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谋略(二)

四、兵书概览

１、概况据1933年南京军用图书社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记载，古代兵书存名者有1304部，存书288部。后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介绍，现在存留兵书有四、五百种之多。

据说西汉张良、韩信收集182家兵法，删定为35家。这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地整理兵书。以后刘歆《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就赫然有兵书略，可见当时兵家类存书一定不少。“兵书”这一名称亦从刘歆《七略》出。

２、“兵四家”兵四家之名，由西汉步兵校尉任宏所创，后来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采用之。班固将所收集的53家兵书分成四类，也就是认为兵家有四种流派：

一是兵权谋家。强调谋略取胜并能兼顾其它的。以《齐孙子》（《孙子兵法》）为代表，包括《齐孙子》（《孙膑兵法》）和《吴起》等13家。

二是兵形势家。重视运用兵势即实施战场机动以夺取主动权、克敌致胜的。以《尉缭子》为代表，有11家。

三是兵阴阳家。特别重视天候、地理、医药、卜筮的。有16家，但多亡佚。后人认为可以以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为代表。

四是兵技巧家。重视设计、制造和运用攻守器械的。源出《墨子》，有13家，后世亦多不可见。后人认为可以以南宋陈规、汤璹的《守城录》为代表。

宋代以后，随着《武经备要》、《武备志》等百科全书式的兵书的出现，“兵四家”的分类法也就逐渐失去了意义。

３、《武经七书》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可见兵书之著者也早就被尊称为“经”。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朝政，在校定兵书、加强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熙宁五年（1072年），设立武学，招收武生，规定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六韬》为教科书。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又诏令枢密院，令其专门组织人员整理唐代名将李靖的兵法。（参见《宋史·兵志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又下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这七部兵书就被统称为《武经七书》，成为朝廷正式印行颁发的武学必读书。

《武经七书》作为钦定的军事教科书，到南宋时，又被指定为考核武将的主要内容。七本书选择比较恰当，其中除《三略》稍次外，其余都堪称经典。在武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儒家《四书》、《五经》在士子中的地位。

五、《孙子兵法》详解

１、孙子其人其事《孙子兵法》十三篇，春秋末年孙武著。孙武本是齐国人，因齐国内乱逃到吴国，后与楚国的落难贵族后代伍子胥结为至交。经伍子胥推荐，被吴王阖庐重用为将，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庐，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一生中唯一指挥过的“破楚入郢”战争，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战事，双方投入兵力二十万以上，历时六七年，争战地区绵延数百里。战争实际分成“攻养疲楚”和“柏举之战”两个阶段，是实践孙子“运动致敌”思想的成功范例。

“攻养疲楚”:吴王阖闾上台伊始，就急于进攻世仇楚国。但孙武认为不妥，而为吴王制定了首先谋求自身“大国强兵”、然后徐图削弱强楚、最后寻机决战的三步曲式的正确战略。孙武和伍子胥首先协助吴王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整治。几年之后，吴国吏治清明、仓廪充实、城郭完善、兵器精锐、军威严整，初步具备了西出击楚的

条件。

但楚国为了牵制吴国，已经事先安排了徐国、养邑和越国三股势力。于是孙武和伍子胥建议吴王先折其羽翼、再图谋决战。这也正符合《孙子兵法》“伐交”的原则。三敌之中，养邑是关键。当初吴王阖闾政变夺权时，有两个公子逃奔出去投靠了敌国楚国。楚国得此二人，如获至宝，把他们安顿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并为之筑城。如此，养邑成了吴国的在背芒刺和西进的绊脚石。但这根眼中钉也不是急切可以拔除的，因为楚国在养邑附近驻有重兵，随时准备驰援。孙武提出“肄楚疲楚”以拔除养邑的战法。他将吴军分成三军，前二军先次第奔袭楚国其它要地，迫使楚军驰援，等楚军将到时又立即回撤，避免与之直接交锋。如此经过反复折腾，结果将楚军拖得疲惫不堪、军心涣散。公元前512年，吴军第三军出动扑向养邑，一举攻克，擒杀了二名公子。同时，吴军还顺便灭了徐国，消除了来自北面的制肘力量。然后，在和谈不成、分化越楚联盟无望的情况下，孙子又说服吴王毅然决然进攻越国，把越国打得元气大伤；同时抓紧在南方固城池、强边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来自南面越国的威胁。疲楚攻养之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孙子谋略取胜的思想和“兵闻拙速”的思想。

