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的大氏族集团
唐朝名门世族“五姓七望”在皇权和庶族地主的夹击下走向灭亡
唐朝名门世族“五姓七望”在皇权和庶族地主的夹击下走向灭亡世家大族的前世今生隋唐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具体来说，以宗族为纽带的封建大地主大贵族享有政治特权，垄断社会资源。
由于他们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成为世家大族。
从历史上看，世家大族起源于东汉，高级官僚通过察举制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被称为士族，曹丕在士族领袖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集团逐渐兴盛，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
随着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司马睿在以琅琊王氏首领王导的拥立下建立东晋，因此士族集团在东晋达到顶峰。
在东晋的一百年间，以“王谢袁萧”为首的大族把持朝政，形成与司马氏皇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尤其是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主导淝水之战，取得对前秦的大胜，对东晋有再造之恩，士族阶级声望达到顶点。
南北朝时期，从宋武帝刘裕开始，为了加强皇权，逐渐剥夺士族集团的政治军事权力，随着侯景之乱的爆发，使士族遭受沉重打击。
但凭借深厚的社会积淀，士族阶级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央政权形成掣肘。
到了隋唐，以李、崔、卢、郑、王等五姓七望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并伴随大唐走过近三百年历史。
不过终唐一朝，这些大族命运多舛，上有皇权、关陇军事集团打压，下有庶族地主、藩镇军阀排挤，直到唐末黄巢起义，世家大族彻底被扫荡一空。
所以，北宋代唐不仅是简单的朝代更替，更是以身份认同为特征的世族社会被以耕读传家为特征的庶族地主社会所取代。
尊贵的“五姓七望”——世族中的世族五姓七望，又称五姓七族，是当时所有世家大族中最尊贵的五支，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当我们扒一扒这七大家族的背景会发现，即便放在今日也是数一数二的实力。
首先是陇西李氏，该族是以陇西郡为郡望的李姓士族。
在东晋十六国时崛起，公元400年，家族建立西凉政权，西凉灭亡后，家族迁至关东出仕北魏，从此跻身北朝一流士族之列，成为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中土的大族。
李渊的“关陇集团”与李世民的“山东集团”指的都是哪里？
李渊的“关陇集团”与李世民的“山东集团”指的都是哪里？唐高祖李渊取代隋朝建立唐朝，虽然是改朝换代了，实际上也只是关陇集团内部的转移而已，即国家的政权由隋朝的杨氏家族所控制而改由唐朝的李氏家族来统治。
因为这两个家族都属于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是就地域而言的，并非是严格的派系。
所谓“关”指的就是关中，“陇”，通常指的是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相当于今天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地区。
关陇集团的成员，大多是居住在这一带，或是出生于这一地域。
关陇集团最初来源于宇文泰所纠合的势力。
宇文泰是鲜卑族人，一般把他作为北周的创始人。
宇文泰当初割据关中时，为了解决关陇之间胡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而把西迁的汉族人的籍贯都改为关陇，以消去因地域差异而产生的政治鸿沟。
李渊的祖先本来是赵郡人（今河北赵县），结果在这次更改的过程中，变成了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西北）人。
李渊的祖上为了在成纪取得身份和地位，索性就称自己是十六国时西凉的建国者李暠[hào]的后人。
这样，李渊的祖上在成纪也就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所谓的柱国，就是柱国大将军的简称，这是西魏时期特有的名称，是关陇集团的最高阶层代表，职权比宰相还高。
李渊的母亲，也是西魏的开国功臣、与李渊祖父李虎同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的二女儿。
隋朝末年，李渊起兵灭隋，主要依靠的便是关陇集团的支持。
而唐太宗李世民能够以次子的身份与太子李建成争夺皇储，并在“玄武门之变”中击杀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则主要是依靠了“山东集团”。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集团”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山东省。
历史上在说山东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指华山以东的地区，主要流行在秦汉时期；另一个说的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这个说法虽然是后来的，但更为流行一些。
“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一样，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团体，而主要是地域上的概念，“山东集团”的人物主要来自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东部、安徽等地。
大唐江南十二大名门望族详解
大唐江南十二大名门望族详解进入唐朝后，江南的名门望族因远离政治中心，士族地位有所衰落，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但仍旧是一方著姓。
他们通过门阀之间相互联姻，并保持文化科举优势，不断巩固日益衰落的家族地位。
同时江东土生八大名门望族与中原南渡的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已荡然无存，他们开始紧密联合起来，不断提高彼此的声望，延续他们十二大世家大族的地位。
吴郡顾氏：吴中四姓之一，书香传家。
勾践的十三世孙摇，曾担任过闽越族首领，因助刘邦灭项羽有功，受封为东海王。
后封自己的儿子为顾余侯，子孙留居会稽，其支庶子孙以其封号的第一字为氏，称顾氏。
史称顾姓正宗，尊摇为顾姓的得姓始祖。
顾氏真正的崛起是在东晋时期，凭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永嘉南渡后的北方豪族琅琊王氏联合将司马睿扶上皇位，此后，顾氏就成为东晋皇室所重点依赖的对象，许多家族成员从此进入东晋朝廷的权力中央。
吴郡顾氏家族成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延续到唐朝时期，仍为江东望族。
吴郡陆氏：吴中四姓之一，为中国历史上的陆姓世族之一，世居吴郡。
汉初，陆烈始迁至吴地，发展为成为吴郡陆氏，汉大中大夫陆贾为吴郡陆氏早期的代表人物。
至两晋，名士不绝，如陆机、陆云兄弟。
唐朝时期官至宰相的吴郡陆氏成员有六位，是吴中四姓中最多的一家。
陆氏在白马之祸时遭受直接打击，唐亡后，开始向各地迁徙。
吴郡朱氏：吴中四姓之一，武将世家。
朱桓、朱异父子，朱治、朱然父子帮助孙坚父子平定建东，立下不世之功，奠定了江东世家大族的地位。
朱氏在刘裕崛起之时犹存先世家风，走军功之路，朱龄石、朱超石兄弟勇猛果敢，刘裕伐蜀，以朱龄石为元帅，多次立下大功。
