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专家对国际关系的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吴兴唐／文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
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
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
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
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
“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中国对 中美缅关系 的历史误判及调整要求
中国对中美缅关系的历史误判及调整要求(2015-03-14 12:56:56)转载▼标签：军事时评历史教育中美两国与缅甸的关系判断本文摘自笔者《热战时代》一书（194页至196页），不知当时的判断与今天的局面误差有多大。
.................................................................................................在国际关系方面，美缅关系曾经复杂曲折，但随着希拉里对缅甸的成功访问，美国与缅甸的外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必须重新审视中美缅三方外交的新规划。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于“美缅关系”的判断大多存在误判的成分，大多是基于历史的判断，而不是基于现实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已经稍显落伍，有几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一是美国把民主改造缅甸看成是头等大事。
这种判断不符合奥巴马政府和未来任何美国政府的外交思维，美国早已经意识到民主改造缅甸只能步步为营，不可急于求成，所以，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立刻向缅甸抛出了胡萝卜，缅甸也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美国的缓和论调。
缅甸并没有为此付出太多的民主承诺，昂山素季绝对不是美缅关系的障碍，而是一个借口，留待各方争论的借口。
美国并不急于民主改造缅甸，因为对美方来说，比民主更重要的是战略利益，美国回归亚洲决不能依仗民主开路，民主顶多只能是美国前进过程中的伴随物而已。
二是美国会采取接触与制裁并重的双线策略。
这种判断符合过去，但不符合未来，美国现在对缅甸的所谓“制裁”完全是假象，是做给中国看的，是延缓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政策调整速度。
部分中国专家认为美国要想得到缅甸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中国完全可以不必对缅政策作出大的调整，这种误判只会帮助美国在缅甸事务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力。
实际上，美国政府正在有步骤、有计划地进攻缅甸的各个领域，而中国却还沉醉于对缅甸的传统影响力。
大家一定要记住：美国用强硬作掩护，用利益作诱饵，最后的目的就是钓缅甸这条大鱼。
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
下一位：时寒冰
时寒冰——著名学者、时评人 著名学者、 时寒冰 著名学者
MBA硕士。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特邀观察员，《上海证券报》 评论版主编（曾兼任新华社所属现代金报和现代快报评论主编）， 曾主编网刊《中国》，并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嘉宾发表 时事评论。凤凰博报特约顾问、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上海证券报 评论员。现负责中国证券网的评论。 上世纪90年代时寒冰开始进入新闻界，先做新闻后做评论。主 要新闻作品有：《花冈惨案57周年祭》、《悲情田中（日本外相 田中真纪子专访）》、《他们为何卖血？》、《串在豆腐串上的 希望——与下岗职工一起生活的日子》等，每一篇报道都经过认 真采访和亲身调查。 2010年，被环球时报评为“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 下一位：郭一平
1998-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研究 方向为中国城市土地高效利用。1986-1988、1991-1995在河北财经学 院任教，2000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现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投资与市场、工商管理和土地经济，对汽车产业、 民航产业和房地产业有着较多的研究。2000年以来，主持过国家自然 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数10个，在 《The Chinese Economy》、《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等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过度竞争论》、《中国城市土地高效 利用研究》、《中国产业前景报告》（主编）、《中国市场前景报告》 （主编）、《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以杭州市为例》（副主编）、《中 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报告》（副主编）、《国际产业转移与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研究》（副主编）等专著。 他经常被一些开发商的代言人所诟骂，同曹建海站在一起的人还 有我们所熟知的，例如牛刀、黄湘源、易宪容、顾海波、时寒冰、郭 一平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博客，写的都非常的好！ 下一位：张宏良
中国外交全方位布局,厚此不薄彼
中国外交全方位布局,厚此不薄彼作者：岳成富来源：《祖国·综合版》2010年第12期国际关系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次对亚洲四国的出访,是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的一次集中体现。
他指出,近期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中国外交工作的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在国际关系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形势下,外交操作更趋立体;二是外交行动主体日渐多元化、多层次,中国不会厚此薄彼,将与美、俄等大国外交的重视程度转移至亚太地区,而是加强统筹,不断充实与完善全方位外交。
周边乃首要多边作舞台曲星指出,温家宝出访的行程紧密,可谓一举多得。
其出访国家分布于中国周边地区,既包括东方发达大国日本,也包括发展中国家韩国、蒙古与缅甸。
此外,他还出席了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这样,在一次高层出访中整合多个任务目标,并兼顾“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
曲星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亚太地区在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地区合作亦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他说,各方均普遍加大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及投入,中国亦不例外。
