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角逐中的女性_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大 众 文 艺大138笔者是完全赞同叔本华“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伦理观的，但对他的指引方向却不能赞同。
笔者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但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与痛苦的共存——互相缠绕、互相对抗，却又互相扶持的共存。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谈到：“坚持与清醒的态度是目击这非人道游戏的优先条件，荒谬、希望与死亡在这游戏中角逐争斗。
”“穷尽现在……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关键是要活着，是要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
”3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荒谬的，人每天都眼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这是哪一个最高尚或最卑劣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
那么在这个走向死亡的路途中，经历就成了惟一的意义。
生的开始，死的结束，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相同的，只有这个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是跑着走还是跳着走，是悲伤着走还是欢快着走，是匍匐着走还是傲岸着走，是带领着人走还是被人鞭打着走……种种方式人们可以尽情地选择，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最适合自己的那条小径，然后充满痛苦艰险却又撒满快乐欢欣地迈向自己的终点。
在这一点上，叔本华的弟子尼采无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在痛苦中欢笑的身姿成了一个最完美的雕塑，伫立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正中央。
他傲岸挺立的姿态、睥睨世俗的风范，以及甘为哲学献身的精神，永远是引领一切朝圣艺术的徒子徒孙们的灯塔。
叔本华说人生是痛苦的，加缪说人生是荒谬的，尼采说人生是孤独的。
同样悲观的论调，同样对人生决绝的否定，却是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姿态和人生轨迹。
叔本华在生活中没有超脱，反而由于过于保守而显得有些委琐。
和他相比起来，加缪和尼采的人生就更具有一种英雄的风范，悲剧英雄的味道。
他们都是战斗者，都是面对死亡却真正做到视死如归的战士。
读哲学书籍，我们常常抹不去一种功利目的：找到一种指引、一把钥匙，而不仅仅是一扇窗户，能看到屋里的全部，却无法进去的焦灼。
所以，做为一名普通人，最大的愿望还应该是能够在悲剧的人生中积极地生活，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牡 丹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李章凤
王安忆的《长恨歌》展现出了对王安忆在文学 创作过程中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与探索。这部作品通过 讲述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表现出了王安忆对女性命 运的看法，同时也表现出了王安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意识，即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对两性和谐的展现以及 对女性身份的构建。因此，本文通过解读与剖析《长 文革后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女性文学这道鲜明 而独特的风景线。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 表达了自身对女性意识的认知，同时也对男权文化 下的文学创作传统进行了结构，而他们所创作的文 学作品， 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着女性文学的发展， 还体现在推动着社会女性意识的日益深化。在此过 程中，王安忆这位新时期文坛中的常青树，对女性 文学及女性意识的发展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 用。《长恨歌》是王安忆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这 部作品以不断变革的上海为背景，使用女性细腻且 敏感的视角，呈现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觉 醒与自我构建，同时也表达出了自身所具有的女性 立场以及对女性意识的理解。 一、对女性命运的同情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中，女性在社 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的命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与书 写。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文学界 具有了了解这种思想的窗口，在此背景下，对性别差 异的认知以及女性意思的萌醒，使很多女性作家看到 了女性在社会中被压抑的状态，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 也自然而然地通过自己的作品流露出来。这种特征， 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十分明显。 