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史

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史开启我国民族保险业中华民族具有灿烂的文化，数千年前就孕育着传统保险思想。

现代商业保险源于海上贸易，清朝后期，随着英美帝国主义入侵，西方的保险制度进入中国，我国现代保险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已有200年历史。

早期的中国运输和贸易市场主要由英美等国商行把持，保险也主要由英美商人控制。

随着中国民族保险意识的逐步觉醒，民族保险业也渐渐发展起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外商在中国最早开设的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西方商品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缘起之地。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广州以鸦片贸易为主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现代保险业来分散和降低风险，于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戴维森(W·S·Davidson)在广州发起成立了广州保险会社(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谏当保安行或谏当水险行。

其股东有两家英商洋行：戴维森一颠地行(Davidson-Dent House)，即宝顺洋行和比尔—麦尼克—渣甸行(Beale-Maginie-Jardine Firm)，即怡和洋行，这是外商在中国最早开设的保险公司，也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现代商业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中国保险业缘起之时的广州口岸中国保险业缘起之时的广州口岸1835年，英国怡和洋行独自收买了谏当保安行，更名为“广州保险公司”，英国宝顺洋行则在广州新设立了友宁保险行。

同年，英国人在香港开设了“保安保险公司”(即裕仁保险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十口”。

英国保险商趁机在中国拓展保险业务，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1846年，英国保险商又开设了永福、大东亚人寿保险公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又陆续在上海设立扬子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太阳保险公司、巴勒保险公司等，从而形成了英商保险资本在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格局。

魏源的《海国图志》促中国民族保险意识觉醒魏源中国晚清思想家保险(insurance)刚进入中国时，曾被称作“燕梳”，如此诗意的名字，却反映了中国现代商业保险意识的觉醒。

应该说，中国现代保险制度的兴起以1805年谏当保安行为标志，早于保险思想的系统介绍36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保险思想和实务的著作是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中国晚清思想家，湖南邵阳隆回人。

他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将保险(Insurance)译成“担保”，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译成“船担保”，生命保险(Life Insurance)译成“命担保”，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译成“宅担保”，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译成“担保会”。

所谓的“船担保”，“舟航大洋难保沉覆。

假如船价二万元载货五万元出海，每月纳会银为会中公费。

如或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类，如仅桅折货湿，会中如数补偿；如或全船沉溺，则会中即偿其半，但必实报实验。

众力恤灾，从无推却。

”《海国图志》对于启蒙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

其后，传播西方保险思想的人物和著作不断出现，著名的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59年)、郑观应的《救时揭要》(1862年)、王韬的《弢园尺牍》(1876年)、钟天纬的《扩充商务十条》(1888年)和陈炽的《保险集资说》(1896年)等。

1859年，洪仁玕制定了一个“革故鼎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其中提出了兴办保险业的主张：“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等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年每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

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

洪仁玕把兴办保险与造轮船、修铁路、办银行、开矿等二十多项兴国大计相提并论，开创中国人倡导试办保险业之先河。

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上海“义和”和“仁济和”1865年5月30日，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

《上海新报》刊登的义和保险行开业公告指出，“爱我华商首议开义和公司保险行，保家只系写一面番字，一面唐字，规例俱有载明，并无含糊，倘若贵客有货配搭轮船，或是夹板往各口，请至本行取保，决不致误”。

义和公司保险行的成立打破了英商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

但是其规模较小，开办的险种十分有限，仅有货运保险业务。

由于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要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的保险招商局及其后的仁济和保险公司算起。

1872年受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的委派，徐学禹等人在上海主持成立了轮船招商局。

当轮船招商局向英商保险公司提出保险时，外商保险公司总是百般刁难，不提供保险或保险年费率高达10%。

李鸿章毅然提出：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唐廷枢、徐润等人筹办了中国首家船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