与欧美地区不同,该地区的发展充满活力与潜力,后劲充裕。
特别是“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经济的份量逐步上升,渐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利益攸关方。
布局全方位厚此不薄彼不过,曲星指出,由于历史遗留因素,亚太地区性热点问题不断,如朝鲜半岛、东海、南海等地区涉及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依然存在不小变量。
中国在该地区将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发展机遇,降低安全风险,倡导各方求同存异,及至求同化异。
他强调,中国不会厚此薄彼,将与美、俄等大国外交的重视程度转移至亚洲,而是加强统筹,不断充实和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
曲星表示,在上海世博会上,由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各个层次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外交工作,便是中国外交一大新发展。
在“世博外交”平台下,中国在外交操作上更趋立体,且将继续发挥“峰会外交”作用,包括参与五年一届的世界议长大会及6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等。
中国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
我国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一、引言谈判和争端解决是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涉及国家利益、地区稳定和全球和平。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之一，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层出不穷。
本文将探讨我国积极参与谈判和解决争端的例子，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我国的立场，以及个人的见解。
二、我国在南海争端中的积极参与南海是我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争夺的地区。
我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争端，倡导各方共同开发利用南海资源，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国还提出了“双轨思路”，即通过直接有关国家协商解决争端，同时通过集体协商、协调等途径解决南海问题，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南海争端解决的态度。
三、我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的积极作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和重要利益相关者，一直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提出了“双暂停”倡议，即朝鲜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美停止大规模军事演习，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
我国还多次举行有关六方会谈，为解决朝核问题展开积极努力，体现了我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四、我国在非洲和平维护中的积极参与非洲是世界上冲突最为严重和复杂的地区之一。
我国一直积极倡导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非洲冲突，并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参与了数十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向多个非洲国家派遣维和部队、警察和专家，推动并促进了非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国还积极参与埃博拉疫情、索马里海盗等非洲地区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为非洲和平维护提供了巨大帮助。
五、个人见解我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是符合国际社会期望的。
我国的积极参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我国在谈判和争端解决中凸显了其独特的外交智慧和建设性的角色。
我相信我国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近代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人 -回复
近代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人 -回复
近代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人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些：
1. 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2.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和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3. 孙中山：辛亥革命的领袖，推翻了封建帝制，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4. 韦尔伯·史密斯：开明官员，致力于中国的改革、教育和现代化建设。
5. 赵元任：著名的古汉语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6. 丁文江：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8. 李约瑟：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是近代中国科学史的重要人物之一。
9. 鲁迅：著名作家和文化思想家，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作出了
重要贡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10. 吴晗：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良多，是中国外交界的佼佼者之一。
国际关系的辩论辩题
国际关系的辩论辩题正方，国际关系的辩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认为国际关系应该以和平、合作和共赢为基础。
首先，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和平可以为各国带来稳定和繁荣，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和平不仅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方法。
”因此，国际关系应该以和平为前提，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其次，国际关系应该以合作为基础。
各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利益交集和合作机会，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各国相互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
