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浅析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浅析私家藏书作为古代藏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无论是恢弘规模的图书或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等实体，还是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保护措施。
形成的习俗、风气和藏书家们主体的潜层心态，无不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
我们应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放入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开展中进行考察。
一、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开展沿革我国藏书历史延绵千年，商周时就有了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
私家藏书相比官府藏书出现得晚，经历了长时期的开展沿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广搜文献。
“定礼乐，明旧章〞。
但早期图书的载体多为笨重的竹木简，贮藏、书写、携带均不方便。
靠手抄复制，成之不易，聚之更难，私藏者寥寥。
还有局部载体为本钱昂贵的帛书。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了当时藏书活动的开展速度。
第二阶段，古代私家藏书的开展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
藏书数量规模上有明显的增加。
这不仅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的大开展，更有赖于东汉末年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突破。
纸比竹木简易于收藏、携带、书写，比帛书的本钱又低廉，对典籍的复制流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第三阶段，古代私家藏书的兴盛时期，由宋代到清朝末年。
两宋尊文抑武，文化的繁荣使得藏家人数激增，私人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同与仿效。
加之宋代印刷技术的快速开展，出现了一些世代藏家，像新喻刘氏、安阳韩氏、宋城王氏等：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部各有特色的私家藏书目录，对中国目录学的开展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称。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藏书活动过程中有着许多的图书、藏书楼等实体文化，藏书措理之术和藏书习俗、风气的行为文化，还有藏书家们主体的心态文化等，可以从文献收藏文化、学术传承衍生文化、书楼营造文化进行初步的解析。
(一)、文献收藏文化私家藏书收藏文献，不仅数量多，种类普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且系列互补，价值较高。
论古代私人藏书与中国传统文化120
论古代私人藏书与中国传统文化摘要：古代私人藏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利用相关的历史资料，充分论证了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古代藏书；私人藏书；传统文化；古代文献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能够流传至今，私人藏书在传承、传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 藏书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藏书家收藏图书这一活动的本身，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藏书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我国约十万多种古籍保存至今，很大功劳归功于私人藏书家的努力。
我国历代文化典籍都曾蒙受过种种灾难，甚至陷人荡然无存的绝境，这在官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内乱外侮都使官藏惨遭灭顶之灾。
战后历代朝廷总是要依靠私藏来恢复、重建国家的藏书体系。
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秦始皇焚书坑儒。
此举不但是对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儒家文化的打击尤为沉重。
但作为藏书家与教育家的孔氏后人，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藏书史上著名的西汉“墙壁书”事件，就是私家藏书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正宗的儒家文化避免了毁灭的厄运，使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理论和物质上的强大支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唐中期，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印本书籍逐渐增多。
这些都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私人藏书在万卷以上者就有近20家。
唐诗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私人藏书家居功至伟，明代藏书家胡震亨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一生致力于唐诗收集与整理，《唐音统签》一书就是最为辉煌的成就。
该书共一千零二十七卷，收录的几乎全部是唐诗，以至到清代康熙时编撰《全唐诗》时都要以它为底本，这一点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古人的藏书印爱书、护书、读书的情怀
古人的藏书印爱书、护书、读书的情怀资料图很多爱书人都知道藏书票，它起源于欧洲，一般贴在书籍封补页或扉页的右上角或中央，属于藏书者个人收藏的一种标记。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图书收藏者也有用以表明书籍持有的标记，它就是藏书印。
在古代，喜好藏书的文人学者都会拥有自己专用的藏书印，每得一本好书，就会将印章盖在心爱的藏书上。
鲜红的印痕与纸上的墨迹相映成趣，是一件特别赏心悦目的雅事。
据古书记载，最早的藏书印是唐太宗李世民写有“贞观”二字的连珠印。
此后，又有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印、苏东坡“赵郡苏轼图籍”、米芾“米氏审定真迹”等，皆为有名的藏书印。
宋代以前印材大多用铜，帝王和皇亲国戚则用玉或金银制印。
到了明清时期，私家藏书蔚然成风，篆刻流派名家辈出，藏书印更是多种多样，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叶德辉所说：“藏书必有印记。
”可见那时藏书印的使用已经是一件极为普遍之事。