延续到唐朝时期，仍为江东望族。
吴郡张氏：吴中四姓之一，家族能文能武。
东汉时张睦为蜀郡太守，始居吴郡。
三国时吴郡张氏有张温、张俨、张敦，博学多才，名重一时，发展为世家大族。
在刘裕崛起之时，张氏一反前代崇尚玄学清谈之风，开始走军功之路，而使吴中张氏有复兴之势，张裕、张邵兄弟并为镇军将军，随刘裕北伐时多立战功。
历史上知名的门阀大族：盘点古代十大门阀世族
历史上知名的门阀大族：盘点古代十大门阀世族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
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为“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家”。
至于“世族”一词，兼指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较广。
直至现代，门阀等词汇，仍被用作对有名、有钱、有权有势之家族的别称。
典故“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
门第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
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
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
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世族和贵族的定义和标准有分别的，虽然有重复之处，但贵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头衔固定，由国家政权所册立的，可以因为政权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势而被褫夺，而且有些贵族的定义，只限于受勋者本人(如终身贵族)，所以不能以某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动成为贵族。
而世族是社会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认，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败亡后，旧有的王室和贵族只要没有被屠杀殆尽，并未被新政权册封，但受到民众的尊敬且不须隐姓埋名的话，便可以视为非贵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体中连续超过一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家族也常被视为世族。
“五姓七家”是什么？看看唐朝“崔卢郑王李”五个姓氏有多厉害？
“五姓七家”是什么？看看唐朝“崔卢郑王李”五个姓氏有多厉害？本文导读：“五姓七家”，这个概念最初在北朝时期形成。
北魏孝文帝钦定的四姓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此外，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也是当时一等一的望族，至隋唐时，这五种姓氏、七个家族则成为当时最顶级的门阀家族。
盛唐宰相薛元超曾经感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娶到五姓女!”其实薛家已经属于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薛家子弟仍然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隋唐时期，世家大族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唐朝皇室就称其祖先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
除了皇室李氏，其余四姓皆不可小觑。
其一，太原王氏一脉，其先祖要追溯到战国时期名将王翦，王氏在唐朝的名人有王允、王维以及王之涣等。
其二，范阳卢氏一脉，其先祖要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经学家以及军事家卢植，卢氏一脉在北魏时娶了三位公主，唐朝时更是出了八位宰相。
其三，荥阳郑氏一脉，其同样在北魏时期就已崛起，至唐朝时声望达到顶峰，其一脉在唐朝时出了八个宰相。
最后一个姓氏在五姓七望中居首——崔，崔姓分为两支，即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
崔氏一脉崛起于北燕，秦汉时期得到发展，跻身北方望族一列，至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鼎盛，唐朝有十五位宰相出自崔氏一脉，被视为天下士族之冠!贞观时期，唐太宗下令修《氏族志》，编修者初稿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在首位，唐大宗听到后大怒，心想我李家坐江山，但却排在崔氏之后!于是令编修者重新排名，最终将李氏及外戚长孙氏排在前两位，崔氏改为第三位。
虽然改了《氏族志》，令唐太宗心气稍顺，但这个排名在朝堂和民间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唐太宗对世家大族的傲慢也颇为不解。
试想，尊贵如皇族，李氏在民间的声望仍不如崔、卢、郑等世家大族，并且这些氏族由于要保持其血统纯正，所以只傲慢地进行五姓之间的内部通婚，并且以与除五姓之外的形式通婚为耻。
从北魏以来，世家大族内部通婚早已形成传统，诸如：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以及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以及陇西李氏世代婚姻。
关陇集团势力有多强大？连皇帝求亲都敢拒绝
关陇集团势力有多强大？连皇帝求亲都敢拒绝本文导读：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关陇集团拥有更多的权力，因为在战争年代，士兵的价值确实会更高。
那么他们在和平时期会做什么?一般来说，他们的权力会下降。
让我们来看看唐朝时期关陇集团是如何加强实力并且控制政府的。
说到唐朝，我们都说隋唐，因为唐朝的制度是从隋朝继承下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唐朝的创始人李渊也是关陇集团的成员。
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当年的伟大将领之一。
所以李渊的家族也是圈内人士。
李渊最终的成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然而，唐朝建立后，它肯定会削弱这些人的力量。
唐朝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是整合隋朝的科举制度。
官员的选拔取决于科举制度。
然而，这些大家族也不是吃素的。
事实上，唐朝的门阀系统非常严重，比以前严重得多。
虽然在科举考试中有选拔官员的制度，但是在科举考试中选拔的官员数量很少，因为科举考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招生人数也很少。
因此，大量空缺仍然需要使用以前的系统，即“九品中正制”。
当然，关陇集团的贵族级别是比较高的。
所以从那以后，他们的人还是有很多。
此外，科举制度依赖于才学。
然而，关陇集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此，他们鼓励家庭成员阅读书籍，然后成为官员。
此外，这些大家庭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有钱支持教育，所有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都是他们的后代。
