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
儒家思想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与面貌。
首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儒家思想强调君主与臣民、父子、兄弟之间应有的互动关系，主张君主以德治国，以身作则，得到民众的尊崇和信任。
儒家思想中关于君主的职责和道德要求，例如“君子务本”，植根于道德修养与品行修正，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的价值观基础。
这种政治框架塑造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独特形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的思想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所有层面。
其次，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影响也不容忽视。
儒家思想强调家庭和睦、尊重长者、注重家族道德规范，这种家庭伦理对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制度和家族招聘人才的传统就源于儒家思想。
家族企业制度的延续，使得家族内的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并通过家族纽带带来了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由于儒家思想重视孝道和顺从等品德，劳动者在工作中更加勤勉，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儒家思想对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了重视礼仪和道德观念，将“仁”作为核心价值观，并以“仁者爱人”为基础。
这种价值观念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力，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尊敬长辈、重视亲情、关心他人的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这些观念与中国独特的传统美德相结合，为中国古代社会赋予了独特的道德风貌。
此外，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提倡实用主义，注重教育中的道德培养和个人修养。
孔子的教育理念“学而优则仕”即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看法：通过学习和修养，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仕宦人才。
据此，古代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度，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学习提高自己，还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影响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张仁爱、道德修养、社会秩序等价值观念，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指导。
以下将从思想渊源、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探讨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儒家思想源于孔子，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
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修养和人伦关系是根本。
儒家倡导“仁爱”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理念与“祭先祖、敬神灵、尊老、爱幼”等传统中国价值观相契合，强调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友爱关系。
这种仁爱的价值观使得社会在政治、经济和道德方面都具有稳定性。
儒家思想对政治治理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主张君主专制，以仁政治天下，并实行了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等一系列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安排。
儒家将王权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视为天命所在，主张君主尊重信用、明理断案，臣民敬畏君主、遵守法律。
这种政治治理模式将政治权力与道德关系紧密结合，既保持了政治的统一，又注重了道德的实践和传承。
儒家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儒家强调家庭伦理、社会公德和礼仪习俗，试图通过人们内外在修养的培养来维系社会秩序。
儒家认为，只有在家庭和社区这样的小范围内实施仁爱和秩序，才能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儒家思想还强调礼仪习俗的遵守，认为公平正义、尊重他人和自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正是通过这种秩序的传承与实践，中国古代社会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和谐。
然而，儒家思想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等级观念，将人们划分为君臣、父子、夫妻等不同角色，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发展。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注重的是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传承，对于创新和变革持保守态度。
这种保守性有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强调仁爱、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等价值观念，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指导。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了人伦道德、仁义礼智等核心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从孔子到后来的儒家学者，这一思想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潮。
首先，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体现在道德伦理的倡导上。
儒家强调人伦关系的重要性，即父子、夫妻、君臣、朋友等各种社会角色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只有维护好这些人伦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因此，儒家强调的仁德、义理、礼法等价值观念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影响了社会上层和各个阶层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中起到了规范和引导的作用，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儒家思想还对中国古代政府的形态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倡导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历代统治者广泛采用，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模式。
儒家思想认为，君主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责任。
他们被视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应该负责任地执掌权力，为人民谋福利。
因此，儒家思想强调了君主的德行与仁爱，要求君主尽职尽责，以符合人伦伦理的要求。
这种思想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王朝能够相对稳定地统治整个国家。
除此之外，儒家学派还注重教育的力量，将其视为塑造良好社会秩序和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儒家思想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儒家学派提倡全民教育，将教育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之道。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出现了书院制度，成为培养各行各业人才的重要机构，也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这种儒家倡导的教育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独特性，培养了大量具有道德修养和才智的人才，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强调人伦道德、仁义礼智等核心价值观念，以道德伦理的倡导为基础，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2025届福建省宁德一中高三一诊考试语文试卷含解析
2025届福建省宁德一中高三一诊考试语文试卷考生须知：1．全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全部在答题纸上作答。
选择题必须用2B铅笔填涂；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答字笔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2．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答字笔在“答题纸”上先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
3．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1、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A．自然之美是一切艺术美的源头活水，正如古人所云“天地有大美而无言。
”天地之美，在风景名胜，也在“溪头荠菜花。
”平中见奇，淡里显味，更是一种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
B．“学习就怕‘认真’二字。
”张老师说：“‘态度决定一切’，确实很有道理。
”C．发挥“能人效应”，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农民更新观念，转换脑筋，增强本领，参与竞争，尽快致富。
D．“到底去不去呀？我的小祖宗！”妈妈“咚咚咚”地敲着我的房门，“人家来电话催好几趟了，你倒是给人家一个回话呀！”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
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
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
