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中国十大知名经济学家 观点
3、林毅夫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他的头衔多得像在纸上画了一棵大树。
林毅夫教授治学勤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强调制度的内生性，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就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在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后，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
郎咸平的《整合》、《运作》、《操纵》在图书市场上销量也极好。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
8、胡鞍钢
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
2、厉以宁
厉教授是2001年与吴教授论战的排头兵，由于网上流传有关其家族暴富内幕的文章使得有关厉教授的争议和其著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一样脍炙人口。
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所以在海内外享有"厉股份"之称。
萧灼基多年研究《资本论》，近年着重运用《资本论》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0、张五常
张五常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主张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其对国内股份转让、外汇转让、政府管制等发表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张五常在广州谈中国应对WTO挑战时，认为中国农业人口未来应降到25%……几乎他的每次公开言论都会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有张五常教授对自己夸张的评价赢得了很多眼球的作用。
吴敬琏：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复杂时代
吴敬琏：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复杂时代作者：费雪来源：《西部大开发》2015年第01期2015年1月24日，吴敬琏85周岁了。
这位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多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仍旧精力旺盛，迄今仍活跃在公共空间，不时疾呼发声，比如在近期沪深两市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之后，他仍旧不改他2001年提出的中国股市“赌场论”，表示“这个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有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股市”。
吴敬琏是谁？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和那个时代不少家庭一样，他的家庭也经历了左右选择，在时代激流之中尾随革命狂潮，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一切随着1949年之后的变化而远去，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
一切成就了吴敬琏，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以年过半百的身份留洋学习，不仅赶上了中国经济学接触规范正统的浪潮，也赶上了经济学家成为政治核心的时代。
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
如今，吴敬琏官方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南海的主流智囊，同时更以中欧商学院教授身份行走江湖。
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泰斗，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更获得不少名誉博士头衔。
不过，公众对于吴敬琏的兴趣，除了学术影响，也在于其在政策方面有影响力，更在于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知识界的良心——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诉求，从来是多方面的，从公共关怀到个人品行，从官方地位到民间立场。
也正因此，更多评论不仅在于立场，也在于道德与动机，近年围绕吴敬琏的争议也多少与此有关。
简介
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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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 个重要障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国有 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 的目标”的教条。1997年“十六大”前夕， 吴敬琏经过全面研究，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原理，批 判了错误的论调，树立正确的观点，为社会 主义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前景 。 根据以上认识，国有经济改革既包含国 有企业改革，还包含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 1997年，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课题，提出要依托 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 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 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这 一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思想作 为一项重要方针在十五大上提出，使国有经 济改革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目录
目录
缘起 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第一章改良主义的基因 第二章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 第三章学经济的年轻人 第四章新星与“批孙” 第五章劳改队生活 第六章顾准之死 第二部分 思想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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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 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近期主要作品有： 《大败局》（2001年，2007年出版修订版） 《大败局Ⅱ》（2007年）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2007年、2008年）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2009年）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 业图书”、“2007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及“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奖，《跌荡一百年》被中 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作家吴晓波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传奇人生的诠释——
1、吴敬琏拥有着让人惊奇的东方式人生。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本图书由老人家 亲述，回首一生。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图书市场，都是极有意义的。而本书也将由于其自身的价值，得到应有 的尊重。
2、作者吴晓波是公众认可的优秀财经作家，其长年对经济的观察与分析，以及高质量的财经作品，使其获 得公众的美誉。
媒体推荐
媒体推荐
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 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 吴敬琏先生无疑是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 有相当的建树。 ——CCTV-COM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 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 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南方周末》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吴敬琏传
吴敬琏主要成就（中国市场经济学）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 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 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 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四、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 五、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总之，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 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 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 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 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实例一：地泡沫经济破没的预言
2000年，吴敬琏对股市提出批评，把矛 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 行为。他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但是当时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逼近5000点，而98年7月 它才刚刚跨越2000点。市场极度繁荣。国内 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如日中天，一个新 时代似乎拉开帷幕。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 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 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 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 特的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尊敬，去学习。
最后让我们一起祝愿他身体健康，寿比 南山！
谢谢！
吴敬琏简介（二）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 杂志主编。
吴敬琏：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
