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

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

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

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

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

“《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

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

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

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

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

“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

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

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

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

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

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

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

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

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

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

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

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

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

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

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

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

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

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

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

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

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

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

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

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

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

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

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

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