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摊牌精神病指标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解析(地市级)
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解析（地市级）给定资料：1、27岁的小邹认真的考虑了几次之后，还是决定不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
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米，体重150斤，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这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
当小邹回顾自己进入“体制”的四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骚动。
对于这份职业，小邹的理解来自于四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虽不能消极怠工，但也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四年来的工作天天如是，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段话时间，感觉有些困惑的小邹，周末经常到一家心理诊所，就青年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咨询。
事实上，小邹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
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小邹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他心想“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的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五十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
”小邹思考着，一字一顿的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有一段时间，小邹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业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抛弃的感觉”。
然而，小邹很快放弃了这种做法。
因为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到了发薪日，小邹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很少变化的数字。
2014年国考申论副省级独家解题思路与评分标准
申论真题例解2014年国考申论（副省级）专家解题思路与评分标准2014年国考申论（副省级）专家解题思路与评分标准一、给定资料材料1:【1】2013年10月10日为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者，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某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市无业人员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2】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3】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4】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
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5】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
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1】指出我国亚健康人群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无业人员。
【2】专家指出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的的因素。
【3】社会压力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疾病凸显。
【4】分析说明心理健康问题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2014年国考省部级申论真题及解析、范文
给定资料1.2013年10月10日是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患者，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某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市无业人员中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
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
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
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
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某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社会问题日渐增多，造成社会心理方面的若干“缺失”，并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
一项针对100万在职工作人员工作现状的网络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人感到压力较大。
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答案及解析(市地级)
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答案及解析(市地级) 给定资料：1、27岁的小邹认真的考虑了几次之后，还是决定不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
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米，体重150斤，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这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
当小邹回顾自己进入“体制”的四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骚动。
对于这份职业，小邹的理解来自于四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虽不能消极怠工，但也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四年来的工作天天如是，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段话时间，感觉有些困惑的小邹，周末经常到一家心理诊所，就青年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咨询。
事实上，小邹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
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小邹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他心想“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的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五十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
”小邹思考着，一字一顿的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有一段时间，小邹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业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抛弃的感觉”。
然而，小邹很快放弃了这种做法。
因为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到了发薪日，小邹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很少变化的数字。
2014年国考【市(地)以下】申论真题及参考答案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地市级）给定资料：1、27岁的小邹认真的考虑了几次之后，还是决定不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
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米，体重150斤，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这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
当小邹回顾自己进入“体制”的四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骚动。
对于这份职业，小邹的理解自于四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虽不能消极怠工，但也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四年的工作天天如是，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段话时间，感觉有些困惑的小邹，周末经常到一家心理诊所，就青年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咨询。