在众多古代藏书印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名字章”和“鉴赏章”。
“名字章”包括藏书者的名字印、别号印、斋室印等，上文提到的唐太宗“贞观”印、李隆基“开元”印都属于名字章。
“鉴赏章”中有的直接记录了收藏者对书籍的鉴定结果，如“善本”“宋本”“元本”“孤本”“钞本”等，还有一部分是藏书者欣赏藏书后加盖其上的，如写有“珍藏”“鉴藏”“珍赏”“阅过”“曾阅”“曾藏”“过目”“过眼”“眼福”等。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
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
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
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浅析(一)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浅析(一)私家藏书作为古代藏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恢弘规模的图书或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等实体，还是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保护措施。
形成的习俗、风尚和藏书家们主体的潜层心态，无不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
我们应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放入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
一、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沿革我国藏书历史延绵千年，商周时就有了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
私家藏书相比官府藏书出现得晚，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沿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广搜文献。
“定礼乐，明旧章”。
但早期图书的载体多为笨重的竹木简，贮藏、书写、携带均不方便。
靠手抄复制，成之不易，聚之更难，私藏者寥寥。
还有部分载体为成本昂贵的帛书。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了当时藏书活动的发展速度。
第二阶段，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
藏书数量规模上有明显的增加。
这不仅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的大发展，更有赖于东汉末年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突破。
纸比竹木简易于收藏、携带、书写，比帛书的成本又低廉，对典籍的复制流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第三阶段，古代私家藏书的兴盛时期，由宋代到清朝末年。
两宋尊文抑武，文化的繁荣使得藏家人数激增，私人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同与仿效。
加之宋代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藏家，像新喻刘氏、安阳韩氏、宋城王氏等：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部各有特色的私家藏书目录，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称。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藏书活动过程中有着许多的图书、藏书楼等实体文化，藏书措理之术和藏书习俗、风尚的行为文化，还有藏书家们主体的心态文化等，可以从文献收藏文化、学术传承衍生文化、书楼营造文化进行初步的解析。
(一)、文献收藏文化私家藏书收藏文献，不仅数量多，种类遍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且系列互补，价值较高。
论古代藏书家管理和研究藏书的方法
论古代藏书家管理和研究藏书的方法作者：毛健来源：《新教育时代》2014年第03期摘要：古代私人藏书家重视对藏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大大提高了藏书的质量。
他们不仅是收藏家、而且大多还是考订家、校雠家、赏鉴家，他们整理藏书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藏书家藏书管理藏书研究在中国的藏书文化中，藏书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个体的藏书家来说，他们只是整个藏书文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对自己的藏书做了大量的研究整理工作，如版本鉴定、校勘、考证、分类编目、补辑等，从而使藏书得以很好地保护。
也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藏书家薪火相传、不懈努力，才使许多珍贵的典籍代代相传，使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一、版本研究藏书家大都重视藏书版本研究，很多藏书家都是版本学家，如宋代的沈括、叶梦得、晁公武、尤袤、朱熹、洪迈、陈振孙等。
明代的高濂、杨士奇、陆深、胡应麟、毛晋、毛扆等。
清代的钱曾、孙从添、纪昀、顾广圻、黄丕烈、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藏书家对书籍版本及其授受流传过程颇为重视，均精通版本之学。
明代徐勃通过从书籍的内容和形式来鉴定版本年代以及优劣真伪，或从语言文字鉴定，或利用史料鉴定，或从纸墨鉴定，或利用目录学著作鉴定，或从印记、序跋鉴定。
除了鉴定版本外，还喜欢研究不同版本的异同。
如在《红雨楼序跋·李文公集》云：“《李文公集》十八卷，景佑三年欧阳文忠序之，又为之跋。
余家藏有旧本，序次稍异，乃邵武郡守冯师虞所梓，板存郡斋。
此本首无欧序，而更以王融，何方伯宜序，刻在景泰乙亥；邵武本刻在成化乙未。
互有鱼鲁之误，因两存之。
”二、校勘由于历代刊刻或者抄写的失误，造成我国大部分古书中都出现一些错误，藏书家很重视藏书校对，他们或借书对校，或自读自校，或借鉴他人之校，有的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对家藏书籍进行校勘。
北宋宋绶藏书之精，注意校雠，多为时人称赞。
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云：“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我国古代的爱书藏书者
我国古代的爱书藏书者从古至今，爱书藏书之人可谓众多。
●从被禁到成风我国官藏书始于周代，当时私家藏书很少，直到周朝后期，诸侯兴起，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各个学派都聚众讲学，书籍成了必需品，于是私人藏书首先在先秦各学派的学者中出现。
《庄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成语“学富五车”即源于此。
当然，对于当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竹简之书仍是稀罕品。