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虽然 在片场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片场的经历却成为了 王琦瑶人生的转折点。王琦瑶在片场的经历，使他认 但却也不可或缺，因为程先生是推动王琦瑶参与选美 的主要人物，是他的存在，让王琦瑶变为了“沪上淑 媛”“三小姐”。当王琦瑶过了选美初选之后，她开 始奢望自身能获得选美比赛的冠军，并为这一愿望做 着准备。然而，真实的社会是复杂的，在选美比赛中， 有些人注定垫底，而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走进决赛。 这些可以进入决赛的人，不是老板千金，就是军政要 人的情人，或者是名扬上海的交际花。因此，虽然王 场实质上是男人的交锋中取得胜利。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选美比赛所具有的公平性仅仅存在与表面，整场 游戏的规则都由男性来把持。 至此，王安忆借用片场导演之后，针对选美比 赛表达出了对女性的同情：“这次上海小姐选举，本 来就是供有权有钱的人玩弄女性的一种途径，女性只 不过是他们的消费对象，她们的身体和美丽全被人玩 弄在手中，要保持女性的尊严和地位，就要反对这种 活动，退出竞选。”从导演所表达的话语中可以看出， 王安忆认为这种选美活动是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他反 对这种活动中由金钱和权利所导致的不公，更反对男 性以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为筹码对女性进行欣 赏甚至玩弄。同时，王安忆通过导演所表达出的“退 赛”观点，也展现出了王安忆对女性觉醒的呼吁，希 望女性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通过维护尊严来 走出困境。 二、对两性和谐关系做出的书写 在传统的性别认知中，男性与女性分别是强悍 与柔弱的代名词，许多男性文本也十分喜欢使用英雄 救美、才子佳人等模式对两性关系进行书写，但随着 王安忆文学创作的逐渐成熟，在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 对男强女弱的传统认知进行了颠覆与重构，这种特点 体现出了王安忆为女性而书写的立场，同时也让王安 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对两性关系的书 性和谐的追求。通过对王琦瑶命运的表现，读者可以 看到女性在自身，诠释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 琦瑶在选美中具有优势，但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在这
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
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一、女性的生存环境1.1.女性社会意识的缺失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甚至可以说，女性在我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生存价值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来制定的，而女性的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体现，出现了男尊女卑的负面状态，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当时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及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致。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男性就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他们要负责在外劳作，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要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在古代社会中通过对子女教育不同而区分男女的社会地位，比如不支持和鼓励女性读书，以女性操持家务为价值导向等，进而维持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体系。
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许多经文予以记载，例如《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描述了不同的待遇状况：如果生了男孩，就可以赐给玉佩和衣裳，并且睡于床榻，百般喜爱，期待其成为君王。
而生了女儿就感到颜面全无，将其放在地上，“载衣之锡，载弄之瓦”，不教授礼仪，仅仅提供饮食，父母不加以管教。
男子的教育是忠孝仁义，为的是培养他们的阳刚气概，为国家做贡献；对女子的教育是希望她们温柔贤淑，能相夫教子做一个好媳妇。
在秦汉时期儒家将阴阳的观点与政治统治的理念相结合，提出的“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
他们认为夫妻必须以夫为尊、君臣必须以君王为尊，父子必须以父亲为尊，并将这种意志以上天意志的意志，结合政治统治的加以推广和实施。
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推行和实施，妇女逐步成为男性附属，缺乏独立的生活和政治地位，由于政治的强硬性和思想上的禁锢，女性女权意识逐步被淡化和绝对化了，社会地位荡然无存。
这一点在前秦的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诏书中规定，妇女未经批准不得在都城五百里范围内乘坐马车，不得穿戴金银和锦绣，不得经商、奴隶买卖等活动，如果触犯，将被丢弃于集市，甚至处死。
由此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地，与奴隶相近、受人鄙视的商人列为一类，违反者处以死刑，国家对妇女的歧视程度可见一斑。