“柏举之战”：夺取养邑之后，吴王阖闾便“谋欲入郢”，急于求成。孙子和伍子胥都认为不妥，认为应该继续采取分师扰敌、疲敌的策略。从公元前511年到前506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吴国三军轮番出动，依次进攻楚国的潜、六、夷和弦等要地，楚军如出救，吴军则退走，如此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你居我扰、你劳我安。吴军实际上始终只有一军在动，而楚军则几乎全军都得不到休息，六年下来，果然把楚军拖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同时江淮之间豫章地区的桐、舒鸠等小国在吴国的政治攻势下又纷纷叛楚倒向吴国。楚强吴弱的形势开始有了转变。

与此同时，孙武和伍子胥又进一步施展“伐交”的策略。楚国北部的唐、蔡两小国一直依附于楚国，是楚国抵御中原列强的天然屏障和北出争霸的极好出发地。但是，由于“楚将囊瓦（即令尹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史记·伍子胥列传》）囊瓦向唐、蔡二侯索要无度，令二侯不堪忍受，导致关系破裂。孙武和伍子胥适时向吴王建议说唐、蔡两国叛楚，还让吴王与蔡侯结成政治婚姻。如此，既撤除了楚国的屏障，又为日后的远距离战略迂回打开了通道，真可谓深谋远虑。

万事皆备，只差选定进攻路线。当时从吴国西向攻楚，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南路逆江而上。长江水流湍急，沿江楚国据点林立，勉强作战，毫无胜算，显然非智者所为。中路出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经潜、六实施正面进攻。这虽是一条近道，但楚国驻有重兵把守，国防工事坚固，势必形成攻坚，正好犯了《孙子兵法》“其下攻城”之忌，“兵祖”孙武当然不会如此犯傻。剩下的北路，绝对距离确实最远，但可沿淮水水陆并进，加快进军速度，又有盟军唐、蔡二国提供后勤保障，进退有据。更重要的是，取北路正符合《孙子兵法·军争》“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谋略，作远距离的迂回，可收出奇制胜之效。果然，当吴军穿越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关隘突然出现在楚国腹地江汉平原时，大出楚军意外，楚国君臣上下一片惊慌失措。决战尚未开始，吴国已经夺得了“庙算胜”的头筹。

楚军惊魂甫定，匆忙在汉水南岸列阵，与吴军夹汉水对峙。当时楚国左司马沈尹戍向令尹囊瓦建议，由囊瓦率郢都之军与吴军对峙，保证郢都安全；自己去调集方城之军抄袭吴军后路，到时两面夹击，定能打败吴军。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当时囊瓦也是同意了的。但当沈尹戍出发后，囊瓦受人挑唆怕会被沈抢了头功；又经不住孙武的一再引诱，贸然渡河，被引到孙武事先选定的战场——柏举，孤军与吴军展开决战。决战中，吴军在己方统帅成功谋略的鼓舞下，无不奋勇向前；尤其是公子夫概（即后来的吴王夫差）率领的五千士兵，更是以一当十，拼死冲锋。结果楚军崩溃，囊瓦脱离军队逃往郑国。吴军在追击溃军途中，与得知消息想抢在前头防守郢都的沈军遭遇，双方又展开惨烈的战斗。结果楚军又败，沈尹戍战死。在消灭了楚国的两支主力部队之后，郢都就象一只熟透的桃子落入了吴军之手。就这样，孙武成功运用运动致敌、诱敌来攻、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军队总数比对方少的情况下，竟然深入敌境取进攻态势，取得消灭敌军全军、占领敌国首都的惊人战绩。柏举之战乃至整个破楚入郢战争，实在可称实践《孙子兵法》谋略取胜思想的第一样本。

