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案例分析
生命伦理法律案例分析(3篇)
第1篇一、引言生命伦理法律问题在我国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其中“安乐死”作为最具争议的生命伦理法律问题之一，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本文以一起安乐死案例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在安乐死问题上的法律现状、伦理困境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以期对我国生命伦理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二、案例背景某市居民王某，因晚期癌症痛苦不堪，经多次治疗无效，生活无法自理。
王某向家人表达了安乐死的意愿，但家人因伦理观念和法律规定而犹豫不决。
在王某的强烈要求下，家人最终同意寻求法律帮助。
经律师调查，王某符合我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但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王某的安乐死请求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三、法律分析1.安乐死法律现状我国现行法律对安乐死未作明确规定，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
这导致在安乐死问题上，法律无法给予明确的指导和保障。
2.安乐死伦理困境安乐死涉及生命尊严、痛苦解脱、家庭伦理等多重伦理问题。
一方面，患者有权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追求生命尊严；另一方面，家庭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安乐死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
3.法律责任承担在安乐死问题上，法律责任承担存在争议。
一方面，患者有权选择安乐死，但家属和医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因安乐死而死亡，家属可能因失去亲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案例分析本案中，王某因晚期癌症痛苦不堪，希望安乐死结束生命。
从伦理角度来看，王某有权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追求生命尊严。
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王某的安乐死请求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患者权益保护王某作为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治疗方式和生命尊严等权益。
但在本案中，由于我国法律对安乐死未作明确规定，王某的权益保护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家庭伦理与法律规定在本案中，王某的家属因伦理观念和法律规定而犹豫不决。
从家庭伦理角度来看，家属希望尽最大努力救治患者，以尽孝道；从法律规定来看，家属担心实施安乐死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安乐死案例
安乐死案例安乐死，是指因疾病或残疾而导致生命质量严重下降，无法忍受痛苦，并且经过患者的自愿和医生的批准、协助下，提前结束生命的行为。
安乐死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议题，涉及到道德、伦理、法律和社会价值观等多个层面。
下面是一个关于安乐死的案例。
这是关于一位70岁的老人的故事，他患有晚期肺癌，身体每况愈下，痛苦难忍。
医生告诉他，晚期肺癌的治疗已经没有太多效果，只能帮助他减轻疼痛，但无法根治疾病。
老人对自己的病情非常清楚，他非常害怕病痛折磨，无法接受像植物一样生活下去。
于是，他向医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请求安乐死。
医生了解了老人的病情以及他的心意后，明白老人痛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于是，医生组织了一个由医疗专家、心理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对老人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并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
在深入了解并尊重老人的意愿后，专家团队最终一致同意帮助老人实现安乐死的愿望。
他们认为，老人在经历了长期病痛的折磨后，已经没有任何治愈的机会，只剩下无尽的痛苦和无望的生活。
老人是在明确的意愿下做出这个决定的，他的决定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在全家人的陪伴下，老人在医院安详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的死是有尊严的，没有痛苦和煎熬。
安乐死的实施前后，医生和专家团队都严格遵守了相应的程序和规定。
他们尊重了老人的意愿和生命的尊严，以人道的方式帮助他结束了痛苦的生活。
当这一事件公开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一些人赞同安乐死，认为它给予了那些处于痛苦境地的人权利，维护了人的尊严。
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安乐死可能滑向滥用，造成道德、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难题。
无论如何，安乐死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
在对待安乐死问题时，我们需要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同时也要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谨慎斟酌。
医生和专家团队在评估和执行安乐死时，应该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定和程序，确保安乐死是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个案例中，专家团队的参与和规范操作，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经验。
安乐死的典型法律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在我国，安乐死（Euthanasia）一直是一个敏感且备受争议的话题。
尽管目前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安乐死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将以李某某安乐死案为例，分析安乐死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典型问题。
二、案情简介李某某，男，45岁，患有晚期肺癌，已失去治愈希望。
在经过多次化疗后，李某某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在得知病情后，李某某多次向家人表示希望安乐死，但家人出于道德和伦理的考量，坚决反对。
在病痛的折磨下，李某某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实施了安乐死。
案发后，警方介入调查，李某某的家人向警方报案。
三、案件争议焦点1. 安乐死是否合法？2. 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3. 家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法院判决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某患有晚期肺癌，已经失去治愈希望，且经过多次化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在病痛的折磨下，李某某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李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同时，家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未能阻止李某某实施安乐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具体判决如下：1. 李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2. 家人赔偿李某某生前医疗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