同时，合作也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可能。
最后，国际关系应该以共赢为目标。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利益已经日益交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寻求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库特·瓦尔德海姆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星球上，我们必须共同面对挑战，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只有通过共赢的合作，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反方，国际关系的辩题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我们认为国际关系并非总是以和平、合作和共赢为基础。
首先，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竞争，有时候难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例如，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冲突和战乱，就是各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碰撞，难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有时候，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实力和斗争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现象。
一些大国往往通过强权手段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
例如，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就是其试图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很难以合作和共赢为基础，而更多地是以强权和利益为导向。
最后，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特别策划智库时代·8·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李瑞林（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100）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国际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目前提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付诸实践，代表着中国超越和平崛起的单向论述、丰富和平发展的内容，谋划崛起之后战略走向的努力。
新型国际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对外交思想和理念进行的创新。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更加提倡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更加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这对于全球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稳定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当前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以及现实中的一些困境，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对国家本身的实力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底线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有效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责任；担当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609（2018）27-0008-002一、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积极探索者和先行者。
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与很多国家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我国的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国际地位也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中国开启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新征程。
随着我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
相关是专家学者已经针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中国追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兴中会成立：中国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
兴中会成立：中国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兴中会是中国国内一家非营利性的智库，致力于研究与探讨有关国际政治、外交、经贸、军事等领域的重大议题，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提供决策支持和智力支持。
兴中会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倡导和谐、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合作关系，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
以下是兴中会成立的理由和意义。
一、应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严峻，需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贡献和作用。
兴中会成立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具有前瞻性的思考。
二、打造国际交流平台兴中会的成立，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动提供了一个平台。
通过多样化的交流和合作，兴中会可以帮助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了解和互信，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靠的合作桥梁。
兴中会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等跨界别的知识精英开展对话交流，推动不同领域的思想碰撞和深入讨论。
这种交流平台具备广泛的时代意义，能够创造出有益的思想理念，并促进全球良性发展。
三、建设国家战略咨询体系随着各类重大问题的出现，中国正面临着愈加紧迫的需求，推动中国的战略咨询体系进一步成熟，推进国际关系中的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提升。