孙子功成后即抽身隐退，“飘然而去”，不象伍子胥恋栈不去，结果落了个“悬目国门”

的悲惨下场。可见孙子的谋略是全方位的，大可以为军国大事运筹帷幄，小可以保证个人的身家性命；能施展时则施展，该收手时就收手。

又《孙子》一书篇首的《始计篇》即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知识对权力还保留着相当的独立性，知识分子还保留着相当独立的人格。知识可以为权力所用，也可以不用；此权力不用，他权力会用；今日不用，他日会用。这种身份和态度对发挥创造性思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以下围绕《孙子兵法》一书，重点介绍孙子的军事思想。

２、全战全胜《孙子·始计篇》曰：“兵者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作整体考虑，“必以全争于天下”，“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谋攻》）这种“总体战”的思想，西方世界要到克劳塞维茨乃至鲁登道夫时才真正成熟，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孙武，我们要领先了二千三、四百年！应该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全民皆兵”路线，与孙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孙子不仅是中国的“兵家之祖”，也是全世界的“兵家之祖”。据说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时，美国总统布什发给每个美军军官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

基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能政治解决的决不付诸武力、军事行动又与政治策略密切相关这样一种大战略思想，孙子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诸如“令民与上同意”（《始计篇》）、“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等等，至理名言，比比皆是。据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某一天读到了《孙子兵法》，当读到上述最后一条时，不禁仰天长叹，连呼相见恨晚。再如吴王阖庐、越王夫差的失败，都是犯了“怒而兴师”和“愠而致战”这一条。

３、谋略取胜谋略取胜是贯串于《孙子兵法》始终的思想。《始计篇》就说：“兵者，诡道也”，并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里除了“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两条属于比较常识性的内容之外，其余十条都是极富操作性的“智胜之道”。例子见前“战术篇”所举。

而谋略取胜又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掌握情报。《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就是“察敌之情，审敌之势”，包括“知诸侯之谋”和“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九地篇》），“知战之地、知战之日”（《虚实篇》）；“知己”就是要“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地形篇》），“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谋攻篇》）。事无巨细，统统都在统帅的掌握之中。同时，掌握情报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既要多方面地收集情报，又要千方百计地阻饶对手收集情报。在此古罗马人所著军事名著《谋略》与《孙子》可称异曲同工。此书认为所有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是千方百计探知对方的意图；二是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意图……举一个生活的例子：都说“恋爱对男人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女人来说却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女孩子千万不能轻易暴露“爱上了”这一事实，否则容易陷于被动。在战场上的将帅从某种角度上讲都是脆弱的女孩子；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的统帅，其危险无异于女孩子暴露于色狼的利爪之下。

第二，是争取主动。孙子又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告诉人们应该处心积虑地争夺主动权；获得了主动权就可以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丧失了主动权就会时时处处被动，最终导致失败。主动权是双方争夺的要害。而如何夺取主动权，这又是问题的关键，对此，孙武又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招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兵势篇》）“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也就是用“利”和“害”来调动敌人。再如“攻其所必救也”和“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虚实篇》），“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等等，都是有用的招数。反过来，孙子认为分兵把守是最易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取败之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

篇》）

孙子又说为了夺得主动权，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使用间谍，使用离间计、美人计等种种阴损的招数；而为了保住主动权，又必须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从某种角度上讲，处优势的一方在精神上的紧张程度甚至应该超过处劣势的一方，围棋界就有“赢棋（占优势的棋）难下”的说法。

