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启发

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李守爱内容提要：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方学问。

经过日本人的消化吸收，朱子学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经济、科学等实学相结合，对日本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这主要表现为：在历史思想中，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成为日本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与日本神道精神相结合，成为王政复古及维新思想的推动力。

关键词：朱子学江户时代现代意识启发一、日本历史思想中的儒学精神（一）古代国家主义思想中的儒学精神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完成了天皇专制律令国家体制。

在极度模仿大陆文化、制度之余，加强国民自觉。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即为此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

“记”、“纪”的内容，乃参照儒、佛、道、阴阳、神仙、谶纬诸说，叙述日本远自神代的历史，认为日本人乃天照大神之神裔，天皇是“现人神”，树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蕴含的“神孙意识”，可说是日本人“国粹主义”思想作祟下的产物。

“记”、“纪”乃参考中国史书、典籍编纂而成，其中不乏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

当然，在模仿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日本史家也不忘标榜其国家主义。

平安时代，继“记”“纪”之后，日人仿中国史书，官修“五国史”。

“五国史”观中均含有“春秋”的鉴戒思想。

《续日本后纪》序：“宪章稽古，设沮勧而备远面。

贻鉴将来。

存变通而垂不朽者也。

”1《日本后纪》序：“无隐毫厘之疵。

咸载锱铢之善。

炳戒于是森罗。

徽猷所以昭晰。

史之为用。

盖如斯欤。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序：“自古人君王者。

莫不因天度而述宪章。

”2其中均含有鉴往知来、褒贬善恶之意。

平安后期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文化渐由纯粹的模仿中国，转向半独立性的创造，于是有假名文字的流行。

此外，藤原氏权力丧失，武士势力大增，在变动的社会下，佛教的念佛往生的净土之说，乃深得人心。

所以，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多少含有佛家观念。

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由于贵族耽作荣华富贵梦的太平世界，一变而为武人争权的局面，于是基于怀古之情及“无常”之怀，遂有根据史实，以和文书写的“历史物语”作品产生。

其中，较富代表性的有《荣华物语》、《大镜》、《今镜》、《水镜》及南北朝所著的《增镜》等。

“历史物语”仍以中国史学精神构成其骨架。

“镜”与“鉴”意思相同，含有殷鉴不远之意，显现儒家史观的鉴戒精神。

（二）中世史书中的“道理”、“正统”史观1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3年。

2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1年。

中世时期，史书的编纂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例如，《荣华物语》中含有“末法”、“无常观”思想，《大镜》含有“净土观”思想，《水镜》中含有“四劫观”思想（成、住、坏、空）等。

3完成于镰仓初期、由慈圆和尚所著史论书《愚管抄》，更是贯穿了佛教史观。

镰仓末期，日本王权不振，天皇徒拥虚位。

其时，宋朝儒学思想传入日本，日人始言“名分”、“正统”论。

和《愚管抄》同被列为日本三大史论书之一的《神皇正统记》，即为北畠亲房受朱子学“义理”思想影响所完成的论著。

后醍醐天皇为中兴计招玄惠讲程朱之学时，亲房亦参与听讲，于是得《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蕴奥。

受其史观精神影响，著《神皇正统记》。

《神皇正统记》强调“大义名分”，以神、天皇、国家三位一体思想为架构，强调南朝皇室的正统性。

宣扬日本国体为神国，而天皇为神皇。

《神皇正统记》的思想，不但影响及于《本朝通鉴》、《读史余论》、《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的编修，其“神皇”史观甚至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思想。

（三）近世儒学者的“大义名分”思想江户时代以前，佛教思想曾长期主导日本人的思维。

室町时代末期，“神儒习合”思想出现，神道思想与儒学思想并立。

其思想影响及于德川幕府时代，并主导徳川时代的政治思维。

徳川末期，由儒而神，敬神尊皇，忠君爱国思想，蔚为国风。

神道思想与儒学精神相辅相成，主导幕末思想，以致日后倒幕、王政复古运动风起云涌。

江户时代史家因应此思想演变，修史史观亦受“神儒习合”的影响。

例如《本朝通鉴》的皇国史观和《大日本史》的忠君思想与大义名分论即是。

德川幕府初期，朱子学者林罗山奉幕府之命编纂《本朝编年录》。

其子鹅峰承未完之业，继续编纂，改名为《本朝通鉴》。

其精神引用《古事记》、《倭姬世纪》、《元元集》等神皇论著，明示皇统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明示其修史用意。

其体例及史观则贯穿了朱子学的明正闰、褒贬善恶的鉴戒思想。

林罗山曾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

”4从“神儒习合”思想中推衍出所谓的“皇国史观”。

林罗山在《神道传授》中，将神器（镜、玉、剑）比喻为《中庸》所谓的三达德（智、仁、勇）。

并谓：“备三种神器，王道治也。

王道神道理一也。

”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思想仍需借儒家思想以圆所说。

在朱子学的精神浸润下，林罗山将之引用以为支持幕府体制的理论，但其中仍存在“正统”思想，只是身为幕府职官，不便言明罢了。

德川光圀在江户创立史局“彰考馆”，着手编纂《大日本史》。

他倡导大义名分、国家一统的尊皇思想，揭橥尊皇贱霸、攘夷精神，将朱子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编修过程中博搜史料，重视史实。

水户学精神——大义名分、王霸正闰、尊王攘夷、明伦理纲常等均表露于《大日本史》内容中。

《大日本史》重视史实的态度，正切合朱子“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的精神。

其“三大特笔”为：（1）不承认神功皇后为一朝，而列之于后妃传中，以正“大义名分”；（２）承认大友皇子的即位，特立天皇《大友纪》，以“防后世乱臣贼子出”；（3）奉南朝为正统，以后小松天皇记附载其中，以“明王霸正闰”。