秦始皇推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发布了焚书诏令，又查出在背后抨击他的儒生和方士四百六十余人，全部活埋于咸阳，这就是焚书坑儒。
刘邦创建西汉王朝之初，相国萧何在都城长安主持修建规模巨大的未央宫，就在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
专用的皇家藏书楼从此诞生。
石渠和天禄后来就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
为了利于防火、防潮等，汉代宫中藏书室有用石块砌成的“石室”，书柜则为用铜包边的“金匮”。
私家藏书繁盛是在唐宋时期，唐代藏书过万卷的藏书家就有十余名。
这些藏书家多为官宦，但也不乏著名学者。
如《贞观政要》的作者吴竞家藏书13400余卷，文学家柳宗元家藏赐书就有3000卷之多，中唐德宗时宰相李泌藏书多达3万余卷，且多精美。
宋代因雕版活字印刷的兴盛，图书印制较易，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之风更盛，出现了许多藏书家。
宋代藏书最多的是英宗的兄弟荣王宗绰，藏书多达七万余卷。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亦是有成就的藏书家。
●老仆阅书无数到了明清时期，私人藏书总数已大大超过官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
明清两代出现的一批著名藏书家及其藏书楼，成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辉煌绝响，尤以江南私家藏书特盛。
明朝的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之一，嗜书成癖。
曾用一座庄园来换一部宋刻本《两汉书》。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王世贞“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说到王世贞，就不得不提他身边的一位老仆。
王世贞的藏书并没有编目，他的书室中有一老仆，十分熟悉家藏。
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
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阐述了我国古代著名藏书家关于“藏书”“读书”“治学”的思想，重点辑录了他们的读书心得和体会。
中国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他们把读书看作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并认为书籍是永不枯竭的知识财富，藏书的目的是为了研读，读书应善于思考，学以致用。
标签：藏书家；藏书；读书；中国；古代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
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
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
”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
”《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
此昔人诒厥之名言……”。
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
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
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
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
饥当以食，渴当以饮。
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
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明代藏书家祁承非常喜欢书，爱读书，甚至达到了典衣废食的地步。
他也说，人欲求见多识广而不肯读书，那就好比“求饱而懒营馔，取暖而懒裁衣。
”“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
”又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
汉代私家藏书特点及其原因探析
兰台世界2012·7月下旬WENBOKAOGU我国的私家藏书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早的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及以前，文化的享有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等。
奴隶出身低下，没有享有文化知识的权力。
在藏书上，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才能藏书，这就形成了后来的私人藏书的开端。
私人藏书发展到汉朝，形成了一个藏书的高峰。
首先是汉朝建立以后，吸取了先秦采取暴政导致灭亡的教训。
汉朝统治者认为，真正能统治天下、笼络民心的是“以文兴国”，而不是武力。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刘邦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随着汉朝的巩固，国家政治统治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物质文化生活满足后，对精神文化需求开始提升，汉朝统治者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民生的持久改善，加上执政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通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所有这些都为私人藏书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汉代私家藏书特点1.汉代私家藏书的广泛性。
汉代私家藏书十分普遍，藏书主体有皇室贵族，国家官员，一些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等。
皇室贵族中河间献王刘德藏书很多。
根据记载，刘德喜欢学习古代书籍，并喜欢从民间搜集书籍，对书籍也善于保护和整理。
当时刘德藏有很多先祖前的书籍，在汉代私家藏书者中享有盛名。
刘德所藏的图书规模能与皇家藏书相媲美。
“秦焚书坑儒，典籍湮缺。
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
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
故得书之多，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
”由于刘德的藏书多是来源于早期的古代，很多史料都被其收藏，这对以后的历史科研意义重大。
汉代官吏也喜欢藏书，官吏藏书首先是因为国家统治者的重视和鼓励，其次是儒家思想的教育。
私家藏书量巨大，班固、刘梁、王和平和蔡邕等都是汉代著名的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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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摘要：藏书家藏书的首要观念是为读书而藏书，通过藏书读书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深沉的文化情结，超脱俗世的萦绕，寻求到生命和心灵的精神慰藉。
