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发展的契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发展的契机一种建立在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为构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风险正在大大增加，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压力也在加大，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迅速向保护主义这一对自由贸易政策有着巨大冲击的方向转变。

从历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演化历程分析，经济最困难时期也正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且一个普遍的发展路径是，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都不外乎科技创新革命引致的新兴产业革命启动。

这些都必将使得支撑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出现重大变化。

在21世纪的上半叶，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

对于全球化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欧美为主的经济体如何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进行的一次影响全球的新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来说，30多年的改革战略取得的伟大成就重塑了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制度、产业和市场追赶力量，欧美的成功并非注定。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不会缺席百年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的发展契机在这场关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竞赛中，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握有较大的领先优势。

一向重视全球趋势变迁的美国尽管面临资金与资源投入的相对约束，但美国不可能大幅削减对前瞻性技术研发的投入。

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新增专利比较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

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进而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

1929年至1933年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的同时，也带动欧洲从衰退泥淖中上岸。

同样，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欧日本等经济体的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顺利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同样在汽车、电子等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进而缔造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从历史经验来看，汽车和信息技术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

新能源产业尽管也有可能发育成新的产业群，但其产业链还不够长，而有可能成为此轮技术革命应用的重要载体。

可以预计，假如以上述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全球有可能在未来10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在帮助世界走出危机的同时，开启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

工业革命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影响具有决定意义。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当时中国经济的大约10%GNP来源于近代工业，也就是机器工业化生产，70%来源于传统农业，剩下20%是手工业和服务业，90%人口还处于中世纪的农村状态，只有少量的沿海城市具有少量的近代工业。

当时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阶段，以纺织和粮食加工为主，少量的机械工业如军工和造船大体上处于世界上19世纪末期水平。

所以当新中国建立伊始，就不得不决定自己的发展路径是承接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采取超越战略，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冲击。

赶超战略时代对应的是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后期，及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萌芽期，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底子还基本是洋务运动的成果。

经过30年的工业赶超，基本上完善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而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方面保持着与世界同步，多项技术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比如在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这个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中国都处于世界前列。

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

目前，中国在资本、市场及新能源方面仍然有着优势地位。

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第一的国家。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新的能源革命首先是能源勘探和开采技术革命。

目前，世界人口的增加及全球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量消耗掉的传统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铀矿等不可再生，本世纪将面临枯竭，且环境污染大、隐形成本高。

而“太阳能”是地球上最丰富、无处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太阳能光伏作为零排放、零消耗、清洁、安全的能源，具有极大的发展前途。

正因为看到光伏产业对中国能源供应、能源安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将起到非常积极的影响，国家非常重视这一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出台的“十二五”能源规划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光伏应用。

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不断降低，快速开拓市场应用，尤其是国内市场的应用，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欧、美、日弯道超车的历史经验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尚处于过渡形态，充分认识到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目前的产业革命必须抓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未能释放的潜能，粮食、钢铁、能源、基建、汽车等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以及城市化等方面建设尚处于发展状态。

这对于西方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与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先机相结合，准确判断和掌握其发展的趋势，要实现弯道超车。

回溯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就有一批新兴国家崛起，像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曾利用这次契机“弯道超车”超过了英国。

19世纪8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最先从美国开始，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到30%以上。

紧接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又在1900—1910年间深入德国的各个部门，改变了德国工业的面貌，使之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而居于世界第二位。

日本也紧随其后，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作用，美国、德国都超过了英国，世界的格局也就此改变。

美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大受益国。

南北战争后，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利用大量移民和外资进入美国的有利条件，通过发展教育、鼓励创新，及时抓住了这次产业革命的有利机遇，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39%，而美国只占15%；1913年英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的14%，而美国却占36%，1913年美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份额的总和。

通过第二次产业革命，德国不仅实现了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而且迅速建立起电器、化学和汽车等新兴产业。

德国之所以能够借助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是六大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是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二是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财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三是企业将科学技术视为生命源泉和发动机；四是银行的巨大后援作用；五是善于引进、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六是良好的教育培养了优秀人才。

对于日本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日本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事实上日本工业化几乎是混合两次产业革命成果同时进行，即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日本形成了交叉进行的局面，从而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

日本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三大明显特征：一是工业革命比起欧美诸强明显要晚，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在欧美发生，在世界经济已初步联成一体的情况下其成就效应迅速向外扩散，致使工业化刚起步的日本恰好抓住这一机遇。

二是工业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极其重视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在借鉴欧美工业文明中掌握了主动性，进口欧美技术和机械设备上十分注意有选择地引进高水平并且适应本国实际需要的技术。

三是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具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统治集团为解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原料、市场和资金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注重发展国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将推进工业化与对外侵略扩张紧密结合，很快走上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

由于以上三大因素，日本工业化虽然是西方诸强中最晚开始的，但却完成速度最快。

到20世纪初，日本已跨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美、德、日三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今日之中国更有必要利用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弯道停车”的难得机会，在新能源、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海洋等新兴技术和产业化各方面超越过去。

中国既需要在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全面突破，更应培育一批能够引领产业革命的企业。

实现中国的弯道超车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政府调控能力强而市场创新能力弱。

科技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不开“资本”的孵化与支持、“产业”的培育与扩张和“市场”的占领与稳固三大驱动力要素的紧密配合。

而就中国的金融行业而言，当下最紧要的就是更加去行政化、立足于市场，不能将金融视为政府的附属品，要给予资本市场和开发性金融以更大的空间，使后者从商业银行业中独立出来。

一些在目前被其他商业银行视作不作为的领域，让开发性金融机构来做，并让其处于基础和骨干地位。

比如，电动车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普及，首先要解决的是诸如加电站这类基础设施的产业化，这种超前的和铺底的新兴产业项目的培育就需要开发性金融来做。

当然，这种投入具有很大的风险，必须有强有力的智囊机制的智力支持。

另外，我们要在技术上研究和在金融上支持颠覆性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的发展。

目前，美国有专门的公司对未来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以发现、注册高新技术的专利先期占领其未来的产业发展。

对于前瞻性的、颠覆性的新兴技术，我们要进行保护性占领和投资，并由国家开发银行承担起这一重要任务，建立专门团队着眼于人类技术的未来。

基于此，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以全新的姿态把握和应对全球战略性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

要实现中国的弯道超车，必须在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策配套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实行深入的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使其在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并形成产业化，在各行业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且具国际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