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浅谈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浅谈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关键词：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诗史互证论文摘要：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科学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
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影响深远。
正是这些融会中西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使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诗史互证陈寅恪治学最精华的部分之一是文史会通，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知识，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这个方法又可称为诗史互证。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可以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宋代的黄宗羲。
明清之际，钱谦益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将传统诗史互证正式确定下来。
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的功效。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解读、笺证唐诗的重要方法。
如《卖炭翁》的小序说：“苦宫市也。
”关于宫市之事，史籍记载很多，陈寅恪择录几条供读者参证。
第一条出自：“昌黎先生集外集陆顺宗实录壹”，第二条出自“同集柒顺宗实录贰”，第二条论述宫市最详细。
陈寅恪在引录后指出：“此篇所咏，即是此事。
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
”确实，结合韩愈的这段历史记载来读自居易的《卖炭翁》，就更能看出该诗高度的真实性。
接着，陈寅恪又引《旧唐书・张建封传》一段作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引《容斋续笔》《旧唐书・代宗纪》及《南部新书》有关记载说明“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默秋一1909年，陈寅恪复旦公学毕业。
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
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
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
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
陈寅恪携妻将雏，踏上了流亡之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
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但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陈寅恪论
蔡仲德：陈寅恪论（上）学术批评网按:蔡仲德先生原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不幸于2004年2月13日逝世;感谢叶明春先生不胜辛苦,将蔡先生此长文录入,并交本网发布.谨此深切怀念蔡仲德先生!摘要: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文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文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
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著作，都是对这一文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
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段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
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
关键词：文化取向；人格精神；恋旧情结；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中体西用论；文化转型；人本主义由于陈寅恪的人格具有巨大魅力，也由于陈寅恪的学问足以令人仰慕，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持续甚久的陈寅恪热，陈寅恪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总的说来，这无疑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人格的形成。
但陈寅恪研究中也存在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或推崇有余分析不足，或一味颂扬毫无分析，或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或望文生义无限拔高的突出现象，如不及时警觉，也可能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对现代人格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
有感于此，本文试图对陈寅恪其人其学作一分析，提出管见，希望能引起讨论，求得对陈寅恪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与评估。
一、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评估（一）陈寅恪及其学术贡献陈寅恪（1890—1969）［1］是中国现代史学家。
据统计，陈寅恪一生写有专著4部，生前共发表单篇文稿108篇，去世后经他人整理发表单篇遗稿18种［2］。
2001年出版之《陈寅恪集》，收入了迄今所能找到的陈寅恪全部著述，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上三种共收学术论文及序跋95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上二种合为一册，以下简称“《〈略论稿〉〈述论稿〉》”、《元白涛笺证》、《柳如是别传》（分上、中、下三册）、《诗集》、《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共13种，14册，约三百余万字。
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评价
• 陈寅恪先生治史，颇重知人论世，尤注意 历史人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陈寅恪认 为，当评论古人学说时，首先要了解此学 说产生的环境背景，“盖古人著书立说， 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 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 同时，要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理解其立说之 苦心孤诣，研究古人思想，应具“了解之同 情”，才能评价其学说之得失是非；准确地评 价历史人物，还必须重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陈寅恪反对按照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处的 社会环境，所懂的知识和思想去推测解释古人 的意志，去苛求古人，这样只会离历史的真相 越来越远。他自己以“贤愚”作为评价历史人 物的一个标准。他不囿旧见、实事求是地评价 历史人物，从而对历史人物作“神游冥想”式 的“真了解”。
• 1.融贯中西 • 2.重视考据比较之法 • 3.倡导诗文证史
1.融贯中西
• 独特的生活经历使陈寅格先生的学术研究 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 由于 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上家学渊 源的影响, 他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 中国传 统史学的优点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发挥。
• 另一方面, 留学欧美、游历日本的丰富经历, 又使他得以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养分, 一些 卓有成效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为他的学 术研究增添了新的特色。他曾经称自己 “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 治之世,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价, 这句自谦之语恰恰形象地说明了他融贯中 西的治学特点。他不拘泥于曾国藩式对封 建文化的因循守旧, 又不等同于张之洞式简 单的西学中用, 而是强调在坚持传统文化中 有益成份的同时, 吸取西学的优点, 以达到 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
• 2. 重视考据比较之法。