而古代书籍的难得与珍贵，使许多藏书家对藏书产生了世为永保、私秘珍藏、书不借人等观念。
但是这些观念造成了典籍的损毁，引起了其他藏书家的警觉，因此将藏书公开，允许借阅、抄录和刊刻传布的观念也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
关键词：藏书家；藏书观念；读书；藏书私密；藏书刊刻；中国古代藏书大致分为官府、私人、宗教和书院四个系统。
私人藏书约起源于春秋后期，历经千余年的缓慢发展，到两宋时期才成为普及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迅速的社会文化活动，并在明清时期发展达于鼎峰。
在私人藏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藏书家，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收集、保存、整理、校勘、著录、提要、传抄、刊布之功，对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推演学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可以说，藏书家的藏书观念在推动私人藏书发展发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观念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人们会根据自身形成的观念进行各种的活动。
因此，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藏书家的藏书观念，近来研究较少也不全面，并且人们似乎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历代的私人藏书家，最初主要是一些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们由于自己的事业所需才聚书的。
到了私家藏书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藏书的目的便并非是为了治学和事业所需，而是因为爱书，对聚书藏书有兴趣，或者是为了聚敛文化财富以备后代传承。
还有一些是继承了上代人的藏书，继续收藏并不断增添，他们的上一代可能是学者为治学而藏书，到了他这一代，就成了为收藏而藏书的藏书家了。
②但是，从历代藏书家的藏书实践来看，这种是认识是片面的。
藏书家是对藏书有深厚感情的士人知识分子，在“爱书如命”的文化情结的萦绕下，他们的藏书观念很难简单地用为聚敛文化财富、为收藏而藏书等来概括。
古代藏书家其实是爱读书、会读书的士人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他们的藏书观念远超乎这种世俗的观①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3.②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念之上。
一、为读书而藏书的观念藏书家的藏书观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何藏书，即藏书的动机；二是如何对待藏书，这是在藏书过程中和有了藏书之后衍生的观念。
关于藏书家的藏书动机，从历代藏书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读书是其进行藏书的首要动机。
藏书家基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知识分子，通过聚集不同的、大量的书籍来实现愈益热切的读书渴求，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爱书如命”的文化情结。
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与不学之所致也。
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
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①藏书是读书的重要条件，清代另一著名藏书家何绍基也说：“藏书不懈读，如儿嬉戏得珠玉；读书不能藏，如千里行无糗粮。
”古代士人要获取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满足个人文化需求，都必须读书，而在古代公共藏书不发达的情况下，私人藏书无疑就成为一种最好的方法。
古代藏书家无论何种类型，读书都是藏书首要的动机。
明代学者、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说：“夫书好而弗力，犹无好也；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
”②书不读还不如不藏。
现代学者辛德勇先生就认为，从来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而已。
③宋真宗时期的御史中丞赵安仁“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宗室赵宗晟、赵宗绰、赵德麟等皆藏书数万卷。
大部分藏书家都是穷毕生精力网罗图籍，阅读终老，许多即使“年耆目眊，读书不辍”。
明代杨士奇“早有志于学，而孤贫不能得书。
稍长，事抄录，无以为楮笔之费，则往往从人借读，不能数得。
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颇有所入，以供养不暇市书也。
弱冠，稍远出授徒，所入颇厚，始蓄书，不能多也。
及仕于朝，有常禄，又时有赐赉，节缩百费，日月积之，一为收书之资”。
作为首辅的杨士奇藏书还如此之用功，可见其爱书之真切。
酷嗜宋椠、自号“佞宋主人”的黄丕烈读书“专且博”，对于所藏书宋本书“非惟好之，实能读之。
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成为清代著名学者，就①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序,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从·经籍会通.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刻本.③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5:2.与此读书藏书分不开。
读书和藏书密不可分，藏书是读书的资本，读书是藏书的动力。
通过藏书活动，藏书家获得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深沉的文化情结，超脱俗世的萦绕，寻求到生命和心灵的精神慰藉，达于人生的空明境界。
爱读书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大部分藏书家通过读书、藏书汲取知识，满足心灵的文化诉求，在这个过程中追寻豁达、空明的人生境界。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一生酷嗜读书，以致他家环宇之内都是书籍，他还饶有趣味地名之曰“书巢”，“饮居起食，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陆游一生历经坎坷，倍受现实的打击，而藏书、读书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精神和心灵慰藉，使他脱离了俗世的喧嚣与烦扰。
与他同时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尤袤“（藏书）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谓书“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四当说”应该是尽人皆知了，它代表了古代热爱读书、藏书的士民的基本观点，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了藏书家对书籍的浓厚情感。
