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启示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提高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分析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中央级·全国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商场现代化·学术版 ２００５．１４８一、刘易斯（１ｅｗｌｓ） 二元经济理论模型１９５４年，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使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简明清晰地勾勒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因而成为工业化理论的经典模型。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技术可以分成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部门采用）。
第二，刘易斯把农业部门看成发展中国家传统生产部门的代表。
因为传统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
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
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理论成本和用以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净收入。
第四，从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看，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传统部门。
由于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甚至等于零，所以在一定的工资率下，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弹性的。
二、二元经济体制对中国农民增收的阻碍我国二元经济由来以久，建国以来农民在组建新中国工业体系时作出了巨大牺牲。
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也不可估量。
然而正因为此，农民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工业“作贡献”。
这种我们明知不对还要继续下去的非理性选择被叫做“诺斯悖论”。
诺斯认为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即在制度的变迁中，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他认为“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的选择”。
这是因为已选择制度强化了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沿着原有的制度路径和既定方向走，总比另辟蹊径方便得多。
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Ξ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史方倩(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摘 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类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着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
因此,化解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必须走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二元经济;城市化;三农问题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Ο5587(2006)06Ο0038Ο05 所谓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指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包括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在内的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组成。
传统部门的人均产量大都低于现代工业部门,但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劳动力。
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且农村的平均收入低,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
这些高利润再投资,又能使现代工业部门越来越扩大。
因此,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落后的农业部门不断扩大,形成了发展中的二元结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类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着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
因此,如何化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矛盾,塑造新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一、中国二元性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1.历史原因:殖民化构成的二元化的畸形发展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9世纪40年代,产生并发展了一批近代城市。
浅析 刘易斯拐点 对农村养老保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论文
浅析刘易斯拐点对农村养老保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论文论文关键词:刘易斯转折;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论文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农民群体出现不同的养老保降需求。
加强农村养老保津制度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
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思路要注意考虑四个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津制度的特殊性;保费标准的合理性;保障层砍的多样性;养老保津制度的统一性。
一、刘易斯拐点及其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
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如果把刘易斯拐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体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
这里的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是真实的调查失业率。
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
仅仅失业率还不能确切表达劳动力市场状况，应该结合劳动参与率来考察。
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开始回升。
第二个体现是民工荒。
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
当时我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周期性的现象。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民工荒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再转移到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
而且不是技工荒，缺的全是普通工人。
此外，工资上涨和劳资关系(以及政府立场)向有利于劳动方的变化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
以前我们都在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是没有用。
政府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企业家不听我们的。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引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的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型。
该模型旨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并探讨这种转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模型概述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1.农村部门：农村劳动力存在剩余就业，即农村劳动力供给超过了农村部门所需劳动力。
2.城市部门：城市部门存在结构性失业，即城市部门需求的劳动力超过了城市部门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
根据这两个假设，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部门：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
农村部门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而城市部门则涉及工业化和现代服务行业。
模型分析农民工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这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条件。
农民工转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农民工转移提供了城市部门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其次，农民工转移带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促使企业改善生产效率和工资待遇。
此外，农民工转移还带来了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影响。
城乡差距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
由于城市部门对劳动力需求较大而农村部门剩余劳动力较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还表现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不平衡发展。
这种不平衡发展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因此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可持续发展。
发展战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该模型，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
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应该推动工业化进程，提供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并改善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经济学家Arthur Lewis提出的一种经济
模型，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
该模型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在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以农业为主，劳动力占据大部分比例，但生产效率低下。
现代工业部门则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生产效率较高。
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流动到现代工业部门，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有剩余，导致农业工资较低，资源主要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积累。
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导致农业工资上升。
最终，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逐渐衰退，经济结构实现改变。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然而，该模型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忽视了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可能受到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限制。
总的来说，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了一种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农业和工业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简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引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的，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一种模型。
该模型旨在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这种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假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基于以下几个假设：1.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即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就业。
2.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弹性的，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3.农村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有限的，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4.城市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较高，而农村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较低。
模型分析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农村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不足。
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过剩，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而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相对较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因此，农村劳动力将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首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
其次，城市经济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满足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可以带来城市的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可能导致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和工资水平下降。
其次，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住房供应可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导致城市的社会问题和不平等加剧。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生产的减少和农村经济的衰退。