五、案例分析1. 安乐死是否合法？在我国，安乐死尚未被法律明确规定。
然而，从伦理、道德和人权等角度来看，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方面，安乐死可以减少患者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安乐死可以尊重患者的生命选择权。
但在法律层面，由于安乐死涉及伦理、道德和人权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尚未将其纳入法律体系。
2. 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法院认为，李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首先，李某某患有晚期肺癌，已失去治愈希望，属于无法治愈的疾病；其次，李某某在病痛的折磨下，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李某某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实施了安乐死，属于故意杀人行为。
安乐死案例1
【案例】痛苦的生还是安乐的死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
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
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生前为死者做陪护的章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患病多年，张建波曾经提到过想安乐死。
”为此，章先生和医院都十分关心张建波，章先生更是寸步不离。
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疼痛加剧，张建波越来越感觉希望渺茫。
疼痛和绝望让他再次痛不欲生。
20日中午，张建波以让章先生为自己打饭为借口将其支开，独自爬到5楼的房顶跳了下去。
张建波的主治医生说：“死之前，其喉咙部位长出了直径大约有40厘米的肿块，并且开始溃烂，病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记者说——“安乐死？不。
我们不能接受病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是违法的。
”“在巨大而不可避免的痛苦面前，张建波的非正常死亡，是个人的无奈选择，也是法律真空地带的尴尬选择。
”在采访中一位律师如此说道。
“而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其中更牵涉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道德伦理。
当张建波的个人命运和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对我们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关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安乐死对于个人或者家庭社会以及科研室有一定的好处的。
第一：个人。
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残疾或是疾病。
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磨。
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苦。
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
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解脱苦难的方式。
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
安乐死受法律处分的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安乐死，即“无痛苦死亡”，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绝症晚期患者，在患者自愿的情况下，通过医生的帮助，使其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结束生命。
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安乐死在我国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争议。
二、案例简介2019年，我国某省发生了一起因安乐死引发的争议案件。
患者张某，因患有晚期肺癌，身体极度虚弱，生活无法自理。
在张某的强烈要求下，其家属委托医生进行安乐死。
医生在充分评估病情、听取家属意见后，为张某实施了安乐死。
然而，该行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案件进入初审阶段后，法院认为安乐死行为涉及伦理、道德和法律等多方面问题，需要慎重处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患有绝症，生命质量极低，且在自愿的前提下要求安乐死，具有合理性。
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因此，法院依法判决医生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2. 上诉阶段医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经审理，上诉法院认为，张某的生命质量极低，且在自愿的前提下要求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考虑到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法院在判决时，应遵循法律原则和伦理道德，综合考虑各方意见。
最终，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3. 申诉阶段医生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考虑到本案涉及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对安乐死的相关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某的生命质量极低，且在自愿的前提下要求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鉴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法院在判决时，应遵循法律原则和伦理道德，综合考虑各方意见。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医生的申诉，维持原判。
四、案例分析本案涉及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安乐死案例分析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安乐死讨论会的录音节目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2003年，在“十届人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6月，国内媒体大量报道王明成要求安乐死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
2003年7月，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否有适宜的条件。
一、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1、整体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整体不仅表现在政策的内容与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政策过程中。其规定的行为标准和设定的行为限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共政策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制定的，而是针对多数人和普遍性问题制定的，它是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1987年8月，在我国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安乐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哲学、伦理学、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激烈的讨论。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严仁英权威、儿科专业的泰斗胡亚美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安乐死案例分析
