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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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的发展及研究对象

档案学的发展及研究对象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档案工作不断地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是整理与编目的经验。

但是古代出现的档案学思想因素和萌芽,是局部的、片断的、经验性的知识,尚未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但为档案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19世纪初叶,“档案学”概念首先在德国出现。

1804年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写的《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一书,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档案学”的名称。

之后于1806年创办的《档案馆学和登记室学》、于1834年创办的《档案学、古文书学、历史》杂志,都使用了“档案学”这一名词。

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格鲁在巴黎出版的《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第1期发表了《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才首次提出了档案学应是一门独立科学的见解。

19世纪以后,欧洲档案学体系开始形成,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诸如档案馆的性质和作用、档案的整理分类和鉴定、档案的利用和公布等等,多属档案管理方面的理论与技术。

1898年荷兰档案学家S.缪勒、J.A.斐斯、R.福罗英合著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被誉为档案学名著。

几十年来多次出版的这类专著,如1945年К.Г.米加耶夫、1980年Ф.И.吉尔多赫等著《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均以档案管理为基本内容。

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档案学名著的美国T.R.谢伦伯格所著《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6),也主要论述档案的性质和档案的管理。

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一20世纪20一40年代,这是我国档案学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这是我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这是我国档案学基本停顿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是我国档案学的完善与繁荣发展时期。

(一)档案学的初创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档案工作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关档案管理思想的孕育和萌芽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这些思想缺乏完整的较为系统的理性思考未能及时成为一门学科。

档案学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传递机制

档案学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传递机制

档案学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传递机制档案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旨在研究和探索如何有效地管理和传递信息和知识。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档案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本文将探讨档案学中的知识管理与知识传递机制,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挑战。

一、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指通过有效的组织、存储和利用知识资源,以提高组织的绩效和创新能力。

在档案学中,知识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档案馆和机构通过建立系统化的知识管理流程,将档案资源转化为有用的知识,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支持。

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信息的获取和整理是关键环节。

档案学家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整理信息,包括文献研究、采访、调查等。

然后,他们将信息进行分类、编目和索引,以便于后续的利用和检索。

此外,档案学家还需要制定合适的策略和方法,以确保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二、知识传递机制知识传递机制是指将知识从一个人或组织传递给另一个人或组织的过程。

在档案学中,知识传递机制的目标是促进档案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档案学家通过建立适当的传递渠道和机制,将知识传递给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沟通和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档案学家需要与研究者、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以确保他们理解和利用档案资源的方式。

此外,档案学家还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和工具,如数字化档案和在线数据库,以便于知识的传递和共享。

三、应用和挑战知识管理和知识传递在档案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首先,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

研究者可以通过档案馆和机构获取到各种类型的档案材料,如历史文献、照片、录音等,从而深入了解特定领域的知识。

其次,知识管理和知识传递也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政府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研究档案资源,了解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制定更好的政策和战略。

此外,知识管理和知识传递还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知识管理和知识传递也面临一些挑战。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

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

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

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

(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

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现代价值取向

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现代价值取向

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现代价值取向摘要:随着现代科技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的广泛运用,我国的档案科学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

档案学是一名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如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是该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

本文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现代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档案编研的角度分析了其现实作用。

关键词:档案学;发展;脉络;取向一、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一)我国档案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重要标志就是民国时期几十部档案学著作的陆续问世。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合理汲取旧中国和苏联档案学理论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档案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档案学理论,逐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中国档案学建设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科学,它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档案学者在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起源、定义和价值、科技档案管理、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等理论研究方面为世界档案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档案事业史研究和外国档案管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档案学应用理论和技术研究成绩斐然,其中档案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尤其突出,一部分成果达到国际水平。

(二)我国档案学发展主要的特征1、伴随着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档案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20世纪是档案学研究最活跃、档案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

各国档案学者从本国的档案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档案学理论观点,从而构建了比较成熟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2、档案学的发展受档案事业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档案学理论不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固定模式,20世纪档案学理论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档案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趋势。

如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档案学对社会信息化的最直接的响应。

3、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由传统的国家模式逐步向社会模式转变。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张斌;尹鑫;杨文
【期刊名称】《中国图书馆学报》
【年(卷),期】2024(50)2
【摘要】学科体系建设是中国档案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