1875年11月4日，保险招商局在上海《申报》发表了招股告白：强调保险的好处，“物主所出不到一分之费，即能化险为夷”；发布拟招股数量，即保险资本金为15万两白银。

保险招商局于1875年12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开创了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的先河，华商投保积极，保险业务发展迅速。

保险招商局开办半年后，1876年6月，唐廷枢等人为了扩大资本金，提高承保能力，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仁和保险公司。

仁和保险公司只经营水险业务，承保范围仅为船舶险和货运险，溢额部分仍需向外分保，陆地上的码头、栈房以及存货等还要向外商投保，仍需支付大量的保费，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外商牵制。

1878年3月，唐廷枢等人又成立了济和保险公司，专门承保仁和的溢额部分和货物运输保险。

1886年，仁和、济和两公司合并成立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达规银100万两，承担招商局自身船只和水上运输保险业务，公司地址在今上海江西中路212号。

仁济和保险公司成为中国民族保险历史上第一家较具规模的保险公司。

“中国不能没有唐廷枢”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奠基人唐廷枢”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奠基人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创办者唐廷枢(1832—1892年)，字景星，广东珠海人，幼年接受了传统的英国式教育，早年在香港任翻译，从1863年开始到1872年，就职于英国在怡和洋行，被称为“中国近代买办第一人”，他第一次涉足保险，将资金附股于怡和控股的谏当保险行，获得了经营保险的经验。

1873年当李鸿章力邀他主持轮船招商局时，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高职厚薪，携资进入，成立中国第一个保险公司，与洋人抗衡，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由一个买办转型为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

唐廷枢不仅创办了保险公司，他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钻探出第一个油井、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开办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编纂了中国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唐廷枢对中国近代经济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鸿章甚至说过：“中国可以没有我李鸿章，但不能没有唐廷枢。

”二十世纪以来的发展概况1907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保险法规《保险业章程草案》上报清朝政府，可惜并未批准实施。

1909年、1911年又在国外专家的协助下先后拟定《海船法草案》和《商律草案》，但都未颁行。

综观清末时期拟订的保险法草案，对于保险法规以及涉及到的商法、海法两大法系都进行了制定法规的探索，而且内容比较周全。

这些保险法规虽未颁行实施，但对于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并对民国成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的保险法规的制定，起了借鉴和依据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保险业又一次获得了发展。

从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华商保险公司有39家。

其中于1912年设立的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了外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向社会大力宣传人寿保险的作用与好处，为维护民族权益而励精图治，培训业务干部，业务迅速发展，经营效益显著。

到1931年，他已成为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保险公司。

1926年以后，中国保险业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中国的银行业相继投资于保险业。

从1926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金融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投入保险业，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注意培养专业人才，拓展险种，发展经纪人，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争取工商业的保险业务。

民族保险业有了迅速发展，与1914年相比，公司家数增加了2倍多，资本金额增加5倍多，呈现一片新的景象。

保险机构也从上海等地延伸到其他口岸和内地商埠，保险业务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民族保险公司开始走向联合经营管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曾聘请法国顾问拟订了“保险契约法草案”共4章109条。

1917年北洋政府拟订了《保险业法案》，后因北洋政府解散，上述法案均未公布。

1928年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制定了《保险条例》（草案），共9章29条。

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保险法》，内分总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3章计82条。

1937年修正后的《保险法》、《保险业法》和《保险业法施行法》颁布实施。

1935年颁布《简易人寿保险法》和《简易人寿保险章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上述法规除《简易人寿保险法》和《简易人寿保险章程》外，均未能付诸实施。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维护中国民族的权益，试图冲破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保险立法的某些条款中，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领土上的经营范围和特权。

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执政当局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和它本身的软弱性，就决定了有关限制外商权益的立法，必然会遭到它们的干扰和反对，而不可能获得施行。

1932年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成立。

1935年中国保险学会成立。

1935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险年鉴》（1936年以后改为《中国保险年鉴》）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