浅谈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笔下的女性并不适合 ，王安忆 笔下无论是 以王琦瑶为代表 的都
市女性 ， 还是 以富萍为代表 的乡村姑娘 ， 都具有惊人 的生命力和
顽强 的意志 ， 但她们 又不是 女强人 ， 并 没有 权势和钱财 ， 她们往 往平凡到卑微 ， 生活艰辛坎坷 ， 为蝇 头小利而精打细算 。
、
王安忆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特点
“ 上 海这个城市很 奇怪， 繁华华丽， 真正它 的主人， 是在 这个 华丽 的芯子里面， 未必参与这种华丽 。” 从这句话可 以看 出王安
困难的命 运抗衡 ， 凭借着顽强 的意志带着 家人 与 自己共度难关 。
纵览王安忆笔下 的女人们 ， 她们身份普 通 ， 生活平常 ， 追寻 着物质利益 ， 她们 的生活充满艰难和苦难 ， 但却凭借着顽强 的意 志对抗命运赋予她们 的种种不幸 ，透过王安忆对 于女性 的庸俗 和世故的描写 ，我们更应看到背后的那种 隐藏着 的顽强 的生命
文
学 新 论
文艺 生活 Ｌ Ｉ Ｔ ＥＲ Ａ ＴＵ ＲＥ Ｌ Ｉ Ｆ Ｅ
２ ０ １ ５ — ０ ８
浅谈王安忆小说创作 中的女性意识
董 盼 盼
（ 青海师范大学 人 文学院， 青海 西宁 ８ １ ０ ０ ０ ０ ）
摘 要： 王 安 忆 始 终 以 自己独 特 的视 角进 行 小说 创 作 ， 她 作 品 中的 主 角 几 乎 都 交给 了女 人 ， 通 过 一 群 独 特 女 性 形 象 的 塑
机。
坚定 的女性立场 ，这可 以算作王安忆 女性 人物最突出的特 点， 女性意识最鲜明的表达 。她既没有那种男权思想 ， 甚至连女
（ 二） 物质 化 王安忆是经历过文革十年和改革 开放 、市场经济大潮两次
王安忆小说女性意识研究
第35卷第6期Y 〇l. 35 No. 6许昌学院学报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2016年第6期No. 6, 2016王安忆小说女性意识研究朱妹妹(辽T 师范大学文学院，辽T 大连116000)摘要：王安忆的很多小说都以女性为主，塑造了一系列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女性意识。
其女性意识在生活观上体现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独立性和主见， 在爱情观上体现为与传统束缚相抗衡，打破藩篱求幸福。
其女性意识的形成既得益于时代文化 的影响，也有所接触人物的影响，更有家庭的直接作用。
王安忆小说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示，批 判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肯定了女性的个体生命意义，为现代女性提供了指引。
关键词：女性意识；成因；作用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9824(2016)06 -0054 -04通过阅读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的很多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如《米尼》、《流 水三十章》、《香港的情与爱》、《流逝》、《长恨歌》 等作品，写作对象都是都市女性，它们塑造了一系 列女性形象，如王琦瑶、富萍、郁晓秋等，突显了女 性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女性的尊严和价值， 寄寓了作家对女性的思考、对世界的认知。
王安忆 小说中的女性不同于历史上那些深受封建思想影 响的传统女性——在欺凌压迫下只能默默承受，而是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充满了对自由幸福的向往 和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和忠贞，对艰难挫折的不屈 和抗争，展现出蓬勃昂扬的生命激情，她们以自己 的努力，呈现出新时代女性的价值与尊严，展现了 与时俱进的女性意识。
当然，她的女性意识的展 示，不是靠呼吁与呐喊，不是靠两性之间的激烈争 吵，而是在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的。
对 于中国女性来说，女性群体长期处于被欺压，甚至 被奴役的地位，女性的解放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 而这些历程对女性的影响是深刻的。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中经常探讨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女性意识形态的变化。
其中，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更是展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面临的困境、心理压力以及对自我的追求。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长恨歌》中展现的女性意识。
首先，王安忆通过描绘女性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巨大变化。
小说中的女主角禾是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女孩，她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她生活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家庭期望她只是个平凡的妻子与母亲。
禾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不断感受到家庭责任与社会压力的重担。
然而，禾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她成为了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社会地位，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权益。
其次，小说中的禾展现了对性别角色的反思与挑战。