回顾历史,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发展历经基本成型期(1952—1996年)、转型发展期(1997—2011年)、创新发展期(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向完整丰富学科体系的跨越发展。

环顾当下,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对立足中国国情与深耕中国实践的重视、对学科体系和内容彰显中国特色的重视、对创造性地转化国外理论和经验的重视。

面向未来,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仍需扎根中国大地,进一步提炼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元素;立足专业内涵,进一步发掘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特色元素;放眼国际社会,回应学科体系建设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

【总页数】13页(P87-99)
【作者】张斌;尹鑫;杨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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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中国的档案学

如何发展中国的档案学

如何发展中国的档案学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管理和信息资源利用的学科,是所有科学领域都必须依赖的基础学科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档案学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下面着重介绍如何发展中国的档案学。

一、加强档案学的学科建设档案学的学科建设是档案学发展的基础,既包括教育教学、科研论文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又包括档案馆建设、档案资源共享与文献保护等多个方面。

因此,要发展中国的档案学,必须加强档案学的学科建设。

具体来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档案学的学科建设:1.加强档案学的课程建设,建立完善的教育教学体系和档案学教师队伍,为培养高素质档案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2.增加档案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学者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升档案学的学术水平。

3.加强档案馆建设,推动馆与馆之间资源共享,搭建档案资源的共享平台,促进档案学的交流和发展。

4.加强档案专业化、管理化建设,提升档案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档案学的人才队伍建设档案学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目前,我国的档案人才数量虽然增加,但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档案学,必须加强档案学的人才队伍建设。

具体来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档案学的人才队伍建设:1.完善高校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增强档案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2.鼓励档案工作人员参加档案学的学术研究、学习培训、现场实践、交流讨论等活动,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3.加强档案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制定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政策,提高人才队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发展数字档案现代档案管理的核心是信息化和数字化,数字档案是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发展数字档案,可以提高档案管理效率,拓展档案资源的使用范围,推动档案学的发展。

具体来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数字档案:1.推进数字化技术在档案馆的应用,努力实现档案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互动化,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从管理学的视野读《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

从管理学的视野读《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

从管理学的视野读《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作者:尹雪梅来源:《档案管理》2009年第05期著名管理思想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实践。

”实践性是管理类学科的基本特点,有效性是管理学的基本目标,而知识管理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管理类学科,与管理学的这三个核心思想也是息息相关的。

胡鸿杰教授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一书正是从管理学视野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探寻中国档案学的模式,进而阐述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轨迹、发展路径、发展方向,并论证中国档案学的价值和尊严。

我们可以分别从实践、效率、知识这三个角度来解读本书。

1 实践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基石本书包括4个部分: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形成因素、结构功能、中国档案学的价值。

实践性是本书一以贯之的一个主要线索。

以实践作为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管理类学科的共同特征。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类学科已成为档案学界的经典表述,而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实践则是档案管理活动。

作者从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文件人手探寻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并认识到档案在管理活动中实际上只是一种“中介”。

它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扬弃过程,使管理资源在新的基础上得以重组,使管理活动得以延续。

中国档案学是在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改革中诞生,在政府机关管理需要的推动下发展。

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决定着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结构,它又连同档案学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共同决定着中国档案学的价值和尊严。

可见,政府机关管理的需要和档案管理活动共同成为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实践基石。

在认识档案学这一实践特征时,作者认为不仅要正确处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要处理好档案管理活动的“第一推力”与其他推力之间的关系。

这种观点不仅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具有指导意义。

由于中国档案学自形成之始就与档案管理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得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层次容易拘泥于档案管理实践,难以形成超脱于档案管理实践的思辨之学。