尤袤少年英才，后来虽官至尚书，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却抑郁不得志。
他酷嗜读书藏书、人称“尤书橱”，读书与藏书之间使他享受别有一番滋味的乐趣，对于喧嚣坎坷的官场来说，这才是人生真谛。
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胡应麟也有相似的观念，他说：“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
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籍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两人都酷嗜书籍，年轻时就辛勤聚书，每获得一本新书，夫妻两人就一起校勘，阅读玩赏，在闲暇时两人以背习书中内容为趣，“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
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此时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充满闲情逸致。
但是后来，家国之难遽降，给李清照带来的是无尽的伤感悲痛。
先是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她与赵明诚不得不南迁，而辛苦聚集的图书大部分不能带走，只好忍痛舍弃。
不久，赵明诚病逝，这对李清照来说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在几经战乱迁徙后，他们的藏书损毁殆尽，后来又遭官吏、盗贼掠夺，所剩无几，李清照为此甚至“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七八。
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
这些藏书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书本，是她与赵明诚深厚感情的结晶，是晚年孤苦无依的一份深厚的心灵慰藉及情感的寄托与皈依。
宋代隐士、藏书家许棐，家境困顿，却喜欢读书蓄书，以致别人笑他“嗜书好货均为一贪。
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饭而逸。
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
但他说：“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义而富贵者，书中略可考也。
竟何如哉？予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人不鄙夷予之贫，鬼不揶揄予之贫，书之赐也。
如彼百年，何乐之有哉？”许棐在读书、藏书中忘却现实的困顿，达于清新脱俗的人生境界，感受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不惑于世俗的追求与偏见。
明中期藏书家邢参“教授乡里，以著述自娱。
遇雪累日，囊无粟，兀坐如枯株。
人往视之，见其无惨懔色，方苦吟所得句自喜。
又连日雨，复往视，屋三角垫，怡然执书坐一角，正不必效乃祖作赋也”。
清代藏书家蒋重光因病几乎瘫痪，起卧行动困难，但仍喜爱读书，“手难展卷，令仆执卷仰视，深夜悬灯不辍”，自己不能翻书阅读，就要仆人帮助翻阅，如此十余年。
在读书中忘却病痛，找寻外物不能有的精神寄托，也许是这位藏书家坚持下来的因由。
藏书家在藏书之中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享受，与那些追逐世俗名利、享乐而忘乎所以的人来说是天壤之别。
当然，也不能否认少部分藏书家附庸风雅，为聚敛文化财富或者为收藏而藏书。
如明代嘉靖首辅严嵩藏有宋版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手钞宋元书籍二千六百十三部，经史子集五千八百五十部套，佛道经决九百一十四部套。
单就宋版书籍和手钞本宋元书籍的数量之多是举世少有的，其巨大价值更不可言。
严嵩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官僚，聚敛如此多之珍贵书籍，除了看中这些书籍的巨大价值之外，还有附庸风雅为收藏而收藏的观念。
有些爆发的工商业者也网罗书籍填充厅室，以相彪炳。
当然这样的藏书家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些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藏书家。
二、世为永保、藏书私密、书不借人观念藏书家喜好读书，因此深谙书之价值与重要，而在辛苦的藏书过程中，又深深感受书之难得，因此对藏书产生了世为永保、私秘珍藏、书不借人等观念。
陈登原就说：“夫好之如此其癖，得之如此其难，于是藏弆者秘视其藏之心，自亦油然而生。
”①世为永保几乎是所有藏书家共同的观念。
宋代藏书家林霆藏书数千卷，对他的子孙说：“吾为汝曹获良产矣。
”明代藏书家王献臣有一枚“王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印章。
据清藏书家郑梁《二老阁书目》载，著名学者黄宗羲①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392.“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
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身后一火，失去大半。
……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间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
据王欣夫先生《藏书纪事诗》补正，黄宗羲确实有薛居正《五代史》藏本，清吴任臣曾向其借阅而不得，后来因此湮佚不传。
①薛史虽在乾隆时期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已非原貌，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清代学者、藏书家周春获得宋刻本《汤注陶渊明诗》及宋刻本《礼书》后秘不示人，打算死后用来殉葬。
对于借书，藏书家表现得更为严格。
唐代藏书家杜暹就在书上标有“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的训示，②被后世一些藏书家奉为金科玉律。
有的藏书家甚至诅咒“有假不还遭神遣”，其对借书不还者痛恨如此。
宋代藏书家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说：“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
颍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诸人不还者。
每炫本多。
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借书不还在后来更形成“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士林恶习。
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的？首先，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保有书籍就保有士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