兴中会的成立为思想草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潜在地推进中国国家各层次制度向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兴中会成立之后，国内外专家和学者通过不断的讨论和交流，可以为中国定制国际形势预测及政策建议，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好地权衡自身影响和影响他人的利益，提高中国在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的影响力。
四、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基于自身国际战略和利益规划的需要，需要一个专业的咨询组织，作为智库和分析机构，提供高质量和多维度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有益指导。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一、本文概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是一个涵盖了多元学科、跨足理论与实践的广阔领域。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重要转变。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其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并探讨其对国际关系学界的贡献。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案例分析，本文期望能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轨迹。
接着，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应对全球化、地缘政治变革等国际挑战中的实践应用，以及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合作、国际安全等领域的具体成果。
本文还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和贡献进行评估，包括对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以及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通过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的深入研究，本文期望能够为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视角，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外部列强的侵略和内部政治动荡的双重压力。
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关系理论，试图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
早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如何在这种格局中维护自身的利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更加自主地思考和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国际关系理论。
他们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和概念，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政策原则，“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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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专家对国际关系的“五个错误判断”
围绕中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争端所引起的国内争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归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官方性质的所谓主流专家言论，第二层面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研究机构声音，第三层面是不被重视的民间声音。
总的来说，民间声音是理性中夹杂着偏激，研究机构往往是左右奉源，而官方机构的声音则纯粹失去了对事物的判断准则，是中国国际形象受损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外交被动的根源所在，今天，我想把官方和半官方主流专家对国际关系的错误判断作一个小小的总结，希望能引起有关人员的思考。
第一个判断错误：过高的估计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包括吴建民在内的众多专家动不动就以“中国是负责任大国”自居，以为当今世界的各国人民都当中国是大国，所以，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国有大量”的位置，其实，纵观每一次国际争端（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热比亚问题、领海问题等），中国总是被折磨得靠“国际同情”过日子，这说明什么？一个大国时刻都要生活在一种被同情的地位？这叫什么大国？国与国的交往实质是人与人的交往，试想想：如果一个人现实生活中总是处在被大家同情的处境，你想他能强到哪里去？能大到哪里去？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同情”就意味着“国际受辱”，西方国家侮辱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侮辱了全体中国人的自尊和人格，打击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中国可以不强求大国的虚名，但不可以放弃做人的基本尊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为了当好“负责任大国”而饱受侮辱的。
具体到钓鱼岛撞船问题上，中国还是有一些专家自大自狂，以为自己是大国，中国的战略是与美国竞争，不必把小日本放在眼里，其实这不经一驳，日本到北方四岛去抓个俄罗斯船长看看？你看看俄罗斯是怎么处理的？看看它是怎么做大国的？阿根庭再去马岛看看？看英国是怎么做大国的？
第二个错误判断：中国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单从GDP的中国式统计上看，不能说中国的数据不好看，的确排位较高，但是，动不动就把自己上长升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未免有些让世界苦笑，毫不客气地讲，西方国家除了会给中国戴高帽，从来都没有把中国经济纳入到“决定力量”这个战略高度，西方国家目前唯一看中的是中国市场，一旦中国限入发展瓶颈、市场走向疲软的时候，中国就什么也不是。
更为关键的是，国际关系的经济角色并没有促成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政治打压从来都没有、将来也不会因经济而退缩，从近十年来的所有国际争端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失策，为什么西方国家敢于政治上对中国强硬呢？主要基于两点：一是看准了中国经济的寄生性，中国市场很大是没错，但是，中国没有核心知识产权，中国的市场是主动迎合西方的，不见得是西方强占的，打压中国可以得到市场，不打压也可以得到，市场弹性不大；二是西方看准了中国政治战略意志的软弱性，最怕受到经济影响的不是西方国家，恰恰相反，最害怕的是中国决层当局，一提到影响经济，中国就放主动放弃政治争端。