现代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

现代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
(一)国际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部分学 者在建设档案学理论方面过于重视中国特色,虽然在档案学理 论和应用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应用具有一定程度的个性特色, 但是在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还需要对其共性加强重视。如 果档案学的原则、理论仅仅适用于本国,在大多数国家无法应 用,则不能将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基于此,必须推 进我国档案学实现更高程度的国际化。
一、中国档案学发展动力
就严格意义而言,档案学并不是某个具体时代产生的,而 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具有长期性,如果想确保系统梳理 与评价中国档案学的具体发展,就必须明确划分档案学的具体 发展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历史打开了新 纪元,中国的社会形态、国体、经济基础、政体以及上层建筑 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新的历史篇章由此展开。基于此, 将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是我国史学界形 成的一项基本共识。基于历史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现代档 案学学科源头和建设发展历程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马克思 提出,矛盾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事物发展,具体包括 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外 因和内因逻辑互动形成的合力,该理论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在分析档案学建设和创立动力过程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 导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矛盾理论,可以将现代中国档 案学发展的具体动力划分为内部动力系统和外部动力系统。其 中,外部动力是实现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内部动力则是学 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据,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内部动力还是 外部动力,都不是相关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各项动力因素与 档案学形成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各自发挥效能,同时相互影 响,相互渗透逐步形成的具有较高复杂性和庞大性动力系统, 该系统具体是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和 逻辑关照,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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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学的动力机制王协舟2012-12-22 16:31:04 来源:《档案学研究》(京)2009年3期【英文标题】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Archives Science【作者简介】王协舟,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11105【内容提要】档案学人对于档案学研究的天然好奇心和满足于成果认同的好利心,构成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微观动力基础。

档案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上位学科的整体推动与相关学科的开放式学习,共同在理论上驱动中国档案学的繁荣。

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档案职业的需要,在实践上为中国档案学提供发展的环境与土壤。

而由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企业联合形成的档案学科学共同体,则从制度层面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保障。

The archival researchers' nature curiosity for science and their desire for success compose of the microcosmic impetus foundation of the archival science.The archival science is driven to boom by the inner logic of the archival disciplines, the push of the upper disciplines and the open learning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environment an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are provided practically by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and archival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ich is formed by the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provide the safeguards on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关键词】中国档案学/动力机制/学术评价Archival Science of China/Driving Forces Mechanism/Science Evaluation1 好奇心与好利心的双重驱动力科学家、学者首先是科学人,认识主体也就是学者的好奇心,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好奇心与生俱来,表现为认识和解释未知世界的一种渴望。

“好奇心(人类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确远比人类本身还要古老)在过去如同在今天一样也许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动力。

需要称之为是技术(发明)之母,而好奇心则是科学之母。

”①一方面,科学家往往因为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才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强烈的求知欲会产生同等强烈的创造欲,并在发现自然奥秘的同时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爱因斯坦曾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

……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

”②贝弗里奇认为,“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具有狂热的热情,……只有热爱科学,才能不屈不挠,百折不回。

”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满足还来源于对自然界内在美的发现。

科学研究使自然界成为科学家审美过程的客体,科学家不断以科研成果的方式揭示出蕴含于其中的美。

④正如法国数学家彭加勒(J. H. Poincare)所指出:“科学家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对它感到乐趣,而他对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美丽。

”⑤对科学家这种内心的满足,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 Pasteur)的体会是,“当你终于确实明白了某件事情时,你所感到的快乐是人类所能感到的一种最大的快乐。

”⑥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欲望历来是人类内心涌动的热流,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探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科学发展的源头正是人类这种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特别是科学认识主体对真理的追求。

人类对自然界及其自身知之越多,就越能激起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⑦科学家、学者不仅仅是科学人,同时还是经济人,具有好利心。

科学家的好利心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便兼具科学人和经济人两种角色。

经济人角色所求的“利”,是可用经济尺度度量的收入、物质待遇和科研条件,以及不能用经济尺度度量的荣誉、声望和社会地位等。

在现实中,兼具经济人和科学人角色于一体的科学家在其行为上就不再是纯粹地“为了科学而科学”,好奇心与好利心共同决定着科学家的行为偏好。

⑧所以,“科学家的动机有可能从热切期望促进知识,发展到对获取个人声望有浓厚的兴趣。

”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会偏离科学共同体的建制目标和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甚至冒着背离道德底线的风险,走向极端与反面。

与其他科学研究者一样,档案学人具有科学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身份,在探索档案现象奥秘的同时,也会有个人综合利益的诉求,以实现其好奇心和好利心的双重满足。

这就是中国档案学科发展的微观动力。

2 中国档案学的社会环境作用力社会环境机制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条件和生态因素,科学研究作为联系学科系统内外的动态系统,又具有改造和利用环境机制并使之积极转化为学科内在动力的能动性。