ANHUI BUSINESS86月8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肥，做客“安徽省直机关大讲堂”，以“重启改革议程”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在演讲互动环节，《徽商》杂志率先发问，也是唯一一家获得提问机会的媒体。
本刊副总编辑许祝生针对“社会阶层固化”“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等社会焦点话题的提问，赢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徽商》杂志：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固化”，也就是说，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和巩固，特权者设置壁垒，将这种待遇传给子女，导致阶层垂直流动停滞。
权贵和底层日益对立。
而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将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隐忧，对此，您怎么看？吴敬琏：目前，中国结构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阶层流动速度变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个社会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是，让所有社会成员相信，在平等的基础上，他的个人才能能够得到发挥，能够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益。
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处于同等的起始条件之下。
早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今后应在立法、执法两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如果不从法治入手，仍坚持人治思想，依靠所谓的“伯乐”来发现人才、破格提拔人才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人人皆有私心，无法保证“伯乐”本人的公正性。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得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说，营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保证所有人平等获得、使用生产要素的权利。
《徽商》杂志：重启改革将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对于破除阻力，您有吴敬琏：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解决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处于同等的起始条件之下。
什么具体建议？吴敬琏：首先我不大同意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名词，在改革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不在少数，大多中国人都是改革受惠者。
因此，我比较赞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
所谓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利用权力来发财致富的人。
吴敬琏简介-吴敬琏详细信息 -
吴敬琏简介|吴敬琏详细信息-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吴敬琏2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
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
他说，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吴敬琏举例表示，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
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
电力改革到现在十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
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太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
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一样要不得。
吴敬琏表示，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
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
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免得CPI上涨。
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人物信息：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 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文名：吴敬琏国籍：中国出生地：江苏南京出生日期：1930年1月24日职业：著名经济学家毕业院校：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主要成就：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 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人物简介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武进人，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
吴敬琏间谍案“祸”起何处
是 ，摩 根 大 通 的 中 国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龚
方 雄 发 布 研 究 报 告 称 ， 中 国 政 府 可 能
利 益 集 团 ，在 部 分 经 济 学 家 为利 益 集 团 代 言 的 情 况 下 。吴 敬 琏 依 旧坚 持 真 理 。 因 此 他 也 被 称 作 “ 国 经 济 学 界 中 的 良心 ” 。 正 因 为如 此 ，他 得 罪 了不 少 人 ，所 以 年 近 八 甸 的 老 先 生 过 的 并
常 、 张 维 迎 等 知 名 经 济 学 家 共 同 参 加 了在 京 举 行 的 一 个 经 济 研 讨 会 。 满 头
银 发 的 吴 敬 琏 第 一 个 发 言 ， 回顾 了 改
不清净。
在 考 虑 救 市 ， 投 入 规 模 在 ２ ０ ＂， ０ ０７至 ￣ ＿
４ ０ ＇． 民 币 之 间 ，龚 身份 虽 为 海 外 ０ ０￣人 Ｚ 投 行 研 究 人 员 。但 市 场 传 言 其 获 得 了 相 当可 靠 的 信 息 渠 道 ； 另 一 流 言 是 ， 龚 的 消 息 来 自 于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 上 届
此做 的 贡献 。 因 为 市 场 经 济 改 革 免 不 了 触 动
掀 起 了轩 然 大 波 。
谣 言 的 源头 到底 在 哪 里 ？
调 查 发 现 ， 最 早 爆 料 的 是 美 国 新
闻 网 站 博 讯 网 。８ ２ 月 ８日 。博 讯 网 发 布 了一 篇 未 有 任 何 作 者 署 名 的 消 息 ， 文 中 引述 “ 署 名 的 内地 知 情 人 士 ” 未
霸 权 输 出经 济 危 机 和 中 国股 市 的 每 况 愈 下。而 吴敬琏 先生作 为中央政府最 器 重 的 智 囊 之 一 ，境 外 媒体 造 谣 的动 机 。不免 引起 我 们 的深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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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1日，2015正和岛新年论坛(昆明)暨新年家宴在云南昆明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主题演讲“面对新常态”中称：“因为驱动要素发生了变化，旧常态不能继续了。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口述：著名经济学家、正和岛岛邻吴敬琏我在这里讲一讲我的一些想法。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对新常态”。
新常态是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词，特别是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政领导对新常态的内容、党和政府所提出的方针和如何引领新常态做了阐述。
主流报刊发表了不少阐述文章，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
我想讲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旧常态已经不能延续，不再存在，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30来年。
曾经长时期的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
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
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的长期的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但是这种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颓相。
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了，特别是到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经到了7%-8%的水平，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下到了7%的水平。
这期间也不断的采取了一些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从去年到今年就变得非常的明显，这种旧的招数越来越不灵。
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效越来越短。
如果说2009年的40000亿投资和贷款，使经济增长保持了两年多的8%以上的增长率。
今年第二季度的刺激的力度并不很差，但是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只拉升了0.1个百分点。
到第三季度又落到7.3%。
10月11月，发改委批出去的项目达到1万亿左右。
当然，是不是有那么多钱，能够实际的投入？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是在增长率上却没有见响动。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它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决定性的因素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或者叫动力，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旧常态驱动经济高速度的增长动力，是些什么动力呢？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三个，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资本的投入，再一个是生产率的提高。
在旧常态下，这三个动力是非常有力量的。
在劳动力，就是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拿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另外一个就是改革的红利：改革开放使生产率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改革使得我们城乡市场打通，所以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就能够流入城市得到了比较高效率的利用。
另一方面表现为开放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本国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之下，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的技术的办法，使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一般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水平上。
