化，即从农村向城市转变、从村民向市民转变、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这种转变包括物质形态、经济结构与组织、社区结构与管理、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各个基本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变过程，需要相应的综合与全方位的物质建设、制度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

对“城中村”的改造，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如广州、深圳等地，已经开始积极地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城中村改造的技术重点，一是改善人居环境，二是实现村庄、城镇在景观与环境上的协调。

改造实施的方案基本有三种：一是整体改造（整村改造或外迁建“农民新村”、“农民公寓”），二是局部改造，三是外立面整饰。

根据各村所处的具体区位、现状及问题的严重程度、改造开发的迫切性等综合因素，采取因地制宜的技术路线。

在改造实施的行为主体与操作方式上，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村集体经济主导、非市场化的社区改造模式；二是政府主导、半市场化的旧村重建模式；三是开发商主导、市场化的综合开发模式。

强制拆迁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之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在拆迁计划的过程中,将更多地人性化,更多考虑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强制拆迁的对公民房屋进行拆迁，只能在“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前提下进行，但是对于何种拆迁行为才符合“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情形，现有法律法规却缺乏明确的界定。

在这种情形下，由人民法院组织强制拆迁，法院就可以对拆迁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进行审查，相应减少并非必要的拆迁行为，保证拆迁遵循法制的轨道依法进行。

同时，对公民房屋进行拆迁还需对被拆迁人进行经济补偿，而由人民法院组织强制拆迁，法院可以对拆迁补偿是否符合公正合理补偿原则，及拆迁纠纷是否是由违背该原则而引起进行审查，从而有利于维护作为弱势一方的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

而“违章建筑”在被最终判定为属违章建筑之前，在性质的认定上难免会出现一定的争议，如果由法院组织强制拆除，法院就可经由执行前的审查对建筑的性质予以最终确认，从而可以减少因为“误判”而造成公民权益受损情况的发生。

必须看到，政府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及作为拆除方与被拆除方，还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的一面，如果政府可以在协商不成情形下组织强制拆迁，或在对建筑性质认定存在争议情形下予以强制拆除，那就无异于是政府充当自己官司的法官，而且自己执行自己的“判决”，这样就难免会以损害利益对立方的利益为代价。

尽管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复议裁定的可以提起诉讼，但是由于“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进行”，因而其利益同样难以确获保障。

而法院是拆迁与拆除行为中的利益中立方，因而由法院组织强制拆迁或拆违，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拆迁与拆除的公正。

公民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权利能够得到维护，须以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为前提，而制约政府权力就需强化法院的权威，将政府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当中。

正因为如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余姚市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应该能够发挥判例作用，在更多的拆迁、拆违案件中得以援引；由人民法院组织强制拆迁或拆违应该成为普遍做法。

问题的根源也不难理解，就是《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宪法》修正案13条各有各的说法，当事方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

拆迁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闹剧，都让《物权法》的“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和《宪法》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成一纸空文。

我赞同《经济半小时》中有关法学专家的说法：在这场法律和法规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拍卖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势单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没有任何威力。

国务院已就修改拆迁条例展开调研城镇体系1个特大城市，指外环路以内的中心城区和六个新城（东升新城、龙泉驿新城、新青新城、温江新城、郫县新城、华阳新城）；8个中等城市，指三圈层的四市四县（崇州、邛崃、都江堰、彭州、新津、大邑、金堂、蒲江）；30个小城市就是市域范围内正在打造的30个重点镇；60个新市镇则是除重点镇和并入城市规划区的建制镇之外，从剩余的城镇中选取的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一般建制镇；600个左右农村新型社区即农民集中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