禾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她对于妇女地位的不平等感到不满。
禾开始读书，追求独立，她不再只是满足于传统的女性角色，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禾与丈夫鸿雁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呈现了一种颠覆传统的方式，鸿雁对禾的追求与支持，使得禾能够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找到平衡。
小说中另一个角色雪芹则通过婚外的爱情关系进行性别规则的挑衅和质疑，她追求自由与独立，最终选择了离婚。
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王安忆探讨了女性在传统性别角色下的束缚，以及对这种束缚的反思与挑战。
此外，小说中的禾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也展示了妇女在社会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禾不断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同时也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努力。
禾成为了一个军旅作家，她通过描写战争与生活的真实，向社会展示了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以及在战争环境中展现出的坚定与勇敢。
禾的成就与事业，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更是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为妇女争取了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益。
综上所述，《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得到了广泛的展示。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通过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反思与挑战，以及通过追求独立与自主实现自我价值，展现了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与成长。
来自玫瑰园的声音--王安忆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1 / 2006
来 自 玫 瑰 园 舫 声 音 — 王安忆 90 年代小说 中的女性意识
张 守伟
摘要: 随着女权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女性的命运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王安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 从女性的独特经脸出发， 港入人性深层， 对现代女性的命运及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追问。王安忆的小说展 现了中国女性的性自 觉意识的觉暇. 肯定了女性在 “ 性”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对千百年来男性性肠权的反抗和期搜; 女 性对时尚性的追农. 衰现了她们对现代化生活的向 往; 命运的 传统性，则表现了女性获得独立解放的曲折性和艰巨性;
追求的重要 目标之 一。面对这样 的生活 境况 ，女 性又将做 出什么样的选择 呢? 在王安忆的作 品中，她运 用独特 的女性视 角，对在上 海这个物质生活较丰富的地 域内生存 的女性进行 了 “ 女性 书写， . 。上海作为东方的巴黎，肯定会受到市场的冲击。女 性追求时尚 ， 渐商品化 也在所难 免。如 《 逐 妙妙 》中的妙 妙一宜想做一个时尚女性 ，并为此刻 意地去 模仿影星 ，追 赶时 尚的服饰 潮流。但是 由于她 生活 在一个 封 闭的小镇 ， 她 的这些行为并得不到认可 ，最终被时 尚与封闭双双抛弃 。 随着 国门的洞开 ，与西方 的交流 日益频萦 ，作 为商业中心 的上海到处弥漫粉一 种西方情调 。因此 ，女性 寻找西方男 性成为 了一种时 尚。《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就是一位西方梦 幻者 。阿三仅凭 比尔的 “ 牛仔裤 ，条纹衬衣 ，栗色 的头发， 蓝盈盈 的眼 睛”这些 西方人 的特征 ，就与其 “ 浪漫”地生 活在 了一起 。当然我们 不能仅仅着 到她们追 求时 尚，日益 物质化 的一 面，因为 她们 已经不是 传统 中的女性 ，她们身 上 已具有一定 的独立 意识。妙妙 虽被时 尚所抛弃 。但她追 求的现 代化 生活是 不该 被否 认的 。而是对 她 进行 扼杀 的 “ 头铺 ”太封闭 了。这里的父权制话语 ，男性中心主义 占有 绝对 的主导地位 ，单凭妙 妙的力! 是难 以颠 搜的 ，但不可 否认 的是 ，妙妙身后 已经险藏 着巨大 的反抗性。总之 ，王 安忆小说中的女性都 不可避免地 具有时 尚性、商品性 ，但 她们 同样也具有 了主体性和反抗性。 恋爱是美好的 ，是男 女双方 心与心 的撞击。但在 恋爱 中 ，女性更易迷失 自我 ，失去个 性。失恋 的承受者往 往也 是女性。女性为此寻找着 出路 。一些 女性便 安图 以追 求精 神恋爱 自由来代替男女 双方互 相的性需 求，从而达到 保持 个性的 目的。正如林树明所说 : “ 这样 的自由个人 颇像牛顿 式的原子 ，对于其他个体只存有外在 的时间与空 间的关系， 但每个原子组藏着内在的 自由。 -[21 王安忆在 ( 乌托邦诗 篇》 中描 写的女 主角就是个 “ 自 恋者， . 。她认为 自己对一名男人 的想念 ，“ 是一种不求 回报、 不计名利的纯粹的精 神活动 ，这是 只与 自己有关的精神 活 动 . 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承诺 。 ’在这里 ，女 主角达到 了一 种精神 上的高度 自由，更 好地保 持了 自己的个性 ，而男性 只是成为了她思想 中的一个存 在物而 已。又如在 《 纪实 与 虚构》中 ，王安忆也是 描述 了主人公 “ ”与几位男性 的 我 精神恋爱。王安 忆作 品中 的部分女 性对 精神 自由的追求 ， 虽然带有一定的畸形 性质 ，但是 这也是对 男性中心 主义的 巨大反拨。这表 明，女 性可 以摆脱对男 性 肉体 的揭望，而 生活在 自己的理想之 国里 。她们 在现实 世界中对男人 的难 以征服往往在她们 的幻想 中得到实现 。当然 ，女性 的这 一 颠搜方式无疑违背 了世界 的男女和谐 秩序 ，但是我们更 应 为她们做出的反抗而感 到骄傲 和 自豪。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 以非常 自信地说 ，中国女性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 肉体上都 已经开始 觉醒。她们 面对将女 性商品化 、物质化 的新 的父 权话语体系做出了应有的回应。 四 、追 求 精 神 恋 爱