《大日本史》严明大义，明天皇正统所在，使日人知将军陪臣，天子位居京都。

幕末尊王论者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皆深受其精神感召。

从上述日本史观演进来观察，日本史观，除了平安、镰仓之时的释道史观外，其余由一统观演绎出来的正名论、正统论、尊王贱霸、华夷内外等史观，均源自中国。

平安初期，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刺激，遂有“记”、“纪”神皇思想产生，将天皇提升于国家之上，3石田一良編『日本における歷史思想の展開——西尾陽太郎著「平安時代後期の歷史思想」』、吉川弘文館、1965年、76頁。

4《罗山文集》附录卷三。

加以神格化。

至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纳入朱子学思想后，更加有系统地将正统观念引入日本史观中。

到了江户时期，“神儒习合”之风炽盛，加之国学者又倡复古之说，采取“国粹主义”立场鼓吹尊王思想。

于是，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聚成洪流，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

二、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地位及其与洋学的融合（一）朱子学在江户文治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文治政治”意指以教化、法令治世，借文道以治国的政治措施，恰与武断政治成对比。

日本历史上所称的文治主义政治，是指17世纪中期以后，江户幕府以儒家精神为根基，奖励学问、振兴礼乐、整备制度，转化弹压政策以宥和代之的道德政治施策。

5江户时代的“文治政治”前后达60余年。

幕府本着儒家政治理念，致力整备武家仪礼，教化庶民，调和“公”、“武”关系，亲近“大名”，确立了幕府日后得以维持150余年政体的不坠基础。

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奖励学术，促使学术思想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文化放出异彩，学问之事不再为僧侣及贵族所独有。

都会之地、各领各藩，纷纷设立私塾施行普通教育，町人也相率从事学问研究，遂开放出元禄文化的灿烂花朵，蔚为大观。

正如和辻哲郎所言，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段光辉灿烂的元禄文化，主要是由町人所创。

德川家康的文教政策所倡导的儒学，亦以民间为主而发起。

学问尚且如此，至于在文艺、戏剧、音乐、艺术等艺术领域，所有创造性可说完全属于町人。

6由于社会安定，教育普及，经济富裕，使国民精神得以自由驰骋，创造出瑰丽的文化。

但是，在纲吉时期，由于实行过激的仁爱主义政策，视武事为不祥，致使武备不整，武艺废弛。

在财政上，因文治政治的诸项措施开支浩繁，加上天灾地变频仍，恢复费用庞大，遂使幕府财政发生动摇。

吉宗即将军位后，鉴于文治政治的诸项弊端，于是复归质朴俭约武家本色，厉行勤俭尚武之策。

认为文治政治文弱虚饰，遂整顿法制，提倡武士道。

其各项革新措施可谓武断政治的复苏，世称“享保之治”。

吉宗“享保之治”，因“不知文道，而天下终不得静谧”。

由于专讲弓马之道，人心卑陋。

加之幕府财政发生窘困，百姓“一揆”频发；幕藩体制遂发生动摇，益增勤皇论者倒幕之念。

江户时代在思想上的发展如德富苏峰所言：“程朱之学，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学也。

其半面乃大义名分之学问。

吾人观德川时代儒教兴隆，实已潜伏德川幕府灭亡之祸机，殊不容置疑。

”7由于尊皇思想的发微，促使大义名分、君臣之义兴起，间接影响了勤皇论的伸张。

朱子学以理为形而上之道，阴阳为形而下之器的“理气二元论”，其精神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者体认消化后，分为主理派及主气派。

其中主理派以林罗山为始，新井白石及贝原益轩继之。

他们应用朱子学格物致知的道理，客观观察、探究事物存在的真相，此种客观性合理主义的态度，后来成为日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

主气派的学者或研究历史，或研究法制制度，或研究本草学，或研究医药。

从形而下的“物质”着手，最后广及于自然科学探讨，促进了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发展。

林罗山以实证法著《多识篇》（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本），有助于江户初期本草学研究的发展。

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古史通》也是5北島正元『日本人物史大系——新井白石と間部詮房』、朝倉書店、1963年、335頁。

6和辻哲郎『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卷、岩波書店、1973年、589頁。

7德富蘇峰『近世日本国民史——家康時代概』、卷十三、４35頁。

根据朱子学的合理主义精神所著。

重视实证性、合理性，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先驱。

贝原益轩更将朱子学“格物穷理”的精神扩及经验科学方面，而《大和本草》一书即为其探究物理的具体体现。

贝原益轩主张“气一元论”，重视气活动的一面，亦即重视日用民生的问题，认为学问必须迫近事物，穷究其理，而后行之于事，方为真学。

他强调格物致知的客观方法，并衍生出对具体事物的注意，赋予朱子哲学以活泼的新生命。

贝原益轩足迹遍及日本全国。

常实地观察、吸收、研究有关医学、药物学及物产的实用知识，《大和本草》即其研究结晶，充分发挥了朱子学“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的格致精神。

此外，他关切日用实际问题，撰有《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养生训》等，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日常生活道德，启迪庶民注重生活道德的意识。

在吸收儒学道德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其合理性及实用性，颇富于科学精神。

《大和本草》以外，宫崎安贞（1723—1779年）所著《农政全书》、中村惕斋所著《训蒙图汇》、稻生若水所著《庶物类纂》，均为基于经验合理主义精神所撰，对日本自然科学的进步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