宁静本身就是道，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
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
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
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
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
如北宋画家王晋卿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幽寒宁静之极。
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治国理政
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治国理政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种深刻而广泛影响的哲学思想，儒家思想不仅对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产生深远影响，更被运用于治国理政中，对政府和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
本文将从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开始，展开论述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治国理政的关系。
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
仁是一种对他人的关怀和爱心，体现了儒家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治国理政方面，仁成为了一种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
根据儒家思想，统治者应当对民众怀有仁慈之心，关注民生农耕，为民众谋福祉。
这种关怀的精神在明君治国的理念中得到了体现。
誓与百姓同甘共苦的统治者，将能够得到民心的拥护和支持。
其次，儒家思想也强调了礼。
儒家认为礼仪规范了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具有形式化和固定的特点。
在治国理政方面，礼的应用体现在仪式和规范上。
以周礼为例，统治者需要遵守严格的礼制仪式，传承祖先的传统，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儒家认为，礼可以约束行为，带来和谐和平衡。
在儒家的理念中，统治者必须亲自示范并遵循礼仪规范，以身作则，以期影响和引导他人的行为。
除了仁和礼之外，儒家思想还强调了君子之道。
儒家认为，统治者必须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才德的君子。
君子应具备充分的人文素养，品德高尚，有道德的操守。
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展现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
因此，儒家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
一个有德者，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
此外，儒家思想中还强调了学问的重要性。
学问被视为修身做人的基础，而统治者则被要求有广博的知识和教育背景。
只有经过深入研究和广泛学习，统治者才能够对各个领域有深入的理解和准确的判断。
学问对于治理国家和制定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应不断学习和进取，以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
总结一下，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对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产生深远影响，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
在儒家思想中，仁、礼、君子之道和学问是核心概念，而这些概念被应用于统治者的行为和决策中。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和价值观体系，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仁爱、忠诚、孝道等，这些思想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风貌和社会结构。
本文将从政治、教育和家庭伦理等角度来探讨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1. 政治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家推崇仁爱和孝道，强调理性思考和礼仪规范。
这些思想观念影响了古代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
儒家强调君主与臣民之间的道德契约，要求君主以仁爱和孝道来治理国家，臣民则要忠诚和尽责。
这种道德伦理的约束对于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
2. 教育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培养仁德和人格的完善。
儒家教育以经典教学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修养。
这种教育方式注重规范和礼制，培养学生遵循各种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儒家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才，使其能够胜任各种社会角色并为社会作出贡献。
3. 家庭伦理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家庭伦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儒家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崇尚孝道和敬老。
儒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内部的和睦形成了社会整体的和谐。
儒家教育鼓励子女孝敬父母和长辈，推崇家庭价值观念。
家庭伦理观念的传承和弘扬，使得中国社会在家庭关系上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和情感。
总结来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通过在政治、教育和家庭伦理等领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这种思想观念的传承和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能够保持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的影响延续至今，深入人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仍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2020届高考历史一轮复习：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单元总结
(2)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 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 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 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 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 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 “庄田置后频移主”。
2.通过史料分析,可以明确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 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 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 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
宋代由贱而贵与由贵而贱的两种现象均较为常见。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 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 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进仕的可能性增大。
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与“不变”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
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 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 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原则仍可 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 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监察制度
中央:御史大夫掌管监察 地方:汉武帝将全国分为 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代 表中央监察地方及诸侯
朝代
两汉
魏晋 南北
朝
选官制度
察举制 ①西汉开始,东汉末年 衰落 ②地方以品行为依据向 中央举荐
九品中正制 依品行、 门第等分九等,作为中 央选官依据
监察制度
中央:东汉设御史台 地方:东汉末年,州逐渐演变 成地方行政区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时儒与法的运用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时儒与法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治理国家方式主要有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两种，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与人际关系，强调仁爱、仁政、礼制等；而法家思想则强调法律制度、权力分配和行政管理等。
这两种思想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运用1. 儒学兴起与儒者参与政治儒学兴起于战国时期，孔子是其创始人。
孔子提倡仁爱、礼制和道德伦理等观念，并主张君主应该以德行来统治人民。
儒学逐渐成为统一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成为官员选拔和培养的重要标准。
2. 建立礼制礼制是指一套关于社会行为规范和仪式习俗的规定。
儒家强调礼制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恪守礼制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古代中国，礼制被广泛应用于官员任命、婚嫁、葬礼等方方面面，起到了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