使得生产率提高了。
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投资。
这个是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采取的老办法。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动员了一些新的资源，能够进入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所以投资的规模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不能比拟的。
比如说土地，土地从一种不能流动的一个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带来的资源的总量至少是几十万亿的规模。
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海量的投资去支撑高增长。
当然了，还有一种老的办法就是发钞票，由政府主导的经营投资。
经济增长这些基本的驱动力量到本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变化，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正在缩减甚至消失。
开放带来的效率提高，由于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进入后期，也因为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接近，要靠简单的学习外国技术、引进外国设备的办法，大幅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很小了。
还有一个是支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海量投资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积累，使得我们的负债率杠杆变得很高。
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太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某些环节上资金链的中断。
这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现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左右。
在这么高的杠杆率的情况下，某些环节必然会出现偿债困难和“跑路”现象。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连锁反应，偿债困难扩散开来，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
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系统性的危机，像日本1990年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度增长了。
总之因为驱动要素发生了变化，旧常态不能继续了。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第二点意见，就是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
从去年到今年，党政领导一再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特别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主流传媒上发表的阐释文章也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研究得很深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特征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做了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从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
在我看来，以上四方面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许未来还会继续向中速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后面三点都可以包容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是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
我们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两个转向，可以发现两个转向的进度状况是有区别的。
前一个增长速度转向已经是一个实现了的事实。
后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说得最好的，也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向，说得不好也许还只是我们的愿望。
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这种不管是中高速、还是中速的增长速度，是由比较高的必须高的生产率支撑的。
如果是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各种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总之，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合乎我们愿望的常态，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的增长。
而这一点是要我们做出努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的，而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就可能出现的，前一个转变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我们只能承认，只能适应。
第二个转变则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实现。
第三点意见，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
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少说已经提了将近20年了，多说这是刚开始改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为什么没有实现？原因是体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实现。
从改革开放开始时期的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就明确指出，十大方针都是环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提出的。
到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党中央讨论“九五计划建议”和后来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九五计划”的时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是苏联人在60年代就提出的，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可改变，以致一直到苏联崩溃都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要实现两个基本转变，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到商品经济，而且明确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九五计划”因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决定”指引下市场取向改革进展比较好，所以“九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
“十五计划”期间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经济增长方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用海量投资建设“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所以“十一五”的制定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继续用政府主导的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
所以“十一五规划”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为此还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来开会的时候我本想把我总结的“十一五”制定过程中的大争论的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送给各位，可是在昆明的书店买不到，很遗憾，只好以后再说了。
“十一五”制定得很好，但是用一位在2010年为“十二五”预研究提供意见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你们制订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我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种很不理想的状态使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0年提出了口号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上面讲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可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改革把现有的体制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体制。
这个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我看来，它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的能够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只有我们实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蓝图，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确立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新常态。
最后一点，对我们企业家怎样面对新常态提出一点意见。
为了确立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或者说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
我们作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作为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大家一起，包括我们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一起，来推进这个伟大的事业，使它取得应有的进展！首先是需要确立一个思想，就是那种靠政府放水、靠海量投资、靠野蛮式的增长赚“快钱”这种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还是有一些人老想回到过去的日子。
我最近不管在北京，还是在云南，往往碰到一些人似乎总是希望重现过去的“幸福日子”。
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央行什么时候会放水？”或者说“一带一路”的“三大战略”，会给我们些什么项目？当然国家的政策应当随着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做得更加的理性和有效，但是在政府主导下靠政府放水让企业成长壮大的这种日子，我们不应希望它重新到来，因为它造成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