事实上，小邹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
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小邹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他心想“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的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五十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
”小邹思考着，一字一顿的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有一段时间，小邹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业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抛弃的感觉”。
然而，小邹很快放弃了这种做法。
因为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到了发薪日，小邹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很少变化的数字。
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小邹把自己这种情况总结为和体制节奏有些不搭调，他梦想能有所改变。
2014年厦门福建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摊牌精神病指标
申论热点：摊牌精神病指标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摊牌精神病指标【背景链接】10月11日据报道，在河南郑州，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 2‰。
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被扣分和督导，这让不少基层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山大。
摊派“精神病指标”，更让公众感到错愕。
【标准表述】[综合分析]关爱精神病患者，为了医治和防止引发社会问题，预先掌握相关信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其初衷不乏善意。
但在实施过程中，却由于“指标考核”这一错误做法，把好经念歪了、好事办坏了，个中症结，值得深思。
首先，“一刀切”的量化指标，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重性精神病患者，绝不可能按照人口2‰平均分布，具体数字是多少，得通过扎实调查、科学诊断、客观统计来确定，而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凭一纸文件说多少就多少，到处都是一个标准衡量，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其次，硬性指标带来执行问题。
更重要的是，硬性指标产生的考核压力，传导到医务人员身上，带来种种执行问题，侵害了患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郑州，按照2‰的标准，许多社区根本完不成筛查任务。
为了凑人数过关，一些医务人员不惜将没病的查成有病，将轻度的说成是重度的。
为了完成“精神病指标”，竟然硬生生逼出了“被精神病”的悖谬结果，这必然给公民权益带来伤害。
最后，此举有违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患者自愿、患者权利至上等原则体现于各个条款，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
郑州的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精神病指标”，调动人力资源强行干预患者生活，不仅没有依法办事，更是与法律精神和规定背道而驰。
[启示]类似“精神病指标摊派”一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行政指令，多是一纸红头文件的规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里面，民意的成分甚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计生指标还是精神病指标，在决策之前，都没有征求民意的环节，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了自己的“政绩”，便异化地执行一些规定，让一些有良善初衷的规定变得面目全非。
国考申论真题及答案(副省级)
2014国考申论真题（副省级）给定资料1.2013年10月10日是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患者，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某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市无业人员中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
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
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
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
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某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社会问题日渐增多，造成社会心理方面的若干“缺失”，并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
一项针对100万在职工作人员工作现状的网络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人感到压力较大。
砖题库： 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摊派精神病指标
公务员考试行测、申论真题、模拟题尽收其中，千名业界权威名师精心解析，精细化试题分析、完美申论范文一网打尽！在线做题就选砖题库：/一、热点概述从2012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
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
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
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系统内部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郑州市指标分配下去后，金水区在上级分配的1742人的排查指标基础上，对下辖的各个社区按照人口数进行了分配。
合计要求39个社区完成2023人的排查任务。
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个居民小区。
今年9月初，郑州市卫生系统要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又加大了以量化指标为参照的各种考核。
根据记者的调查，至少对部分社区来说，重性精神病的统计指标成为了一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如一个社区医护人员所说，“总不能把没病的写成有病的吧?”二、相关评论多个社区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收集精神病人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定期随访，免费发药并定期检查，此外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引发的社会问题。
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康复”的理念，也被引入现行的管理治疗体系之中。
这种理念认为，医护人员应该协助病人融入社区正常的生活，发挥应有的社会角色功能。
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社区一直强调以预防为主，最好都不要得病。
现在按照硬性指标要求，必须达到多少，“总不能非得让我去给你造个病吧。
”精神病法律问题专家黄雪涛律师认为，将硬性指标纳入某种疾病的统计排查中，“很荒诞”，各种量化指标下的治疗，对病人们也并非最重要的。
在黄雪涛看来，精神疾病患者多种多样，但大部分都丧失了程度不等的社会功能，对他们的救助治疗，应该从恢复社会功能入手，着眼于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
三、模拟题最近有人爆出，郑州向社区摊派精神病指标：1千人中找出2个重症，谈谈你的看法?四、参考解析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频频出现精神病人伤人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雷人指标折射扭曲政绩观
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雷人指标折射扭曲政绩观相关事件：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
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
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千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
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根据江西省南城县新丰街镇《新丰街镇2012年村级人口与计划生育考评方案》，该镇计生工作考核评分中，结扎占8分;河南辉县一名计生干部也表示，每个计生干部都有结扎考核指标，完不成任务就要罚款。
