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震撼与衰落

东方早报/2011年/6月/12日/第B08版书评葡萄牙的震撼与衰落赵刚所谓葡萄牙的崛起，除了填满了王室和贪官的钱囊外，留下的只是后发优势如何转化为后发劣势，进而葬送一个国家的惨痛记忆，供后世凭吊。

没有永恒不变的后发优势，今日津津乐道自鸣得意的优势，明日也许就是万丈深渊。

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落后国家可以凭借自身独有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这种优势通常称为后发优势，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但是，后发劣势倒常为人忽略。

它首先为美国学者沃森提出，是指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注意技术引进，而忽略过时制度体制的阻碍作用。

几年以前，由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介绍于国人，在学术界引起不大不小的争论。

他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从后发劣势角度探讨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尽管如此，后发劣势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国兴衰提供新的思路。

葡萄牙历史学家雅依梅・科尔特桑的《葡萄牙的发现》所记述的十六世纪葡萄牙帝国兴衰，就清楚地展示出中央集权的后发优势如何转化为后发劣势，转瞬之际，让一个蒸蒸日上的帝国走上衰败的不归之路。

在世界近代史上，葡萄牙的位置是非常尴尬的。

一方面，以达伽马1498年成功的印度之行所发现和开辟的从欧洲绕过非洲通向东方的新航路，标志着人类全球化新时代的来临。

另一方面，葡萄牙帝国的辉煌仅仅是过眼云烟，在十六世纪前半叶华丽一跃之后，便烟消云散。

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后起的荷兰、英国、法国相提并论，自然也引不起史家的兴趣，因此，尽管葡萄牙是不折不扣的欧洲国家，但在近代欧洲历史论述中常属于一笔带过的角色。

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有专章论述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唯独吝于专章讨论葡萄牙，它在西方史学界心目中的边缘地位可想而知。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学界兴起了一股解构西方中心的新潮，人们对地理发现时代世界史研究的重心逐步从西方的扩张转向非西方地区的历史演进，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背景下，葡萄牙人的地理发现历史进一步为人所忽略，这种偏向甚至影响到国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没有一部中文著作细致讨论葡萄牙帝国地理发现的来龙去脉，更没有人关注葡萄牙这样一个海上强国，何以在不到一个世纪，就一蹶不振的历史底蕴。

这个空缺，随着葡萄牙著名历史学家雅依梅・科尔特桑六卷本《葡萄牙的发现》中译本的问世，而有了实质性的弥补。

科尔特桑是葡萄牙历史学家，一生著述宏富。

这部书是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前未完成的遗稿。

该书详细记述了葡萄牙发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背景，以及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到达伽马首航印度的发现历史全过程。

该书尽管写于五十多年前，也没有最后完成，但仍然是目前中文世界所能看到的对葡萄牙航海发现史论述最全面详尽和透辟的著作。

遗憾的是，在过去十几年，学术界对全球史兴趣与日俱增，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科尔特桑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这部书不仅填补了中文世界对于地理大发现研究的盲点，更可以为时下喧嚣的大国崛起讨论中尚未为人注意的后发劣势会如何摧毁和抵消后发优势提供新的起点。

按照国内学界迄今仍广为流行的历史解释，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地理发现的完成，西方历史逐步完成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大步向现代社会迈进。

这种概括不无道理，却过于简化。

当时西欧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本来如同一个纷乱嘈杂你碰我撞的大集市，“西方”一词，容易让人把它误解步伐方向统一的受阅队伍。

这种诠释很难解释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久就出现的急剧衰落和倒退。

对这个难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当属前面谈到的后发理论。

在十五世纪末叶的欧洲人的心目中，世界像一个四级金字塔，高居塔顶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述过、葡萄牙深信不疑的中国和印度，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流着蜜与糖、充满黄金的天堂。

其次是阿拉伯人统治的中东地区，它是中国丝绸、印度香料、东南亚宝石进入欧洲必经的中转站。

位于这个金字塔第三级的是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它们控制着欧洲和中东的香料贸易。

处于最底层的是僻处西南欧洲，在热那亚人看来又小又穷、人口只有百万的葡萄牙。

按照科尔特桑的观点，当时“地中海周围国家的安定和繁荣都要取决于在穆斯林港口的贸易额……（西方国家）经济生活依赖于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卷一第92页）。

进入十四、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在近东的崛起和北非阿拉伯武装商人的横行，使得与东方贸易受到严重阻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东方商品的价格暴涨到惊人的程度。

更糟糕的是，按当时人的说法，许多商品因为海上交通的阻隔，“用钱也买不到”（卷一第93页）。

另一方面，危机也是商机，东方商品高昂的价格也意味着高额利润。

但是，不找到通往亚洲的新航路，打破阿拉伯商人的封锁，这种高额利润只能可望而不可即。

因此，在十五世纪的西欧出现一股探寻新航路的热潮。

人们特别希望找到一条经由大西洋通往亚洲的新航路。

这为出门就是大西洋的葡萄牙人带来了崛起的良机。

不过，发现新的贸易路线，需要解决两大难题。

一是经费，航行大西洋，特别是南大西洋，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没有任何凭借的探索，其风险之大，成本之巨，超乎想象。

仅是发现从北非摩洛哥到南非好望角的航路，就耗费了葡萄牙人几乎一个世纪的光阴。

这就意味着长期巨额以及不计成本的先期投入。

二是保密问题，海上航路，发现起来尤为艰难，但发现的结果一旦泄露，发现带来的利益很容易为竞争对手窃取。

如何保守商业秘密，如科尔特桑在书中所言，成为当时棘手的问题。

对后发国家如葡萄牙尤其如此。

它的海洋探险成果一旦为航海业更为发达的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威尼斯侦知，就会给后者捷足先登，抢占相关商业利益的机会。