女性寻找自我的迷茫—解读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女性寻找自我的迷茫—解读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依照男权文化的定义，男性是伟岸、坚强、充满阳刚美的大丈夫，是柔弱女性的庇护神，而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私有物。
在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延续中，这种性别角色分配将女性长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下，并在人们心中形成集体无意识，成为行为抉择的潜意识心理基础。
由于中国没有发生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妇女的解放运动都附属于大规模的社会或思想文化革命，所以，尽管法律上明文规定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拥有相同的权利，但在精神内核里，男女两性关系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
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影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再度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
女性解放的话题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层面，而是已触及到精神文化领域，从最深层次探讨女性的解放。
在这篇论文里，以王安忆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女权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为研究方法，梳理其小说文本中女性寻找自我所经历的迂回艰难的过程。
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由不自觉到自觉，再由自觉到迷茫。
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对女性未来命运的追问，对男女两性关系未来走向的质疑，是王安忆二十几年以来小说创作的一条潜藏的暗线。
论文首先分析王安忆小说文本变化，然后分析其变化原因，最后将这种变化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坛女性创作作比较分析。
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女性自我的寻找”，本部分不仅对其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世界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而且从女性立场对其小说文本中男性世界也进行清楚明了的梳理。
将小说文本中女性寻找自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男性神话”创作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四年，第二阶段“冲破男权藩篱”创作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三年，第三阶段“迷茫的女性”创作于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
第二部分“女性突围的失败”分为“被唤醒的女性意识”和“迷茫的女性意识”两章，分析王安忆小说文本变化的原因。
第三部分“迷茫的寻求”分为“王安忆的写作背景”和“颠覆的迷茫”两章，将王安忆小说创作与整个当代文坛女性创作相比较，指出其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衍变与当代文坛女性创作文本中女性意识衍变的关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收稿日期:2005-03-04作者简介:孙惠欣(1968—),女,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在读博士。
2005年9月第38卷第3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 anbian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 Sep.2005Vol.38 No.3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孙 惠 欣(延边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吉林延吉133002)[摘要]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意识;女性视点;女性写作[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311(2005)0320098205 “女性意识”,是一个有很多意说又无定评的概念,要而言之,就是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是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人,是人类的另一半的意识。