第三，是不断修炼自己。智者孙子告诫我们，既要不择手段对付对手，又必须时刻防备对手用诡计坑害自己。《孙子兵法》十三篇，除具有总纲性质的《始计篇》外，以后的十二篇可以说全部都是教授“诈术”和“防诈术”的，有的地方还说得非常具体细致。如教导人们要善于通过战场上的蛛丝马迹来判定敌人的真实情况：“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四散飞扬）者，樵采也；少而往来（时起时落）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阵）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行军篇》）其细致具体，甚至有点象两千多年后的军事专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但我们又经常有防不胜防之感。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智者孙武告诉我们，其源盖出于人类的固有弱点。《九变篇》分析道：“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这里仅举“必生可虏”的例子如洪承畴。后金庄妃单从洪弹去袖上落尘的微小举动，就窥知其贪生之念尚存，绝食求死之心并不坚定。“爱民可烦”的例子有襄阳逃难时的刘皇叔（刘备其实还有爱名的成分），不听部下劝阻，硬要带上襄阳二、三万难民一起走，结果给曹操五千轻骑追上，自己被杀得妻离子散，更何谈“爱民”云云！除了贪生、爱名等等之外，人类更容易犯的错误还在于遇事总爱往好里想，不喜欢想一想不利的方面。智者司马迁早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趋利避害，人性之常。”如果再加上“见利忘害”，似乎就更完整了。因此另一位智者孙武在《军形篇》里给我们开出药方：“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据说韩国被称为“石佛”的超级围棋手李昌镐的最大的“秘诀”就是“不犯错误”。鉴于人心浮躁的情况，智者孙子又在《九变篇》里谆谆教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智者做事，既善于“利导”（用利益诱惑对手），又不怕他人施放诱饵乃至施美人计。譬如一个股民在购买股票之先，如果能够做到既有赚它百分之五十的心理预期，又有亏损百分之五十的心理准备，那他才可称股市的强者。这道理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需要长期修炼。所以孔子曰：“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即争斗，官、禄、德是争斗的常见对象——笔者）；老年之时，血气已衰，戒之在贪。”（《论语》）周恩来同志也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思想到老。”要克服人性的固有弱点，实在非一日之功。

4、主动进攻孙武子的特色之一是强调进攻甚于强调防守。孙子主张与其辛辛苦苦从后方运粮，不如“因粮于敌”（《作战篇》）。“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同上）。“故智将务食（求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同上）这样一来，既补充了自己，又消耗了敌人，“胜敌而益强”（同上），可谓“一举两得”。而要实现“因粮于敌”，就必须采用外线进攻的战法和突然袭击的战法。“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入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力积气；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九地篇》）意思是说，只要主动进攻，深入敌境，士兵反而容易管束，粮食反而容易取得。形势会逼使士兵们只剩齐心合力、拼死向前一条路可走，领兵者就得心应手了。

孙武的强调进攻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后继乏人，但在国外却不乏知音。如日本战国大名武田晴信将“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十六字诀”（出自《孙子·军争篇》）写在自己的战旗上，而这十六字的精神就在于“攻得上、守得住。”近代以来，日本、美国等国家那么看重《孙子兵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主动进攻特点。毛泽东也是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的高手。毛泽东说：“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

保存自己。”

应该看到，孙武的主动进攻不仅与儒家“仁义”之道不符，而且与中国其它兵家著作也存在着差别。这首先是时代使然。孙武身处春秋末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当务之急是寻求适者生存之道。其次也与《孙子兵法》这本书的性质有关。《孙子兵法》的大部分章节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作战手册，它的战略战术设计，主要是从吴楚两大国争霸的形势出发，以吴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占据可以主动进攻的战略地位作为依据的。后来吴王阖闾与孙武共同指挥的成功的进攻作战“破楚入郢”，就可以看作实践了《孙子兵法》。比较起中国其它的兵家著作来，《孙子兵法》更姓“兵”而不姓“儒”、“道”、“墨”、“法”等等，也就是说，《孙子兵法》传授的是最纯粹的兵家谋略。后来全世界的人这么看重这本书，大部分也是基于它的这个特点。

