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

同，还是异
——女性主义的现代追问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曾经做过一个《几代女人一个梦》的节目，反映的是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

这个节目表现的是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妇女世代不能上学的悲剧。

电视画面中那趴在教室窗外的眼睛，背着娃娃的小女孩紧握铅笔的双手，以及死气沉沉又不停转动的石磨，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配着感人的画面，编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解说词：那些上了大学走四方的兄弟们，当你们娶妻生子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想没想过当年为你砍柴挣学费的苦难的姐妹？当年她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学校，将带着体温的卖柴钱交给你们时，你可知道她心里也有和你一样的渴望？
在韦氏《新世界字典》中，女性主义是指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与男性共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女性主义是指倡导女性权利的社会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为女性争得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自由选择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国内，学界将女性主义界定为“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是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理论和实践。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浪潮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从理论上讲，它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的学说和原则；从实践上看，它是一场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始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在此推动下，法国、英国、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妇女运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即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得女性主义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掀开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女性主义曾一度沉寂。

但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题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西方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再度凸显，男女不平等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原来的女性主义流派纷纷提出新的主张，这就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

在现代，继续追问男女平等的存在和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不得不提出心中的疑问——男女平等就是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吗？社会性别的同与异，哪个更能接近男女平等的精神实质？
社会性别是一个与性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性别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

作为个体，每一个男子或女子都是独特的，但作为群体，男子和女子又都分别具有其共性。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就是对男子和女子的群体特征即共性的表述，两者构成并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

例如，男性特征往往与公共领域、积极、理性、果断、暴力、独立、支配和统治等特性相联系，女性特征则常常与私人领域、消极、重感情。

优柔寡断。

和平、依赖、被支配和被统治等特性相联系。

在这种语境中，社会性别被分解为两对二元对立关系：男子和女子；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往往与自然的男性和女性分离开来，作为一种隐喻用于社会之中，便构成了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关系。

在西方，女性主义浪潮存在着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分为两个阶段：从1848年到1890年，思潮的主要旨趣是强调男女的共性，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西蒙·波伏娃；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强调男女的差异，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丽·莫依、法国的艾莱娜·西苏等。

随后，女性主义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

一部分主张男女应该“相同”，她们不愿意生育，追求个人机会和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主张男女“相
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女性就业，主张在家庭内部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上是强调共性，即男女平等就是“男女要一样”、“男女要相等”。

这种观点认为，女性要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全面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视为是女性的解放。

这种理念的内在逻辑是：要享有男性的特权，女人必须做男人，同男性一样进入社会领域运作。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作为一个政治纲领，固然对中国的女性解放起着政治动员的作用，但是，这一纲领在实践中的直接后果是：广大女性不顾生理上的差异，和男性一起开山凿石，甚至在经期也要跳进冰冷的水里劳动。

这一似乎平等的名义下被忽略时，男女之间持续的、实际的不平等就会被掩盖、被合理化。

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常常可能在结果上保证了男女的不平等而不是消除了男女的不平等。

换句话说，当女性与男性自觉不自觉地攀比时，就隐含了以男性为中心的预设，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女性向自身的回归，而是在认同和强化男性尺度，这恰恰是偏离了男女平等的目标和初衷。

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文化反思促进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以男性为标准是对女性的异化，女性应该找回自己。

于是，女人们纷纷踏上了找回女性自身特质的历程。

然而，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这一浪潮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妇女开始讲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驱使下，女性走向了另一端：强调女性的自然生理特性。

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身在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女性的“身体”上。

女性时装、化妆品、美体休闲、香车加美女……在大学校园里，还广泛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学得好不如长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寄托给容貌以及与此相关的婚姻上。

鲍德里亚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现代社会，哪怕女性主义者呼声很高，但男性范例仍然以体格和社会成功为中心，而女性范例却是以美和魅力为中心的。

这种对女性心理的特别强调，通过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控制和引导了女性身体及其精神世界，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一种控制和被控制、引导和被引导的权力关系。

极端的跳跃还是极端，过犹不及。

在中国，男女平等从“男人女人一个样”到强调“女人的身体特征”，二者都背离了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这里的问题无论是强调同还是异，都在不自觉之中走向了真理的反面，即强调“同”时，忽视了女性的生理的和社会的特色，强调“异”时，专注于女性的生理和身体，而抹杀了女性身上的精神气质。

男女平等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与男性对抗，把男性踩在脚下，由女性来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与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再依附男性，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奴仆。

要与男性和睦相处，达到完美的双性和谐。

的确，平等的核心意义是“相同”，但是在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同之处时，往往会抹杀二者的差异。

在一般意义上说，平等不是对人们即刻感觉到的需要做出的直接反应，而是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作出的总的概括。

片面理解男女平等，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一个样”，无视男女间在体力、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即使是平等权益也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

在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下，男女应该是合作的而非对抗。

男女都有机会享有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给男女以选择的自由，以便参与适合自己的社会活动，从而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