正如斯帕克斯所言:“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1]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2]尽管“女性意识”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但通过梳理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多种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意识,即对独立性的呼唤;二是平等意识,即对性爱的追求;三是性别意识,即对女性气质的思考;四是惶惑意识,即对道德视角的抛弃与留存。
总之,对“女性意识”的思考和探索、强调和重视,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
就妇女解放而言,女性意识的张扬有助于妇女争取做“人”的权利,进而自觉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从现实人生的角度看,它也向女性提供了一种妇女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选择的理性依据;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女性意识”力求把女人自身的经验看作是创作的根源,体现为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及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女性特有的目光审视社会、过滤人生,并且在写作策略和审美形态上强调性别立场,突破男性中心文化包围,用女性的声音和语调发出别具意味的文本召唤,矫正和改变文学作品中以男性为本位的单向视角和霸权话语,力求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女性化”文学与文学批评。
如今,“女性意识”已成为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自觉地用来审视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判断女性文学“真”与“伪”的基础理论观念之一,并作为一个硬性的参数来规定整个女性文学的发展及成败。
正如肖瓦尔特所强调的:历史总是越来越进步,女性文学也将越来越发展,而这种发展总是以越来越强烈的“女性意识”为支撑点。
具有了强烈“女性意识”(女性化)的作家,其写作才是成功的。
中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17年间的性别泯灭、“文革”十年的一片空白,直至新时期以后才重新觉醒。
循着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寻找到20世纪90年代作家对女性生命经验及潜意识的书写及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其发展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不仅仅表现为或温婉细腻、或奔放直率等外部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对女性文学独有的价值,亦即彻底摆脱“菲勒斯中心”话语,进行了大胆而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作家们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提出女界人性、女性世界特有的问题,以此来关注人性的完善与发展及妇女解放的本质意义。
作为新时期文坛一直引人注目的女作家王安忆,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从性别游戏・89・间倒错的女性位置、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等角度去解读王安忆的作品,探索其文本中女性意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日趋成熟深化的过程,同时探讨作家是如何运用“女性”话语扫清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霸权影响,从而解构男性叙事、开创契合女性主义叙述策略的写作实践并最终掀开女性文学新的一页的。
1 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强悍”与“柔弱”历来是传统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界定,在传统文化中“才子佳人式”、“英雄救美式”、“郎才女貌式”比比皆是。
男主人公常常是正直无私、智勇双全、扶弱济贫的救世主与保护神的形象,而女人则是纯洁天真、弱不禁风、柔美多情的需要男子汉保护的弱者形象,这在传统男性文本的叙述中不胜枚举。
从“寻找男子汉”起步的王安忆,也曾在如烟似梦的背景上虚构了许多理想的男子汉形象,编织着美丽的爱情故事,但随着其创作的成熟和对女性自我、女性角色更多的认同和理解,她不断摒弃压抑、歪曲女性的视点,颠覆解构着男强女弱的传统界定,改写着女性被书写、被叙述的命运,充分体现了王安忆作为女性说话的立场,其女性意识更为明朗,更为成熟。
王安忆擅长描写女性,尤其擅长描写为生存而奋力斗争的普通女性。
这些女性曾养尊处优,曾轻松自在,曾欢愉兴奋,但她们的骨子里都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寻找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热恋自己的男性是她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和追求。
然而,历史和命运又把她们推到生活中突然鲜明暴裂出的缺口前,这些女人坦然地接受了变故,一改对丈夫、情人的依赖,独立担负着由家庭(或事实上的家庭)带来的责任,饶有兴趣地品尝人生五味。