实证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摘要：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客观存在，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困扰我国民族地区综合发展的一个难题。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作为解释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理论模式，其对于分析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运用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理论基础上，同时结合我国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如何优化我国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的基本内容（一）刘易斯模型1、模型的基本假设（1）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个明显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需要明白的是，刘易斯所假设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现实的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式两码事。
根据这个假设，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部门。
这两个部门具有完全不同的再生产规律，也决定了它们具有自身的特点。
1、现代部门的代表是工业部门（资本主义部门）。
这个部门的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特征：经济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增长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经济增长部分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持续的技术进步会存在。
2、传统部门的代表是农业部门（非资本主义部门）。
这个部门有以下几个特点：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土地和技术；受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农业人口在达到某个极限之前，具有持续增长的性质，但不可能降低到最低生存费用水平以下；存在人均收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和零值劳动力。
（2）传统部门劳动边际零生产率假设刘易斯（1954）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1]”。
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里发现，由于迫于家庭土地不多的压力，导致了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寻找其他生存方式，剩下的家庭成员就算愿意再追加对土地的投入，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也不会提高。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引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这种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与农业部门的相对滞后所导致的。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一、历史背景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得名于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
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进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农业部门的发展滞后，导致了农村人口过剩和农村贫困问题的加剧。
二、原因分析1. 农业部门的低生产率：由于传统农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力过剩以及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相对较低，难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2. 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工业部门的发展通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社会问题。
三、影响分析1. 农村人口过剩：由于农业部门的低生产率和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农村的人口过剩问题。
这不仅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压力，也加剧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2. 城市工人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就业。
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力较高，导致城市工人的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多，这使得城市工人的工资相对较低。
3. 农村贫困问题的加剧：农村人口过剩和农业部门的滞后发展导致了农村贫困问题的加剧。
农民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条件较为困难。
四、对策建议1. 优化农业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增加农业部门的竞争力，减少农民的剩余劳动力。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村的生产和居住条件，吸引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发展，减缓农村人口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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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及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启示——“成都模式”研究
摘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的性质，即现代城市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并存，并由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而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本文以成都为样本，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城乡一体化成都模式
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回顾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使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简明清晰地勾勒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因而成为工业化理论的经典模型。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技术可以分成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 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部门采用)。
第二，刘易斯把农业部门看成发展中国家传统生产部门的代表。
因为传统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
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
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理论成本和用以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净收入。
第四，从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看，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传统部门。
由于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甚至等于零，所以在一定的工资率下，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弹性的。
2 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
从2003 年开始，成都立足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实际，启动了全面深入的统筹城乡“自费改革”，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和“三农”问题顽症，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推进城乡全面现代化。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其核心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和发展机会。
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2009年底，成都市委对城乡一体化实践全面提升和深化，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将农田保护、生态环保、现代高端产业、城市先进功能有机融合，以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布局，走出一条科学建设世界级特大城市的新路。
成都市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在发展中的一些做法对其它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三个集中”基本原则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既是工业强县又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的双流，为了解决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公共配套欠缺、农地零碎低效生产等问题，探索创造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成都市委、市政府总结推广双流经验，将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根本方法。
按照“一区一主业”的定位和工业集群发展规律，成都市优化工业布局，将全市分散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打造电子信息、软件、汽车、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11个现代产业集群，积极发展新能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成都市规划了由1个特大中心城市、14 个中等城市、30 个小城市、156个小城镇和数千个农村新型社区构成的城乡体系，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
同时，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成都市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大力发展优质粮油、生猪、茶叶、花卉、蔬菜、水果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
土地规模经营总面积万亩，占农村流转土地总面积的%。
农业增加值由2002年的亿元增至2010 年的275亿元，翻了一倍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29元，比2002 年增长%。
实践证明，成都的“三个集中”不仅适应人多地少的客观市情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迫切要求，避免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弊端，而且符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联系的规律，有效推进了“三化”联动，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通过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比较研究显示，成都是全国唯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得到遏制并呈缩小趋势的特大城市。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成都市通过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大刀阔斧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全方位构建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除了规划，成都市对只管城不管乡、重城轻乡或城乡分治的市政公用、交通、财政、农业、水利等30多个部门进行归并调整，实行城乡统筹的“大部制”。
先后三次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建立起了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培训、就业援助等体制，促进城乡充分就业。
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实现了无零就业家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增就业15万人。
基本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
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
的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
2009年1月出台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现了城乡完全打通和市级统筹，基本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
通过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成都市有效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城乡劳动者实现平等就业。
农村410所中小学、223个乡镇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全部进行了标准化建设，推动城乡教师、医生互动交流，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
教师实行“县管校用”，从“同县同酬”逐步向“同城同酬”过渡。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正在成为中国公民权利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现实样本，通过“六个一体化”，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超越了社会公平的范畴。
土地流转是撬动农村经济的关键
成都市城乡统筹工作在2008年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
通过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工作，落实了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对农村集体土地发放所有权和使用权证，对农村房屋发放房屋所有权证。
截至2009年3月，全市共有238个乡镇、1945个村（社区）启动了农村确权工作，涉及农户万户。
在产权确认清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权流转、耕地保护等改革。
成都制定了《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促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未利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形式的市场流转。
通过农民宅基地的集中，将节约出来的宅基地通过“指标增减挂钩”的形式，招商引资，用于重建农民住房、配套设施与就业增收。
此外，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在各区（市）县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分所，在乡镇设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为农地产权流转提供了正规渠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截至2009年3月，成都市在确权颁证后实现农村产权流转万宗，交易额
亿元。
同时，为了保护耕地，以及避免土地使用权流转后出现耕地非农化的现象，由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
并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提供养老保险补贴，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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