社会环境机制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对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

社会需求不仅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还向学科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课题,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取之不竭的源泉。

科学学研究表明,科学的突破往往就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

一门科学的理论是否成熟,可以用理论的成文化程度与理论的波及化程度两大指标来衡量。

理论的成文化表示理论的显在化,理论的波及化程度表现的则是科学理论的影响力。

⑩成熟的科学理论,应该是具备较强阐释力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的。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记忆的本质,保证了档案学的理论活力与阐释水平,而档案学广泛的应用价值,保证了档案学跟社会需求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影响力。

学科发展的社会动力系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一些学科首先得到发展,成为带头学科,譬如,基于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档案管理学优先获得发展机会,成为档案学科体系的骨干学科等。

第二,在社会需要推动下,一些学科加速了自身的分化。

譬如,档案管理学的学科分化朝三个方面推进,即一方面分化出档案学概论这一基础理论学科,同时分化出档案保护技术、档案检索技术、档案利用学等基于档案管理程序优化的学科,另外还逐步分化出科技档案管理学、人事档案管理学、会计档案管理学等基于不同类型档案管理方法的学科。

第三,在社会需要推动下,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以及综合学科的不断崛起令人目不暇接,譬如,档案法学、档案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产生。

由此可见,“以需求为导向”是档案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3 中国档案学发展的理论驱动力科学理论具有自省的功能,中国档案学发展动力还源于科学理论自身的驱动。

这种驱动主要表现为档案学科的内涵式增长、上位学科的整体性推动以及相关学科的开放式学习三个方面。

3.1 档案学科的内涵式增长在科学领域里,社会需要可以决定学科发展的条件、方式、方向和速度,但是它不能自动地创造出科学理论。

因此,学科发展是在求真、求美动机作用下,社会需要和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

促使学科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知与不知的对立统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行政效率运动的兴起,从事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人们以及史学界的先辈们,出于对改革文件档案管理办法、提高行政效率的天然好奇,开始了档案学思想的初步探索,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

在这个探求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理论未知领域的过程中,由于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也因为文件档案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进步,档案学者的视野不断与原有的理论观点相冲突,使人们不断地深化、改造原来的理论,甚至推翻旧的、重建新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使之与客观实践相符合。

人类关于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的认识,正是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的循环中得到发展。

所以,档案学科建设必须与高水平的档案学科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对学科内部的理论形态、科学体系、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分析,从不知到知,鼓励不同理论观点的交锋、不同学派间的争鸣,通过继承与扬弃的矛盾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进档案学科结构演化,努力寻求档案学科的内涵式增长。

3.2 上位学科的整体性推动在发展方向上,中国档案学一直面临着历史学科、管理学科、信息技术学科三维空间的选择与定位。

长期以来,历史学对中国档案学影响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档案学是作为历史学的辅助科目建设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日益向档案学渗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界对于档案学学科性质定位的困扰,与此同时,档案学逐渐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并日益成为管理学科的重要门类。

九十年代以后,档案学的管理学色彩越来越浓厚。

应该说,这一历史演化进程及其趋势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必然。

首先,中国档案学理论是关于“档案管理程序与方法”的理论,是大管理学科的重要门类。

“从档案学的理论重点来看,我国档案学自建立之初就十分关注管理活动的实际。

从早期档案学著作所研究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具体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我国不同时期的档案学的理论‘热点’,都有着明确的实践背景。

”“从档案学的理论形态看,其中应用管理的部分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

……尽管有许多学者对档案学的整体构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都无法排斥档案学的“基干”部分所特有的理论形态,甚至都是在这种形态基础上的理论重组和延伸,其精髓仍然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

”“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它区别于那种由概念的运动、推移、转化而形成的高度思维、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由档案管理活动实际决定的基本理论同管理程序高度统一的学科体系。

”“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档案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通过管理资源的组织与整合、从文件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

尽管当代管理学的理论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其中真正以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为对象的学科仍然相对滞后,而中国档案学正是一门真正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的学科。

从对一种管理方式的相对‘剥离’到另一种管理活动的‘重组’,这就是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带给社会的巨大科学财富,也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

”(11)其次,中国档案学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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