《蜀道难》中的私奔女子,面对途中意外变卦的“他”,没有愤怒,也没有埋怨,而是独自凄然地继续往前走了;《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家庭产生巨变、男性一个个退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成为家庭的“掌舵人”;《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子”,在舆论和丈夫的双重围攻下,她选择了和所爱的人双双殉情;《小城之恋》中“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经过了一场混混沌沌的情欲激战之后,面对着不该出生的私生子,她的精神却仿佛得到了洗礼:“心里明净得像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自天空的声音”;[3]《长恨歌》中昔日沪上淑媛、人尽皆知的三小姐王琦瑶,在失去了靠山后,靠给人打针维持生计,她身边的男人一个个退场,而她却在风雨飘摇的孤苦境地中独自抚养着私生女,从从容容、有滋有味地活着;《米尼》中的弄堂儿米尼,在婆家态度冷淡、忍受娘家断绝关系的情形下,连偷带骗地养活自己,喂饱孩子,鼓励着服刑的恋人。
与此相反,王安忆笔下的许多男性却总是处于生活中的配角位置,相对于女性形象的泼辣、刚劲、老练,男性形象则显得委琐、荏弱、卑微。
在本该拿出男儿豪情、大丈夫气概时,男人们却临阵脱逃了。
《流逝》中的文光“只会在父母金钱权威的庇护下,才坚持意见,发挥见解”,他“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4]家人指望不了他;《小城之恋》中的“他”看到“她”怀孕生育竟恐惧地远远躲避,另外娶妻成家;《长恨歌》中的康明逊考虑到经济来源,归顺于家人的软禁锢,眼见得亲生女儿在面前晃动却不敢相认;《米尼》中的阿康有事了求米尼,没事了却走得无影无踪;《小鲍庄》中的文化子倾心爱着小翠子,当父母将小翠子许配给哥哥时,性格懦弱的他却束手无策,全仗小翠子勇敢机智才挽救了爱情;而《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中的“他”则最终回到原妻身边去了,恍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和他们的女人相比,这些男人极易被无常的变故掀倒,畏缩在狭窄的个人空间里,软弱、自私。
这种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不仅体现在形体上,如《小城之恋》中的她长得腿粗臀阔,腰壮膀大;他则瘦小单薄,与实际年龄不相称。
《岗上的世纪》中的他黄牙瘦脸,瘦骨嶙峋;她则丰满、润泽等等。
另外,还体现在性格上,《冷土》中的小谷生性软弱,没有责任心;而刘以萍憨实能干,独自承担起建设小家的重任。
《荒山之恋》中的他荏弱、卑微;她则早熟、极有主见。
而在性行为中这种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体现得更为明显,女性由传统的被动地位一跃成为主动地位,攻击性强。
《小城之恋》中的她,在性欲焰火燃烧中敢于向他挑衅,甚至当众打架;《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人对大提琴手的挑逗、引诱,不顾一切想方设法与之幽会,最后勇敢地一起殉情荒山;还有《岗上的世纪》中的女知青李小琴对队长杨绪国的戏弄,性行为初始时对他无能的嘲讽等等都是女人先引诱男人的模式,女性始终占据上风。
传统文化对女性性的禁锢,把女性限囿于被动的地位,以及“性即丑恶”的观念被颠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99・性塑造了。
因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便不自觉地成了生活中的强者形象,她们一方面明显地克制着对男性失落的不满和无奈,另一方面,却能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在这些男性的身边,默默地充当着奉献者的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一反传统的被动地位,跃居主动位置,解构着男权文化意识的统治地位,呈现出女性意识的亮丽色彩。
2 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王安忆曾说:“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5]然而,由于“对性的罪感意识,千百年来一直压抑着人性和文学”,[6]使人们不能公正而坦然地对待这个源于心理和生理的生命现象,至于女性在“性”方面的欲念与要求则更为主流社会和正统文化所不齿,因而在传统话语中,女性鲜活的生命之躯和热烈的情感一直被作为一种禁忌,根本与审美活动无缘。
女性“一直被摈拒于自己的身体之外,一直羞辱地被告诫要抹煞它,用愚蠢的性谦恭去打击它”。
[7]传统话语中温婉柔顺、贤妻良母才是真正的女性美,但这种美是以贬低、弱化、压抑、歪曲女性本真的生命力为前提,以牺牲女性的思想权、话语权和审美权为条件,它将女性置于被动的审美客体的位置,以男性的审美理念塑造女性,这种审美模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仅男性使用它,女性也认同它,“如果某位女作家写的是妇女,她就有可能被戴上‘偏爱’、‘狭隘’、‘妇女的书’等帽子,如果她试着写出她自己最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关于性方面的,她就会为暴露‘自己的肉体上的体验’而担忧或者为‘亲身感受做一名妇女而忧虑’”。
[8]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心理定势的影响,不敢正视自己鲜活的生命之躯,特别是对女性的性爱力,更是噤若寒蝉。
20世纪70年代末,张洁以《爱,是不能忘记的》独语爱之迷离,但此时张洁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仅仅处于一种自发的萌芽状态,对女性的性意识依然是回避和不敢正视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铁凝等人的作品开始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审美意识。
尤其是王安忆的一组性爱小说“三恋”、《岗上的世纪》等,其女性审美意识非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