十五世纪的葡萄牙，尽管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民间出现寻找新航路的热潮，但是，与当时的老牌海上商业帝国威尼斯、热那亚相比，葡萄牙民间商业，无论在技术、资金、人力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葡萄牙有其独到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强有力的王权。

早在十四世纪，葡萄牙国王利用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削弱地方势力和贵族势力的影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王室有能力动用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从事航海事业（卷一第219-220页）。

王室敏锐地注意到开辟新航路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从十四世纪后半期开始，开始采取王室控制、动用国家资源的方式开展发现事业。

政府介入使得葡萄牙的发现事业得到稳定的资金来源。

由于王室的推动，葡萄牙在航海技术上因为首先制造出适应于在南大西洋航行的新型三桅帆船而居于领先地位。

凭借新的技术，它抢先发现了从北非经西非海岸到达今天中非扎伊尔、安哥拉地区的航路，与当地商人开展利润极其丰厚的贸易活动。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葡萄牙人终于在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东方的新航路。

为了防止情报外泄，打击来自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者，葡萄牙王室颁布实行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

按照新的法令，没有王室的手谕，任何人不得从事沿非洲海岸的航行贸易，出版商不得出版任何载有新发现资料的世界地图和航海图，葡萄牙船员和领航员不得为外国效力，违者没收财产，流放海外（卷三第799页）。

为了保守新发现的秘密，葡萄牙政府不惜采取极端手法。

据一位和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某次，国王发现两名水手一名领航员逃入邻国西班牙，立即派人潜入该国杀死两名水手，把领航员生擒回国，然后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其他地方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哪儿能逃出国王的手心。

”（卷三第800页）王室的主导，弥补了葡萄牙经济、技术、资金、民间商人弱小的缺口，使之在发现事业的竞争中一路领先，首先发现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新航路。

在首次抵达印度后不到十年，就打破了阿拉伯和威尼斯商人持续几个世纪对香料贸易的商业垄断。

然后，它用了短短二十多年，就控制了印度洋贸易的各个枢纽，如红海的亚丁、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印度著名香料贸易中心科里科特和果阿、东南亚的马六甲，建立起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比本土大几百倍的商业帝国。

从科尔特桑书中提供的细节看，在葡萄牙开展发现事业的同时，西欧各国都在为此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西班牙也在探寻前往中国和印度的捷径，但是，由于葡萄牙政府强有力的保密措施，西班牙竟然对葡萄牙的发现及相关意义一无所知，后来不得不在印度洋贸易上甘拜下风，承认葡萄牙王室对于其发现的新航路及在印度洋有关地区贸易的垄断地位。

以葡萄牙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小国，没有王室集中国力办大事，单凭民间商人单打独斗，不用说击败强大邻国的竞争，恐怕它所发现的航海秘密，也无法长期保守，为财力雄厚的威尼斯或热内亚商人轻而易举地收买窃夺。

从这个意义上，葡萄牙的成功实质上是王室垄断和举国体制的胜利，也是后发优势的胜利。

如果说王室垄断在发现过程中，运用国家财力弥补了葡萄牙经济落后的缺陷，带动了航海技术的突破和进步，那么，在发现新航路后，就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

如前所述，葡萄牙的成功在于国家对发现事业的控制和垄断，这种垄断从王室参与发现事业之始就出现了。

新发现的非洲沿岸地区的贸易一律为王子或王室亲信大臣控制（卷二第358页）。

1426年，政府宣布，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想要到那里（新发现地区——引者按）的人……返回时必须向（主持发现事业）恩里克王子缴纳所有运回物资的四分之一”（卷三第656页）。

葡萄牙进入印度洋水域后，把这种垄断扩展到整个葡萄牙与东方的贸易。

香料等产品的交易更成为王室独享的禁区。

不仅外国人，就连本国商人也被完全排斥于东方贸易之外。

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恶果。

首先，由于王室垄断，本国民间商人被排除于东方贸易之外，商业利润完全为王室据为己有，因此失去了借机全面发展的良好时机。

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呈鲜明对比，荷兰商人虽然晚于葡萄牙进入东方，但是由集资合股兴办的公司如东印度公司来开展与东方的贸易和殖民活动。

它的资金来自于荷兰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获得的利润又通过分红等渠道，回报荷兰社会，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使荷兰成为十七世纪的世界强国。

其次，十五、十六世纪的葡萄牙的经济发展仍然相当落后，尽管控制了与东方的贸易，却没有太多可供出口的产品。

为了维持香料贸易，葡萄牙必须从经济发达的西欧其他国家如尼德兰进口商品，然后再转售到东方换回香料。

如此一来，从葡萄牙的东方贸易中获益的除了王室外，就是外国产品，而本国工业发展反而得不到分毫利益（卷五第1307页）。

至于服务王室垄断的国有企业，如同此后存在过的大多数国有企业，从开张之日起，就为内部腐败低效所困扰。

葡萄牙人进入亚洲，因为天高皇帝远而缺乏有效的监督，也因为国王的纵容和默许，贪污腐败如洪水猛兽，在短时间内席卷葡萄牙王室派往东方的各个商业机构。

按照科尔特桑引用另一位历史学者佩雷斯的话，这是“作为极其严厉暴虐的独裁统治的致命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