六、其他兵书简介

1、《司马法》《司马法》五篇，题司马穰苴著。但历史上有两个司马穰苴：春秋时的和战国齐威王时的。现在看来，书中至少有部分内容要早于《孙子兵法》。此书亡佚情况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有一百五十五篇，但现存仅仅三卷五篇。作为中国最早的军事管理法典，《司马法》涉及军队管理的诸多方面，但全书重要内容也就以下两点。

一是强调仁义和“以礼治军”。《司马法·仁本篇》云：“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可见《司马法》极鲜明地体现了儒家的治军之道。它又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是逾千载而不渝的真理。

二是讲究阵法。除“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篇》）的至理名言外，《司马法》还强调“兵不杂则不利。”（《天子之议篇》）显得相当内行。使用兵器须讲究长短配合，引申到用人使物亦要注意优势互补。曹操用张辽、乐进、李典三个各有长短的将领守住寿春就体现了这条道理。“兵惟杂”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和精华所在，而且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如芹菜炒肉丝、如霉干菜烧肉、如“腌炖鲜”，比之英国的水煮牛肉如何？回到《司马法》，总之此书颇具古风，对后代的军事思想颇具影响，尤其是上述“仁义”和“阵法”两条。

2、《吴子》《吴子》六篇，传为战国吴起著。吴起（？—前381），早年曾拜孔子学生曾参和子夏为师，以后先后在鲁国、魏国任将军，在楚国任令尹。推行改革，政绩与战功均卓著。最后被楚国旧贵族杀害。在战国初期，作为政治家，吴起与商鞅齐名；作为军事家，吴起与孙武齐名。《吴子》一书，包含三大军事思想。

一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语出《图国篇》。所谓“文德”的核心内容是国和、军和、阵和、战和；而欲达此“四和”，就必须用道、义、礼、仁“四德”引导之。而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料敌》），必须“简募良才，以备不虞”（《图国》）。吴起比孙武更加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更全面更周详地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吴起明确提倡兴“义兵”，反对起“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作出了以下著名论断：“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篇》）。

二是“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语出《治兵篇》。主张“以治为胜”（《治兵篇》），重视战前训练，是《吴子》的一大特色。吴起认为兵是否训练有素，是比兵之众与寡更重要的胜利条件。《治兵篇》认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因此必须严格训练士兵，要教到“每变皆习”，令行禁止、得心应手了，“乃授其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时申之以法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同上），如此才能保证练成足以以寡击众、“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同上）的锐卒劲旅。吴起认为，只要提如此精兵三千，就“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图国篇》），纵横于天下。《吴子》与《尉缭子》都是“以法治军”的典范。

三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语出《料敌篇》和《论将篇》。强调谋略取胜，孙吴一脉相承，但《吴子》中《料敌篇》和《应变篇》的有些论述要比《孙子》所论更具体更符合实际。如《料敌篇》分析七国虚实强弱，非常中肯切当。再如所列“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都有战争实践基础，真正体现了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吴起还提供了特殊的“相将”之法：即临战前，选“贱且勇”的“轻锐”侦察兵去挑逗敌人，许败不许胜。通过追来的敌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明了其统兵之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再如《应变篇》以与魏武侯问答的形式探讨了各种战场情况，都非常生动具体、中肯切要。可以认为，在审敌用权方面，孙吴比较起来，吴起更偏向于战术层面、更面向实际，因而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3、《孙膑兵法》此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代以后失传，因此不列《武经七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掘出了《孙膑兵法》的残简，经整理，得简计364枚，分上、下两编，每编各十五篇，共计11000余字。孙膑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据说与庞涓同于鬼谷子门下受兵法，庞涓先到魏国任将军，因忌才而诓骗孙膑至魏对其施以膑刑。后孙膑逃出担任齐国国师，指挥“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留下“田忌赛马”、“围魏救赵”和“减灶示形”等佳话。最后隐居，编著兵法。《孙膑兵法》虽有残缺，但价值极高，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知道取胜。《孙膑兵法》中讲“道”的地方俯拾皆是，但与孙武、吴起等人的“道义”也即政治内容不完全相同，孙膑的“知道”是动宾结构，指的是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选卒篇》残简）。具体说，如《八阵》：“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径，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又如《势备》：“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他特别强调“势”也即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性。“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此《吕氏春秋》说“孙膑贵势”（其他如“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阳生[杨朱]贵己”）。可见，孙膑与尉缭子一样，也是兵形势家。