• 浸濡着国学传统的陈寅恪先生, 深得乾嘉考 据学派的精髓, 对音韵、训话、校勘、辨伪 等方法运用自如, 但他并不囿于旧学的束缚, 既重视穷究义理的宋学, 又吸收了西方历史 语言考据学派的代表“ 兰克学派” 的成果, 因而, 其考据比较之学比乾嘉旧学更进一层。
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
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读《元白诗笺证稿》有感[摘要］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所倡立的历史文化法、诗史互证法、比较联系法等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是最常用的，对我们的启发也最大,对我们的读书治学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关键词］陈寅恪;唐诗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的教授”，在文史哲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
最近读了先生的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1]，深感先生所著博大精深，不仅为其独特魅力所折服，对其治学方法也略有所悟。
下面仅就感触最深的几种研究方法谈一下粗浅体会。
一、历史文化法历史文化法，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诗时经常采用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内涵是，研究诗歌要将它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予以综合考察,才能找出作品生成及其特质形成的原因。
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自己“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正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才使他自觉地运用历史文化法去研究包括唐诗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
举例来说，寅恪先生在评价元稹于婚仕二途中所表现出的“无节操之守”时,一再阐明，中唐贞元、元和间的士大夫社会，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主要是词科进士)尚放荡风流之新习，另一部分（主要是山东旧族）则仍沿袭南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习。
两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尚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常呈现出纷纭错综之情势。
至于元稹，则善于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与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
因其能“忍情"，故一方面放荡风流，图欲望之满足；另一方面则以“悠悠若云”之意对待男女关系,去就自由，不为情感所束缚；因其甚有心计,故能深思熟虑,甚至于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以“巧宦”而“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介绍及人物评价】陈寅恪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介绍及人物评价】陈寅恪国学大师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介绍及人物评价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介绍及人物评价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国学大师陈寅恪人物评价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
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
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
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
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文史通义》的史学思想
《文史通义》的史学思想
《文史通义》是明代史学家陈寅恪的著作，他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客观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主观的影响。
二、史学的实证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虚构的影响。
三、史学的系统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系统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系统的思维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偏激的影响。
四、史学的历史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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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臶‛，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各种社会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形成的根源。
而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体系中，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决定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力量。
陈先生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
他在分析史实时，一般多把历史归结为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
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
例如他不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来探求古文运动兴盛的原因，而将古文运动的兴起归因于唐德宗这个封建君主的个人爱好：‚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
（元白诗笺证稿，页 2）这不待说是片面的、错误的。
在另外一些场合中，陈先生则过分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地理环境等因素，将它代替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例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唐太宗进攻高丽失败的原因，即夸大了气候条件的作用，认为隋唐武力中心在西北，进攻高丽军运困难，必须在一年中三月至七月即寒冷期已过而雨季来临的短期中获得全胜，才能成功，隋炀帝、唐太宗进攻高丽的失败，都由于未能克服这一困难。
陈先生并且企图抓住这一条纲来说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失败利钝所以然之故。
‛这一论述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杨广和李世民侵犯高丽的相继失败，首先是由于他们进行了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
高丽人民在两次战役中都表现了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所以才能击退强敌。
如果不从战争的性质和作战两方的情况来作具体的分析，那就如陈先生那样不能不歪曲历史事实了。
这种强调地理环境作用的历史观，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变相。
这从论述稿中关于隋唐内重外轻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来。
陈先生原来想突出说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造成了内重外轻的形势及其作用，但接下去就说：‚……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
‛把隋唐朝代的更迭决定于杨广个人。
假如当时杨广作南游而留守关中或东都，能不能说，农民战争的火焰烧得再猛烈些，隋的封建统治也可不致灭亡呢？陈先生那样的论断，其实是忽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作用所得出来的。
陈先生在论述武则天与佛教、魏晋清谈思想的若干论文中提出了宗教和哲学都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观点。
曾有些人引证这些论文为陈先生辩护，认为他在这里自发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
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有害的。