安乐死案例分析安乐死，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长期以来在伦理和法律层面上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个典型的安乐死案例，来探讨这一复杂议题。
案例一：荷兰的安乐死实践荷兰是全球最早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一。
在荷兰，安乐死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病人的自愿请求、不可逆的疾病状况、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及医生的同意。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位患有晚期癌症的妇女，因无法忍受持续的剧痛，请求医生帮助她结束生命。
在经过多次咨询和评估后，医生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
案例二：比利时的儿童安乐死比利时在201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对儿童实施安乐死的国家。
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个案例中，一个患有罕见遗传性疾病的儿童，由于疾病导致的严重身体和心理痛苦，其父母请求医生帮助他们的孩子结束生命。
在经过多方面的评估和法律程序后，医生最终执行了安乐死。
案例三：美国的凯文·卡特案例凯文·卡特是一位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美国男子，他因无法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失去自主能力，选择了安乐死。
在2018年，他通过服用医生开处的致命药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案例在美国引发了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尽管在许多州，安乐死仍然是非法的。
案例四：英国的托尼·尼克林森案托尼·尼克林森是一位患有渐冻症的英国男子，他因无法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请求法院允许他进行安乐死。
尽管他最终在2012年去世，但他的案例在英国引发了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广泛讨论，并促使英国议会对相关法律进行了审查。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安乐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和法律态度。
每个案例都涉及到深刻的伦理、法律和医疗问题，反映了社会对生命尊严和个人自主权的不同理解和尊重。
安乐死的合法化和实践，需要在尊重个体意愿和保障生命尊严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需要严格的法律和医疗程序来确保其合理性和安全性。
安乐死的典型法律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张某，男，50岁，患有晚期肺癌，病情恶化，生活无法自理。
张某的妻子李某，女，45岁，一直陪伴在张某身边，悉心照料。
然而，张某在忍受病痛的折磨的同时，对生命失去了信心，多次提出要求安乐死。
李某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满足张某的愿望，帮助他结束痛苦的生命。
二、案件经过1. 张某与李某商议张某与李某在病床上进行了多次商议，讨论了安乐死的可行性。
张某表示，他已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希望能够结束生命。
李某在了解了张某的痛苦和绝望后，表示愿意帮助张某实现他的愿望。
2. 寻求医生支持为了确保安乐死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张某与李某找到了张某的主治医生。
医生在了解情况后，表示对张某的病情感到惋惜，但根据法律规定，医生不能参与安乐死。
3. 寻求法律援助在医生的建议下，张某与李某寻求了法律援助。
律师在了解了案件情况后，表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安乐死在我国尚未合法化，因此无法提供法律支持。
4. 做出决定面对法律的限制，张某与李某深知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安乐死。
在经过一番挣扎后，两人决定铤而走险，以生命为代价，满足张某的愿望。
三、案件处理1. 警方介入在张某与李某决定实施安乐死后，张某突然死亡。
李某被警方控制，案件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法院审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张某与李某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和审理。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与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3. 判决结果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三年。
对于张某，由于他已经去世，法院对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四、案件反思1. 法律的局限性此案反映了我国法律在安乐死问题上的局限性。
尽管人们对安乐死有着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但我国法律尚未将其合法化，导致张某与李某在面临生命困境时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
2. 医疗伦理的挑战此案对医疗伦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医生无法参与安乐死的情况下，患者和家属如何面对生命的困境，如何在尊重生命的同时，减轻患者的痛苦，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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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案例分析
马悦旅游132班 22213202 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
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
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
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
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
”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
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
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
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
“汉中案件”可谓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一案。
案件大致如此：1984年10月，患者夏素文，59岁，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
1986年6月，病情加重，被送入汉中市传染病院肝炎科住院诊疗。
经该院肝炎科主任、主治医师蒲连生诊断为：１、肝硬化腹水；２、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状）；３、渗出性溃疡并褥疮２－３度。
入院后的第三天，病人烦燥不安，于1996年6月28日清晨开始昏睡，８时医院查房，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向该院
院长雷某询问病情，雷某答：“病人送得太迟，已经不行了”。
王听后，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免受痛苦，雷回绝。
９时，王明成及其妹王晓玲来到蒲连生办公室，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蒲先回绝，在王明成兄妹表示愿意承但责任后，蒲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儿子，王明成，6月28日9点40分”的字样。
护士长将处方
退回医生办公室，拒绝执行。
蒲又指令实习生为夏执行处方，实习医生不从，但在蒲的斥责下，无奈违心地为夏注射，实际只向病人的体内注射了75毫克。
蒲又交代接班医生李某，“夏素文若在12点尚未咽气,你再打一针”。
