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人格美的认识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阅读心得
《与风格》阅读心得前言司马迁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散文家。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关于他生平事迹和学术评价的文章已经非常丰富，但没有一本书能像《与风格》这样，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研究作者的思想、人格、作品与时代、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
先生无疑是司马迁的真正知音和代言人。
尽管这本书问世已经超过六十年，但它的价值依然不减，受到了广泛的喜爱。
内容阐述与分析司马迁之讽刺讽刺的目标是汉。
具体来说是德不配位的人物、残忍刻薄的家法、贪婪愚蠢的武帝。
例如司马迁挖苦随处可见，在他的笔下，项羽是真英雄，只是一个流氓而已。
不过他讽刺的最大的目标还是讽刺的方法：一、揭露事实。
二、无言的讽刺，不赞同的事件便略去不写，如《循吏列传》不叙汉代。
三、互见，的流氓行径不写在《高祖本纪》中。
四、反言，明褒实贬。
五、轻重倒置，将主旨放在次要位置。
六、指秦骂汉。
七、借刀杀人，用抵抗封禅，用汲黯斥责武帝。
八、全然放在语气中。
九、以无理由为理由。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其理论可以分为五项1.文艺创作之心理学根据。
许多学者的观点都是立足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司马迁是站在人类文艺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发愤著书”2.文艺创作之有用无用。
司马迁是继老子之后最早将无用为大用使用在文艺创作的人。
3.创作原理。
创作有两种原理：当人类看到许多具体事物时，希望从中总结一些抽象的道理；当人类空有一些观念或情绪时，将他们放诸具体的事物上。
即抽象律和具体律。
《司马相如列传》就说到：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
”就分别时抽象律和具体律。
4.艺术之节制作用。
“凡作乐者，所以节乐。
”《乐书》5.幽默解。
幽默是智慧和超脱，体现的是悲悯和温暖，《滑稽列传》中的“滑稽”大致与之类似，高等的滑稽近于幽默，而低等的幽默则流于滑稽。
难得是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专门留出《滑稽列传》来至于具体的批评文段，可见于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的评价司马迁的民间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游侠的赞扬非常突出，这也影响到了他的语言。
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
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
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学术成就被公认为
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特别显著，他的《史记》是一部古典传世的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司马迁在人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中心，人格是社会的基础。
司马迁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社会环境、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他用自己的研究发现，人
的行为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行为都受
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司马迁还认为，人的行为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是人们行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宗旨和道德基础。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社
会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司马迁认为，社会发展
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相互关联是推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司马迁的理论对于现代的人的研究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他的研究
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司马迁的研究不仅把
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把文化作为社会发展
的基础，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人格与风格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的人格特点和创作风格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司马迁的人格非常刚正不阿。
他在撰写史书《史记》时，始终坚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不偏袒不曲解历史事实。
他对历史间接的操守堪称楷模，在面对权贵和压力时也能坚守原则，从不妥协。
他深知历史的真实性对于后世的影响，因此毫不动摇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历史真相呈现给世人。
这种刚正不阿的人格特点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人。
其次，司马迁的人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作为一位史学家，他深知自己肩负着承载历史的责任。
他虽然在撰写《史记》期间受到了各种不良环境的局限，但他从不推卸，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历史的考察和记录。
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力求为后世留下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司马迁的创作风格独特。
他的文章流畅优美，铺陈有序，语言简练却意味深远。
他擅长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他具有极强的叙事能力，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通俗化地呈现出来，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
他注重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最后，司马迁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他坚持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剖析，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和见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要深入研究历史，汲取历史的智慧，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指导当下的行为和决策。
同时，他的作品也对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人提出了要求：在撰写历史时要坚守真实、客观和负责任的原则，以及注重写作风格的优雅和生动，为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对中国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刚正不阿、责任感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
不仅深受后世学者和文人的尊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楷模。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读后感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读后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读后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著，三联书店 1984年5月版。