3. 儒家思想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君主往往会聘请儒学家为政治顾问，他们以道德伦理为依据对君主提供建议。
儒学家认为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注重人民福祉和社会公平。
他们强调君主应该以身作则，并通过仁政来影响下属官员。
4. 儒学在教育中的运用古代中国注重教育，并且将儒学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通过传授经典、道德规范等内容来培养学生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二、法家思想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运用1. 法律制度建设法家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法家认为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可以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调控。
在古代中国，法家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2. 权力分配与行政管理法家思想强调权力分配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古代中国的君主往往会聘请法学家为政治顾问，他们通过制定明确的权力分工和行政程序来提高国家治理效率。
同时，他们强调君主应该依靠严密的监察机制来控制官员，并且强调官员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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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作者：王建光《光明日报》（2016年04月11日16版）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孝顺伦理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对于帝王而言，这种“孝”体现在皇帝对太上皇（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存在太上皇的时间并不多）、太后等的孝顺上。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
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
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
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圣贤之书
儒家的重要经典，尤其是《尚书》《论语》《周礼》中的言辞语句、观点及其记载的圣贤、廉臣之言行，在许多时候起到了律典的补充作用，对帝王违反政治伦理、突破规范定制之言行进行制约。
《周礼》或者其精神，事实上成为所有朝代的共同“宪法”，即所谓“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
大臣们都谙熟此道，往往信手拈来，对于规劝制约帝王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
明代精于《周礼》的舒芬，曾上疏明武宗，反对皇帝在孝贞皇后崩甫逾月即托言往视山陵而罢沿道兵卫之事，要求武宗“三年之内，当深居不出”（《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此规劝显然是以儒家的基本孝伦理“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为其基础的。
在儒家价值坐标中，帝王也不能例外。
祖制祖训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祖制祖训能够起作用，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
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
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
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
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历史上，除非是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否则先皇的遗言、祖制祖训，后代的帝王是很难改变的。
历史定位
《春秋》成，则“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和价值坐标，所以青史留名也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
“古之良史
也，书法不隐。
”（《左传·宣公二年》）书史者，或记事并作评价，或记事不作评价，虽然会有春秋笔法，虽然有些内容还是会经过修饰、美化，但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等都可能会在起居录、实录中留下线索，所以对帝王的任性言行也有一定的震慑。
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把道德之剑。
青史留名，为自己寻找高尚的历史定位，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
对于一个“昏君”的历史定位，绝大部分帝王都是恐惧的。
即使是不涉及王权本身的问题，帝王也不得不从之。
前朝惯例
中华文明非常重视历史，重视以史为鉴及其古为今用之功。
诸种正史、大量野史、《通鉴》和《通典》《会要》等著作的形成也大都有此动机。
所以当君臣就一些事议而不决或议而难决之时，或帝王的决策不合臣意或不合时务时，饱读经史的大臣们往往会想到并引用历史之事、前朝处理同类事务的惯例以作参考或直接仿效。
三皇五帝、文王周公、前代明君之事，不论是帝王、大臣都能娴熟而用，大臣们也借以提出建议，规劝帝王。
在不违律令、不违儒家伦理的前提下，对前朝惯例的借鉴或采用就有着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前朝成功的惯例，尤其是前朝明君的言行方式，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具有正面的引导意义。
借鉴历史的力量以及前代帝王尤其是有作为的帝王对同类事务的处理办法，来表达观点、制约帝王或影响朝廷决策，有时极为有效。
如唐贞观二十年（646），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以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时褚遂良即上书规劝，要太宗“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之举（《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后太宗从之。
明武宗死后，因其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武宗之叔父兴献王的儿子继位为明世宗。
随后世宗即面临一个如何尊称孝宗、武宗及生身父母的“大仪”问题。
大臣们各引其据，有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有引“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之事以提出建议（《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大礼之议》）。
明代舒芬曾上疏武宗皇帝，反对“畋游无度”，其立论之一即“自古万乘之重”和“古帝王所以巡狩”应该如何之类（《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舆论影响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
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
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也有不在意舆论者。
唐永徽六年（655），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时韩瑗上书：“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
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
”（《旧唐书》卷八十《韩瑗传》）不过，高宗不仅没有采纳此建议，而且更无惧“四海之士”的惕然。
韩瑗后为褚遂良辩护，又引“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之事，不仅未果，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
自然警示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春秋繁露·观德第三十三》）虽然儒家反对怪力乱神，但由于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其政治文化中仍然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精神融入政治伦理之中。
由于一方面有着“天何言哉”的自然定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王道之政都是“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的道德假设，所
以自然界的异象，诸如地震山崩、河水断流、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之类，更容易被大臣、文人、术士等加以伦理的附会，引申出自然对世事的态度，以警示帝王。
这一点尤其在中古之前的朝代中更是如此。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如明代舒芬曾就孝贞皇后配茂陵毕而自长安门入之事上书：“孝贞皇后作配茂陵，未闻失德。
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门。
昨孝贞之主，顾从陛下驾由旁门入。
他日史臣书之曰：‘六月己丑，车驾至自山陵，迎孝贞纯皇后主入长安门’，将使孝贞有不得正终之嫌。
其何以解于天下后世。
昨祔庙之夕，疾风迅雷甚雨，意者圣祖列宗及孝贞皇后之灵，儆告陛下也。
陛下宜即明诏中外，以示改过。
”（《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这一短短的上书，其中使用伦理正义（未闻失德、发示改过）、祖制惯例、历史定位（不得正终）、社会舆论（天下后世）、自然警示等多种力量来规劝明武宗。
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
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
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这一点在南北朝时期更为明显。
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当然，并不是说，帝王一定会受到这些约束。
对于一些有个性的、强势的、昏庸的或自恃英明的帝王，在具体事务上这些约束也往往并不完全起作用，提建议者也会屡被加罪，甚至失去生命。
上文所说的明世宗时的“大仪之议”即是如此。
世宗对不合其意的提议则是“三上三却”，甚至“杖谪者数十人”，而对于合其意的提议，会马上采纳落实。
这时的伦理、惯例等，都已经失去其制约意义。
这是因为，在根本上，对帝王的所有道德制约力量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封建皇权专制的。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