后李某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让护士注射。
夏素文于29日凌晨5时死于病房。
（摘自《医德的困惑与选择：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80年，蔡根法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国内首篇介绍安乐死的文章后，仅有少量反对文章，随后多是对安乐死的肯定性的证明。
1986年6月28日，在王明成和妹妹一再请求对母亲实施安乐死的要求下，蒲连升医生为病人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
后来，王明成的大姐把蒲医生告上法庭。
汉中市公安局遂立案侦查，随后将蒲连升、医生李某、王明成和其妹收审。
同年9月，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准逮捕。
当时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
198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界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安乐死讨论会的录音节目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
‘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1987年8月，在我国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安乐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哲学、伦理学、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激烈的讨论。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严仁英权威、儿科专业的泰斗胡亚美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
1990年3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汉中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处理”的批复下，汉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终审判决：王明成及蒲连升无罪。
199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就安乐死的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的关注。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该市首起"安乐死"的实施人梁万山判处有期徒刑5年。
92岁的梁母因脑溢血深度昏迷瘫痪，形同植物人。
67岁的儿子梁万山不忍其母受痛苦，为救母病钱耗尽。
一向孝顺的他终于用触电的方式结束母命，以后投案自首。
此案的审判结果更表明我国司法界视主动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
2003年，在“十届人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6月，国内媒体大量报道王明成要求安乐死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
2003年7月，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否有适宜的条件。
一、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1、整体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整体不仅表现在政策的内容与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政策过程中。
其规定的行为标准和设定的行为限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公共政策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制定的，而是针对多数人和普遍性问题制定的，它是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2、超前性：尽管公共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但它们是对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安排与指南。
3、价值选择性：按照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分配过程，这里说的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金和知识，还包括权力，声誉和服务等。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选择，注重的是对那些有形和无形
价值的基本态度和根本看法。
也就是说，在选择政策方案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回答“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才有意义”等问题，这就是在作价值判断。
4、多样性：其多样性显然导源于政策的“公共”特征。
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
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政策表现出多重作用，有正面的，但很难避免负面作用。
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变化的，所以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它既可能导致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既可能有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也可能有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既可能有我们易于发现的显现功能，也可能有我们难以觉察的潜在作用。
5、合法性：政府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法人行为”。
体现政府行为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定法律性质。
6、政治性：如果单纯从公共与政策的概念上来看，公共政策本应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不应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其一切所为本质上都要服从阶级利益的需要。
尽管从表面上看，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行为有时并不带有政治色彩，如人口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但实质上还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个需要简单的讲就是为了实现政权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7、层次性：从动态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从广义角度讲，政策过程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即政策制定阶段和后政策制定阶段（执行和反馈调节阶段）。
前一个阶段涉及问题觉察、议程建立、方案评估、政策采纳及其合法化等环节；后一个阶段涉及政策实施、信息反馈、效果评估、调整变更和政策终结等环节。
二、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答：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民个人的作用、利益集团的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政府体制的作用、大众传媒的作用、专家学者的作用和问题自身的作用。
在这个案例中，影响安乐死成为政策问题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公民自身，也就是患者个人对安乐死的态度意见
（2）利益集团，如患者亲友等对安乐死的支持与否
（3）国家领导对安乐死问题的注意程度及政府体制问题
.
（4）社会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舆论反映
（5）安乐死自身问题，以及有关安乐死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