从总体上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学术专著。
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
读完全书，我想了更多：首先，在看完整本书后，我对司马迁这一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他所著的《史记》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李长之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我们“复活”了历史上的司马迁，使司马迁对于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文学和历史学上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他的话语思想精神全部铺现在我的眼前，变成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
对于想读或正在读《史记》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本很有借鉴价值的参考书。
因为作者在分析司马迁的同时，也对《史记》从各个方面进行了仔细而深入的分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诸位对《史记》的兴趣，我即是被吸引的一位。
就学术性而言，这本书远超过同类书籍。
作者在书中引入了翔实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不是人云亦云。
譬如，作者对司马迁的生年为建元六年作了猜测。
尽管只是猜测，作者也举出了丰富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而比之更为重要的一点，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也使得整本书不那么枯燥，吸引着我不断地看下去。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使得作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不够客观，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然而，有点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完全看懂整本书，或者说，我对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某些细节并没有完全看明白。
李长之先生在说明观点的时候，往往会恰当地引经据典，而由于这些材料都是古文，鉴于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好，我仍有许多地方不理解。
读完了这本书，我有了不小的收获和体验。
然而，说实话，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一类的学术著作，也许是因为其中引用了较多古文的关系吧。
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在读完整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吃了许多大的实心汤圆。
慢慢地，汤圆的面粉表皮被消化掉了，却仍留下了许多没有被完全消化掉的内馅，这些没有被完全消化掉的内馅就留在了胃里，让人觉得堵得难受。
史记的理想人格
史记的理想人格《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传主的选择,在传记中注意人格描写,在论赞中表示自己的倾向等途径，有意识的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他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受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同时也受汉代前期的时代精神和他本人的经历的培育。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中所寄托的人格理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史记》中塑造的100多个人物形象身上。
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在《史记》中突出表现为他所赞赏的四种人格类型。
一、爱国利民，“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遭受宫刑仍能坚持著史书，在史记中也多处表现他对功业方面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格理想中的功业观，经归纳，我认为存在以下两点;(一)把握机遇，积极进取，为国建功在写到孟尝君田文时，太史公着力赞赏他建立功业的道路．田文幼年就懂得寻找时机“自结明主”。
明了机遇对功业的重要性。
在一次父亲田婴对诸子的考核中，田文以机警锋利的言谈力挫众兄弟，脱颖而出，使父亲对其刮目相看，并一举取得太子地位，承袭封爵。
父亲的赏识和重用为田文建立个人功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现“相门必有相”的人生信念，田文不惜舍家弃业招贤纳良，营谋壮大根据地薛邑。
随着食客队伍的日益壮大，田文距离自己成为齐国之“相”的目标也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功到事成，登上了齐国宰相之位。
身为社稷重臣，秉承着家族的荣光，田文取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个人功名。
田文的功业道路正是司马迁早期功业道路的翻版，司马迁也曾苦心经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一心营职”，以求得重用，从而成就功名，光耀门楣。
太史公为田文作传，独独留意于他的功业之路，自是寄寓了自身的感慨。
其他如范蠡得越王勾践重用，子产得郑君重用，驺忌弹琴而齐威王拜相，萧何、张良得刘邦重用，蒙恬威震匈奴，得始皇推祟和信任等等，不一而足，处处都有太史公情感所系。
（二）忍辱负重，生有所获，死有所值司马迁认为，人不但有权力选择死亡，人更有权利选择存活，但活也要活得有价值。
没有特操、没有尊严的苟延残喘是无足提倡的，但为了完成未竟之事业，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一定要战胜死亡的困扰，顽强地活下去。
《中国古代文学》“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论司马迁之生死观与《史记》的自杀描写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论司马迁之生死观与《史记》的自杀描写[论文摘要]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有着鲜明的生死价值观。
他认为人应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时刻不忘其社会责任感；为了理想和道德标准，必要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倾注这种人格理想。
即使是《史记》中近百处的自杀悲剧描写，也洋溢着古代英雄主义豪迈进取的精神。
司马迁的积极入世和与强烈的批判性，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
他所接受的儒家观念，异于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正统”。
《史记》是我国最具人文主义光辉的历史著作。
[关键字] 司马迁《史记》生死观自杀人格的崇高美[Abstract]"Human beings are doomed to die someday, but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will commemorate them as significant as mountains, or as trivial as feathers." Si Maqian, one of China's greatest historians, possesses prominent values of life and death. He believes that people shall tak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ry their best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To his eye, every person should stick to a noble goal and their moral principles,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lives. Si Maqian's great work, Shi Ji, has noticeably reflected his belief in such ideals. Even the more than 100 cases of suicide he depicted in Shi Ji carry a strong admiration for the ancient heroes' enterprising soul. Though educated with Confucianism, Si Maqian's critical point of view is more close to that of Mencius, rat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Confucianism. Undoubtedly, Shi Ji is one of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literary works that shines with salient humanism.[Key words] Si Maqian Shi Ji values of life and death suicide the sanctity of noble personality一．司马迁生死观的主要内容历史充满血腥，是死亡与新生的不断交替。