具体到日本扣压船长一事，吴建民之流仍以经济大局为重，仍以“日本经济离不开中国”为出发点，仍然寄希望“日本需要中国”来为船长脱套，这种外交理念不要说在二十一世纪，就算在十九世纪都不管用，因为它太幼稚了，国家战略意志从来都不会因经济局部利益而放弃的，日本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国家，它既然迈开了第一步，岂是你吓唬它几句就能动摇的？实际上，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相互的，日本也决不会离开了中国就活不成，中国也绝对成不了日本经济的救世主，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置于救世主的地位不但得
不到对方的善意回应，相反还有可能受到嘲笑，主流专家们，你们要更清醒一点！
第三个错误判断：发展经济是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
人类历史，不管你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不管是哪个国家，发展都是共同的，当今世界更是如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大背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世界潮流不可能容忍中国单纯的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强权政治主导下的世界形势注定是没有和谐可言的，虽然人类都有渴求和谐的终极理想，但现实是不允许的，面对强权，中国想以“太极手”置身事外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有位专家曾经幻想：中国用中庸之道回避世界争端，用韬光养晦处理外交事件，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想法好不好呢？好，但是，不管用，西方国家不会容忍你太极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包围圈正在一步步紧缩，单纯的以经济指标主导的发展思维已经将中国逼到死角，国内问题没有因为GDP的快速增加得到缓解，相反还在一步步恶化，国际问题更没有因经济发展得到解决，中国的敌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就好比一个花花公子，尽管他家财万贯，可是填不满的窟窿会让他最终都会成为穷光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但不会让中国更自信，而且会让中国越来越不自信。
第四个错误判断：始终把自己困在“阴谋论”和“陷阱论”里面。
改革开放以后，不能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没有产生良性改变，但是，毫无疑问，也产生了众多恶性改变，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一部分权贵阶层的逐步掌控政治权力，“疑神疑鬼”的恐惧意识越来越盛行，只要碰到对中国不利的事情，第一时间不是想到要如何设计解决矛盾，而是暗想：这肯定又是美国的阴谋！这肯定又是欧洲的阴谋？在“阴谋论”思想的支配下，主流专家们开始“理性分析”：中国人不必过分在乎某某事件，这是谁谁谁的阴谋，只要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最终都会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和同情的。
中国面对“阴谋论”，不是正面揭穿和反击阴谋，而是把“回避阴谋”当第一选择，甚至把“阴谋论”作为“外交不作为”和“军事不敢作为”的挡箭牌，“阴谋论”反倒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他们可耻地要求老百姓跟专家一样，不中计，不睬阴谋。
具体到钓鱼岛撞船事件和前期的黄海军演风波，中国专家又在用“阴谋论”这一招，他们吓唬老百姓：美国又是这两次事件的主谋，日本是马前卒，中国动不得，一旦中日打起来了，中国就会被美国彻底打败！吓唬谁啊？你以为老百姓真那么蠢啊？其实在我看来，国际政治本身就一个阴谋与反阴谋的过程，有多少事件是光明正大的？有多少事情背后没有大阴谋？只不过是你看没有看出来的问题。
中国在与任何不友好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都面临着阴谋论的问题，这些阴谋都是要面对的，对国家核心利益不产生实质影响的可以不作正面回应，可以简单化解，但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就回避不得，难道说中国知道是美国的阴谋就放弃钓鱼岛吗？不可能，如果你今天放弃了钓鱼岛，那么，美国就会用更多的阴谋让你失去所有海疆，“得寸进尺”是强权国家屡试不爽的妙招，送礼是永远填不饱贪婪者的胃口的，就算日本扣压中国船长是美国主导的，也用不着畏首畏尾，更不能把核心利益划分等级，据有关方面资料显示，中国的戴秉国先生曾经在“中美战略对话”中把中国核心利益划分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维护国家基本制度，第二级才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持续发展。
这种划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核心利益怎么能这样分级呢？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驳倒他，比如说：现在，美国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公开在联大承认台湾独立，那你说说，中国是优先维护国内基本制度还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不是可以说，只要中国基本制度不被推翻，台湾独立是可以的呢？显然不是嘛，如果真的中国政府允许台湾独立，那么基本制度也就失
去了合法性，自主地就跨掉了，核心利益是不可以分级的，是政府坚首的底线，是一个国家的大支柱，拆了哪根柱子都不行。
阴谋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专家用来愚民。
第五个错误判断：中国老百姓认识能力还在二十世纪初的水平。
当今中国主流专家最大的毛病是自以为是，他们从来都不认为普通网民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非要把外交神秘化，老百姓谈外交、谈政治都是无知行为，只有他们才够资格谈国家大事，“将外交神秘化、将政治专利化”是新时代愚民意识的主旋律，实事上，外交有那么神秘吗？没有，信息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与外交从宏观上看是裸体性的，只要有一定政治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清大致走向，民间人士与官方人士的最大区别在于微观上的信息接受渠道稍显不足，但是，网络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最好帮手，有很多微观信息已经能够从世界各种管道获得，有时候民间专家甚至比主流专家更加畅通，涉及到国家机密的信息，主流专家同民间专家一样，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奉劝目前目前活跃在中国主流媒体的主流专家们：你们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战略判断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们已经落伍了，因为你们必须为政权服务，所以，你们的思维立足点逐步变得僵化了，你们的思维受框框影响太深，如果不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你们不但不能为国家出谋划策，相反，你们会遗害国家安全，不管是政府还是专家，请你们把视野重新放到人民中间，只有最广大的人民才能帮助你们脱困，只有依靠人民的智慧，你们的决策才能做到科学化，民间智慧是真正的超级智慧。
钓鱼岛撞船事件，问题不在打不打仗的问题，而在于中国出牌是否果断的问题，即便你不想打仗，你的每一步出牌也要有连续性和针对性，不要出废牌，之前我谈到过的“五点建议”毫无疑问是中短期的较好应对之策，不打仗也能产生制敌取胜的效果，既兼顾了主权，又兼顾了经济利益，“打大仗的思想”和“当缩头乌龟”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都无益于事件的正面发展，请主流专家们换换思想，再为政府找出新的对策！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