其所以有害，即如上所述，它迷惑了一部分的视听，使人感觉到只要钻研史料功夫深，无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自发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对陈先生也没有什么好处，使陈先生对自己的治学态度加深了自信，以为自己以为可以不需要思想改造了。
所以，今年中大历史学鸣放时有个同学出大字报要陈先生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陈先生就答复说：‚请你读一下我的‘武曌与佛教’吧！‛（大意）其实，陈先生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看法，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
他不从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去说明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原因，却从某些人物（如封建士大夫）的头脑活动中去找寻这些发展的泉源。
读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决不能明了隋唐制度究竟如何变化为什么变化，而只见到文化、制度随着某些封建士大夫家族及个人的来去而转移。
例如他不能从北魏社会跃进到封建社会后皇室与豪强矛盾尖锐化来解释三长制的建立，而只是强调李冲个人‚用夏变夷‛的作用。
这说明陈先生并没有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自发地接近了唯物主义。
我们并不否认，陈先生通过辛勤劳动掌握了政治与文化间互相联系的某些片段材料，但那与自发的唯物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绝对不能混淆。
另外有人还认为陈先生说‚实事求是‛，尊重证据的，这就是唯物主义。
这种论调也是错误的。
右派分子赵俪生就曾吹嘘过陈先生不抹杀反证，而从反证的攻倒中来建立自己的论点，说这值得现代史学界学习。
事实上陈寅恪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有根本的分歧。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事求是就是要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亦即规律性。
正是当我们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且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时，才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陈先生则认为历史是‚团团转‛的：‚时尚变迁、回环往复，此古今不殊之通则。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条）在这样的‚通则‛下，当然没有任何历史发展规律可言了。
否认社会发展规律，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呢？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有哪一点共同之处呢？那只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罢了。
至于尊重证据一点，我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陈先生在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可能性上，存有怀疑，而主张乞怜于一种‚直觉‛。
他说：‚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及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病。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在这种认为要真了解历史必须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当然谈不上真正的尊重证据。
陈先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个别事实的考证的。
他的史学方法的特点之一，是企图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环节，先行解决，然后再以所得的结论为出发点，连带说明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这种方法使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带有一种系统性，而和其他一些专搞考据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
但是，由于陈先生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来认识历史，因而对所抓的环节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常不免流于主观的臆断。
要在这些主观臆测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当然十分勉强，结果在处理证据方面就不免多取有利的证据，而于反证则往往不愿顾及。
这是与陈先生力求谨严的初衷相剌谬的。
例如陈先生认为北魏的制度有来自河西的一源，都城建筑也不例外。
所以他在研究北魏太和年间洛阳建筑时，开头就说：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渊源之说，‚则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河西……有关无疑。
‛这是从自己的假定出发（渊源略论稿 45页）下文为了证实这一假定，迂回求证，力图证明洛阳的建筑是以河西姑臧城为蓝本的。
但始终无法得到有力的论证，而对于若干于己不利的情况，亦臵之不顾（例如陈先生强调前汉长安建筑系按照周礼‚面朝背市‛的规定的，但他忽略了长安市和周礼原文上一句‚左祖右社‛则是不相符合的。
其实长安也是随着形势而发展建筑起来的，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
陈先生对这点没有注意到。
）假如陈先生抛弃自己的假定，则洛阳新都的建筑本来是容易解释的。
因为从邙山在北、洛水居南的形势看来，不论从政治上居高临下便于控制或从经济上便于交通运输而言，统治者都是以宫城在北，市场在南较为适当。
这一个例子说明，从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也必然陷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当然和马克思主义尊重证据的态度根本不同的。
二其次，我们要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有着根本的分歧。
这个根本分歧，突出地表现为对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陈先生和我们的看法完全对立。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必须从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观点来研究历史。
历史发展不是旧东西的重复，而是‚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产生的过程。
新东西是在旧东西内部萌芽的，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发展是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
陈先生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有变化和发展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和一切形而上学者一样，归根究底是在否定历史的前进和发展的。
首先，陈先生在研究他所谓历史‚演进‛时，很不重视以至根本抹煞广大人民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极力夸大各个民族的接触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他看来，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则本国文化的‚演进‛就很难想象；甚至微小如一种装束，也非在外国文化影响下不能有新的时尚：‚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则而不须详证者。
‛（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时世妆条）同时，陈先生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劳动人民创造的民族文化传统：‚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古今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
今世侈谈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识，适与相类，可慨也。
‛（同上，法曲条）这真是奇怪、武断的逻辑！难道中国人民就连一种新的服装都不能创造吗？难道扁鹊、仓公、张机、华佗这许多古代著名医药家都只是‚输入‛‚舶来‛的医药技术而没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吗？陈先生一方面鄙薄本国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另方面却对于封建社会的伦常礼教，竭力维护，说成为不可变动的。
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他的史学观点中的重要一条，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过。
这本是清末张之洞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