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
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
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
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
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
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
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
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
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
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田 平(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南阳473061) 一、崇高的理想,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司马迁生活在汉家盛世,亲自禀受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文化营养,他的胸中激荡着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
”“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者。
”他有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继孔子后写第二部《春秋》,这在当时是一般常人不敢想象的崇高目标。
因为在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
临终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1]先父的遗命,司马迁铭记于心。
从此,他开始着手准备,广泛搜集资料,进行长达20年的漫游,这对他的事业与生命来说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
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北达长城内外的更多地方。
他实地考察风土人情、物产经济、名胜古迹,从不盲目相信、沿袭旧说,纠正旧载传闻。
如他在《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他在《河渠书》中,考察了黄河决口的有关史实,戳穿了汉代官僚们宣扬的“天人感应”的谎言,批判了他们不顾国计民生的罪行。
司马迁这种“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的经历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少有的,广泛的游览和实地考察,为其日后撰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游历使司马迁的人格更加成熟了,不仅锻炼了体质,更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承受险恶环境的勇气,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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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人格美的认识
司马迁在封建制走向巩固、儒家定于一尊，封建制度的黑暗进一步暴露和儒家思想的局限保守特性进一步显示之时，突出地强调个人的独立。
但这种独立却不曾走向与自然的合一与整个现实、整体的对立，而是在与黑暗、不平、伪善和丑恶之类的斗争中，“浮游尘埃之外”，达到与社会前进步伐的谐调，同广大民众情息的相通。
具有敢于向黑暗势力、非正义行为进行顽强勇猛斗争的大无畏的精神。
这种精神与维持现状，委曲求全，谨小慎微、拘小节而不顾大体的状态相对立，为道家之所无，儒家传统思想之不及，乃地主阶级革命性的集中体现，民间非中和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
执着于个人功名与生命不朽的统一追求，司马迁把个人扬名不朽做为人格美的一个特征标示出来，但这个人扬名却非只是个人的，而是融小私于大公之中，与树立远大宏伟的志向相联系，同为社会的献身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生命的永垂不朽而与日月同光。
这种认识表面看来，似为战国时那种重整体之风的倒退，实际上却是一种前进，一种大踏步的前进。
因为个人与整体二者相反相成，交相促进，没有个人性情的独立抒发，也不可能出现真正高度谐和的整体，现实如此，反映为观念亦是如此。
汉代这种个人扬名不朽与整体利益发展相结合的认识出现，不仅对以礼乐束缚扼杀个人自由的整体观念是个突破，使整体因个人生命的活跃而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丢掉了那种以圣者自视傲居整体之上的极端倾向，使个人与群众处于一种新的谐和状态。
这些，就使它在从先秦之着眼于整体到魏晋的重个性解脱的过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
使它为后世封建士大夫的人格美的认识确立了一种基调，有不少仁人志士就是依照这个基调为民族也为个人谱写出壮怀激烈的乐章的。
它的格调是悲壮的。
它一反儒家的平和喜乐、亦无道家悲忿中的消极色彩。
它壮怀激烈，慷慨昂扬而具有信心，是以人民中“怨以怒”的情思对庄骚怨忿之情加工改造的结果，在整个封建时期中，只有明末清初的怨懑之情调可与其相比美。
第五，它的形体晶莹明透，清彻见底，不苞含，不做作，自然而然，志洁而行廉。
它突破了以往人格审美只限个别圣贤、少数英雄、士大夫和战胜者的狭小范围；不论材之大小，不问出身贵贱，不计功业成败，不以儒者是非为标准，而唯其义之所取。
可见，这是与传统重内重合不同的人格美认识；它独立、外向、宏大、明朗、悲壮、开拓、激扬、果敢，才能横溢而不拘旧习；它向外游离，却不与自然相合，而与道异；它不安现状，不妥协求和，突出个人与现实黑暗的对立，而与儒异；它不专在内心修养中实现充实之美，亦不仅凭文饰变内，而是在行动实践的外游中，在征服外在的社会现实中展现自己和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
由于它在实践认识中推开了儒家那块阻磨情气泼荡的中和之石，从而呈现为一种激烈运动之美，以致在急剧的跳跃中时而带有粗放。
由于它在追逐功利的政治激浪中不同程度的冲破了儒家道德是非的藩篱，因而，时常在言行中显现出儒家传统所缺的大孝大勇大义的宏伟气魄。
司马迁的这种人格美的认识，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概括，展示了新旧制度交替中地主阶级所特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习性。
这种习性既非该阶级一切阶层所平均占有，亦非春秋末两汉中的始走向尖锐，弱点开始暴露之时。
一方面，政治向上的余势将人们的激扬进取之心依
旧挟带向前；另方面，潜伏的危机，黑暗的外现，则使人们触及社会实质。
致使这时人格之所重，既不同于政治经济向上发展未至顶峰之时，亦不同于政治经济危机严重之日；既不是充满乐观向上，也不是走向淡漠消极，而是化激情于悲忿壮烈之中，面对黑暗，勇于揭露批判，为正义、为民族而不顾个人安危，个人扬名从属于民族与正义，化之于整体之中，汉之盛、唐之盛时如此，清之盛世何尝不有此景？随着非中和人格美认识的明确形成，中国封建时期人格美认识的三大流派就基本上形成了，而由于后来儒道释、中和非中和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尽管儒道非中和的人格美的认识继续有所表现和发展，但相当多的士大夫则把它们结合一起，并根据时代和自身特点有所发挥。
怨忿情感的突出强调汉代经过封建士大夫的加工发展起来的非中和思想，其主要内容主要有二，一如前述，表现于对人格美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于美感、审美艺术中的情感特征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关于后一方面，主要反映于《史记屈原传》中。
突出地体现在对情感创作情感中“怨”的突出强调和对它的内容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