因此，虽然有平民或其他阶层，但人数相对较少。
我们熟悉唐朝的五姓七望，这个群体起源于关陇集团。
他们只在内部通婚，不和外部人员结婚。
他们甚至不允许皇帝的后代娶他们的后人。
一位皇帝为了太子求婚，要他们一个家庭的女儿，但他们都不同意，可以看出它们有多厉害。
自魏晋以来，每个朝代都编制了一份《氏族录》，列出了每个家族的排名顺序。
唐太宗也修订了《氏族录》，以重新排序贵族，但这是没有用的。
这些大家庭不同意它，所以它没有多大效果。
武则天重建了《氏族录》并改名为《姓氏录》，以此来将武姓视为第一贵族，但没有人关心她。
所以不能传播。
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反对武则天当皇后，这一派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武则天为第一任皇帝服务，二是武则天出身卑微。
隋唐王朝背后的第一大集团“关陇贵族”
隋唐王朝背后的第一大集团“关陇贵族”关陇集团是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
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安全，在沿边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镇，合称六镇（武川镇就是其中之一）。
六镇将士大部分是鲜卑贵族，另一部分是汉人豪强。
这批军事贵族以武川镇军人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西魏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在当时战火纷飞的状态下，西魏是军政合一的，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不只是军队的统帅，同时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还是当时关中地区最显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
关陇贵族集团的发端就是西魏时期的八位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
当时号称“八柱国家”，其中宇文泰总领诸军，而元欣为西魏皇族，兵权受到限制，剩下的六人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即为府兵中的“十二大将军”。
而从西魏到北周、隋、唐，这几个时代的皇室后族大多都出自这些家族——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北周历代皇后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出自八柱国里的独孤信。
而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后的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
关陇贵族一览1，李虎（？—551年），赢姓李氏，名虎。
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人，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爷爷。
2，李昞（514年—572年），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李渊的父亲，岳父为西魏八柱国独孤信。
3，独孤信（502年－557年），鲜卑族，西魏、北周将领，八柱国之一。
三个女婿分别为北周明帝宇文毓，唐国公李昞，隋文帝杨坚。
所以杨坚，宇文毓是李渊的姨夫。
4，杨忠（507年―568年），西魏十二府兵大将军之一。
杨坚的父亲。
5，宇文毓（534年—560年5月30日），即北周明帝，宇文泰之子，北周第二位皇帝，556年―560年在位。
从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为何能成为皇帝的摇篮、最传奇的世家团体？
从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为何能成为皇帝的摇篮、最传奇的世家团体？本文约 6000 字阅读需要 16 min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地方世家团体之中，“关陇集团”或许是最为传奇的一个，他们之中不仅先后诞生了北周、隋、唐三代帝皇，更有历经三朝而屹立不倒、三位女儿皆贵为皇后的独孤氏等世家传奇。
那么，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一切都要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说起。
影视剧中，出现“独孤天下”的预言。
来源/电视剧《独孤天下》截图六镇之变和宇文泰的境遇公元523年，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因为天灾和内乱导致大批饥民南下，北魏政权应对不当，随即引发了边防六镇的全面叛乱。
所谓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北魏六镇略图。
来源/《武川县志》历史上，北魏曾一度以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
当时在六镇当兵是光荣的。
但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官兵地位一落千丈。
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
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
加上汉化后的北魏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罪犯发配到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
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
柔然饥民侵入六镇的防区，怀荒镇的民众首先请求开仓取粮，但是武卫将军于景却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死了于景。
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亦聚众起义。
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
面对来势汹汹的六镇起义军，北魏并无太好的办法。
只能放任尔朱荣等将门子弟招募骁勇之徒，前往镇压。
尔朱荣也不负所托，仅带了七千骑兵便击败合围邺城六镇起义军号称的百万之众。
此后，大批六镇起义军的降卒也加入了尔朱荣的军队，出身宇文鲜卑的宇文泰是其中之一。
按照《周书》相关记载，宇文鲜卑虽然为慕容氏所建立的燕国攻灭，但宇文泰的先祖却依旧因掌握一支由数百余骑兵的宗族部曲，而为前燕、前秦、后燕、北魏四朝所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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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
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名虽著于州闾”，但也“身未免于贫贱”。
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
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
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
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
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
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
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
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
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
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
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
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这里的“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 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
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
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
“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
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
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
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
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
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
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
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
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
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
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
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
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
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
”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
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
”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
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
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
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
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
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
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
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
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
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
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
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
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
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
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的山东士族。
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
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
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
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
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
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
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
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
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
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
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
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
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勣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
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
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表面上看，对禁婚诏提到的“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
然而，实际情况和前次一样，结果是事与愿违。
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可动摇的。
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个“皇封”的筹码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五、《氏族志》与《姓氏录》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
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唐太宗的这个讲话，首先可能引发了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