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模仿说差异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摹仿说差异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研究文艺起源、解释文艺与现实世界关系，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学说。

“摹仿说”两大奠基人——古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其在认识论中存在不同的解读。

“摹仿说”是最古老的艺术学说，主要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与摹仿或者展现现实世界的事物。

柏拉图认为理式是神的创造，这个精神的理式世界创造了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是摹仿理念世界而来，是理念世界的“影子”。

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

因此认为摹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且还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了柏拉图的“摹仿说”，但更多的是对柏拉图的批判。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更全面、更准确，符合现实主义的特点。

他认为艺术是对于实物的摹仿，但因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种类的艺术。

他还认为摹仿是人的本性，摹仿的艺术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求知”。

如果把希腊的文艺概貌比作群峰竞秀的景观，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无疑代表着突兀的双峰。

他们虽然是师徒关系，但在“摹仿说”方面他们存在很大的不同。

亚里土多德的“摹仿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老师柏拉图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他们关于“摹仿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第一，“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

他认为理式是神的创造，这个精神的理式创造了现实世界。

他以理式否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现实世界是以理式世界为蓝本的，只有“理式”才是真实的存在。

人们要获得只是认识真理，不许经过感觉，只需对理式的“领悟”。

在他看来，
“理式”是世界的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

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三种床为例阐述自己得观点。

他认为，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床之所以为床”的床的“理式”；第二种是木匠依床的理式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种是画家依木匠造出的个别的床画出来的床。

木匠所造之床依存于床之为床的“理式”，而画中床则摹仿了木匠所造之床。

和柏拉图以“理式”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

“除第一实体之外，任何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第一实体，或者是存在于第一实体里面，因而如果没有第一实体存在，那就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离开具体存在的所谓“理式”，他强调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必然也是真实的。

他把文艺摹仿的对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换言之，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第二，艺术摹仿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上帝是一切自然界运动的原动力，包括艺术创造。

柏拉图认为摹仿的诗人对所摹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艺术才能，而是要靠神来给予启示和“灵感”。

在《伊安篇》中，他用磁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

“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

因此，诗歌的最终创作者并不是诗人，而是神，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

依柏拉图之见，诗人写诗依靠的是灵感，即诗神的迷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其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

另外，他还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是对理念世界的直接摹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和真理隔了三层”的摹仿。

在这里，柏拉图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神，贬低人的力量。

然而，亚里士多德很重视人的智慧与能量。

他认为摹仿是人的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摹仿。

创作诗歌的才能来自于人本身，而且这种才能是天生的。

他很重视艺术主体的作用，指出艺术模仿者现实生活中的人，艺术的目的是反映现实生活，这突破了艺术模仿自然的传统观点。

他强调艺术主体的能动作用，艺术创造取决于创造者，而不是创造对象。

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是
他推崇的方法，但艺术主体的作用不在于忠实地临摹对象，而在于创造艺术形象，通过特殊的具体事物表现本质，艺术形象比现实生活更具普遍性。

摹仿也不像柏拉图说的那样都是低劣的，而是有高尚的也有低劣的。

但是尽管有些作品是模仿低劣的行动，如喜剧，它却同样能给人带来快感，“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

第三，柏拉图认为诗人、悲喜剧作家只能摹仿事物的“外形”和“影像”，只触及灵魂中的低下部分, 与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 无补于城邦治理和公民道德, 败坏社会风气。

甚至认为那些摹仿会毁掉人的理性，甚至毁灭一个城邦。

因此，“摹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

因而，摹仿的作品是低劣的，迎合了群众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迎合非理性必要扼杀理性，使人陷入动物性的自然冲动之中。

比如说：理性的人遇到不幸，理应克制和镇静，但是悲剧却让人物嚎啕大哭，捶胸顿足。

这样即便是有修养的人也那面受到感染，所以艺术作品对于人的心灵是一种毒素。

与柏拉图截然相反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持肯定态度，认为艺术可以“教育”人，“净化”人的心灵。

“净化”指通过艺术，让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而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

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作品是包含大量知识的，文艺摹仿也是具有创造性。

他认为知识分三类，其中第三类是创造性知识，包括诗学和修辞学等。

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 就是真实存在, 诗摹仿人的活动, 也就是在创造艺术真实。

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 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 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持肯定态度，更重视人的因素，另外，艺术还可以激发人求知，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因此应该加以发扬。

柏拉图实际上承认艺术摹仿是“虚构”，并有“传达情感”的特点，这既是对“摹仿”这一概念内涵的拓展，也是对艺术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

这也是柏拉图摹仿说的重要价值。

亚里士多德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前进的，他的摹仿说是对柏拉图摹仿说的一种扬弃和发展。

他并没有沿袭柏拉图的思路，更多是在老师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另辟蹊径，对“摹仿说”做了经验主义的解释。

提出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 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 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

千百年来，人们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宣言，对于他的不惧成见，敢于挑战权威的铮铮傲骨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这种治学精神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和学习。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在“摹仿说”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屹立于文学理论史的两座高峰，而不是两股想冲撞的巨大的洪流。

他们都是古希腊文艺理论大师，他们的文艺理论有互补性。

他们的“摹仿说”各有各的特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摹仿说”而得到不同的结论，而这些角度与结论都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文艺思想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对西方思想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对后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