模拟考题：最近，各种奇葩指标频频出现，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也引发人们许多思考，请问你怎么看待各种雷人指标频现这种现象?参考答案：最近，各种雷人指标频现，引发人们热议，我是这样看待这种现象的：所谓指标是推进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是考核工作绩效的一项重要参考，各地下达各种指标，有助于地方政府推动工作的快速开展，同时也意味着自我们的问责机制日益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机制日趋科学。
但是，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雷人的指标，比如按人口总数确定精神病人数量，计划生育结扎数量等，这些奇葩指标看似好笑，但背后却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他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自不必说践行了“功不必在我”科学政绩观;同时，仔细分析这些雷人的政绩观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指向利益二字，要么是为了实现个别官员的升迁利益，要么是为了实现整个单位的集体利益，而在利益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片面的发展观和扭曲的政绩观。
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指标的理解过于简单，过于重视指标的结果取向，忽视了指标实现的过程取向;二是地方本位主义，部门中心主义作祟，为了地方一己私利而出现了各种荒唐的指标;三是地方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不科学，存在谋求所谓的地方利益，追求片面的个人政绩，其实质是片面的发展观和扭曲的政绩观的折射。
作文时事素材多项解读
作文时事素材多项解读作者：钱兆成来源：《作文周刊·高二版》2014年第11期摊派精神病指标是懒政下的蛋“我们村精神病人只有1个，但按任务指标要求，得完成4个。
”新化县坐石乡同心村的乡村医生曹文光介绍，新化县的许多乡村医生和他一样，为如何完成病人“指标”发愁。
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过程中，新化县卫生部门向各乡镇卫生院下达精神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的任务数，各乡镇卫生院又将任务数分派到各村。
因为“任务”与下拨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终绩效考核挂钩，一些乡村医生在病人数量“不达标”的情况下，只好采取虚报造假的形式应付考核。
类似的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并非孤例。
据2013年10月份媒体报道，拥有900多万人口的河南郑州，相关医务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就意味着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患者。
应该说，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从理论上杜绝了“被精神病”。
《精神卫生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在发生“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况下，监护人或家属才可以强制将其送诊，精神障碍的诊断也需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
在这样的法律保证下，“精神病指标”的行为为何还能够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呢？多项解读1.真正需要批评的是层层摊派背后的那种懒政思维。
摊派精神病指标是一种权力滥用，或者说是一种胡乱的“瞎指挥”。
之所以寻找精神病患者的任务会被层层摊派，不过是相关部门的惯常做法罢了。
如果各种政务都只是简单地按照数字分摊到基层，并以此作为考评问责的办法，那么依照法律切切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做法，在一些人眼中则是“行政成本过大”的事情。
2.责任。
强制摊派管理在某些方面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非是发挥行政权力管理的“万能药”。
这种摊派指标的做法显然不是真正地为居民健康服务，而是为了应对一层又一层的考核。
试想，如果卫生部门真心关爱精神病人，就不会只关心数字上的考核，毕竟救治一个病人的难度要比拼凑一些无意义的数字大得多，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非数字政绩所能比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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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摊牌精神病指标
【背景链接】
10月11日据报道，在河南郑州，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
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被扣分和督导，这让不少基层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山大。
摊派“精神病指标”，更让公众感到错愕。
【热点解析】
[综合分析]
关爱精神病患者，为了医治和防止引发社会问题，预先掌握相关信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其初衷不乏善意。
但在实施过程中，却由于“指标考核”这一错误做法，把好经念歪了、好事办坏了，个中症结，值得深思。
首先，“一刀切”的量化指标，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重性精神病患者，绝不可能按照人口2‰平均分布，具体数字是多少，得通过扎实调查、科学诊断、客观统计来确定，而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凭一纸文件说多少就多少，到处都是一个标准衡量，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其次，硬性指标带来执行问题。
更重要的是，硬性指标产生的考核压力，传导到医务人员身上，带来种种执行问题，侵害了患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郑州，按照2‰的标准，许多社区根本完不成筛查任务。
为了凑人数过关，一些医务人员不惜将没病的查成有病，将轻度的说成是重度的。
为了完成“精神病指标”，竟然硬生生逼出了“被精神病”的悖谬结果，这必然给公民权益带来伤害。
最后，此举有违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患者自愿、患者权利至上等原则体现于各个条款，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
郑州的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精神病指标”，调动人力资源强行干预患者生活，不仅没有依法办事，更是与法律精神和规定背道而驰。
[启示]
类似“精神病指标摊派”一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行政指令，多是一纸红头文件的规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里面，民意的成分甚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计生指标还是精神病指标，在决策之前，都没有征求民意的环节，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了自己的“政绩”，便异化地执行一些规定，让一些有良善初衷的规定变得面目全非。
当摊派这样的行为没有民意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权力的独角戏了。
[措施]
对此，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一方面，厘清权力边界。
在指标摊派这些事上，我们必须再次厘清权力的边界，毕竟，权力是不能恣意妄为的，而应恪守自己的本职。
什么事情是权力能办的，应该办的；哪些事情又是权力不能办的，不该办的。
这些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准则，即权力之手能够伸出的范围必须明确，不然，摊派一般的行为，还会继续发生，因为摊派虽然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但仍是很有效率的一种做法。
只是，没有程序正义的摊派行为，让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沦为不幸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方式，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按文件不按法律，权力盖过了权利，说明在一些管理者意识深处，法治观念依然匮乏，管制思维依然顽固。
不清除这些观念障碍，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就会陷入“要数不要人”的歧途。
取消“精神病指标”固然容易，但如何转变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方式，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
从更大层面看，全国各地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需要有效对接和充分融入，为患者编织充满尊重、理解、关爱的权益网络。
这不只是郑州一地的乱象，也不仅仅是卫生系统面临的难题，而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