兵法家的“势”，含义很丰富。《孙膑兵法》是以弓弩作比喻来说明的：“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起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势备》所以所谓“势”，“主要指军事力量合理的积聚、运用，充分发挥其威力，表现为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越客《戎马文化》第2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要做到“势大力沉”，就必须讲究军阵。《孙膑兵法》中有《八阵》、《十阵》等篇，对阵法作了专门的探讨。我国古代“阵势”二字连用，孙膑的精神，就在于通过对军阵的部署来造势、任势，以起到对敌人批亢捣虚的作用，那么就能势如弓弩，攻无不克。在这方面，孙膑大大发展了孙武。

二是灵活造势。也就是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夺取战场优势地位。具体如敌强我弱，则采取“让威”战术，先疲后打，后发制人；（生活中，初到陌生地方亦应如此夹起尾巴做人。）敌弱我强，也要善于“赞师”，藏形示弱，引敌出战而歼之；（高学历、高职称和高职位者犹能摧眉折腰、谦恭以待人，不是懦弱，是志存高远。）势均力敌，则可以“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威王问》，越吴笠泽之战即体现了此理论）。另外，还要善于利用地形，要“料敌计险”，要能够“居生击死”。在山陵、草原、水泽、隘路等复杂地形上，可采取“饵敌”、“眩疑”、“钓敌”、“乖举”、“昧战”（见《官一篇》）等诡诈之术。孙膑对谋略、诡道研究之深入具体，决不亚于孙武或尉缭子！区别在于比较起孙武的着重战略层面，孙膑更着重在战术层面的探讨。

三是重视骑兵。杜佑《通典》卷149《兵二》引孙膑语，有“用骑有十利”的话。可见孙膑已经充分认识到骑兵对左右战场形势的重要作用。据此亦可知此书必完成于赵武灵王以后。可惜现存残简对此语焉不详。

4、《尉缭子》尉缭子也有两个人。一为战国梁惠王时隐士，曾与梁惠王问对谈兵；二为秦王政时大梁人，后被秦始皇封为国尉。著作据说也有两本，一为兵家尉缭子，一为杂家尉缭子。

现存《尉缭子》有五卷二十四篇，一万多字，内容非常丰富庞杂，谈及政治、经济和

军事问题，其主要倾向是“法兵家”的。它在军事上的贡献，被后人认为“此书不在孙武之下。”（清代任兆麟《续述记》）《尉缭子》的思想主要有四点。

一是说政治是军事的统帅。如“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兵令上》）意即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而提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兵谈篇》）战争的胜负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方针，正确的政治决策必然带动国家的富强安定，国富才能兵强。尉缭子将战争明确地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这样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大类。他支持进行那种“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武议》）、“伐暴乱，本仁义”（《兵令》）的战争，认为这有利于维护“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武议》）的社会安定局面；反对发动那种“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同上）的不义战争，认为“此皆盗也”（同上）。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同上），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是强调将士的主观能动性。尉缭子有浓厚的唯物倾向，他对当时流行的以占卜问神以决兵事的现象很反感，他认为战胜唯“人事而已”（《天官篇》）。他斩钉截铁地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武议篇》）其重视人事的思想颇具法家特色（荀子曰“人定胜天”）。后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有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战斗员的精神因素的重要内容，其源应与《尉缭子》不无关系。

三是强调夺取主动权和有利地位。作为“兵形势家”的硕果仅存者（《孙膑兵法》亡佚得厉害），《尉缭子》这方面的特色弥足珍贵。书中以“权”为名的三篇（《攻权》、《守权》、《战权》）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他特别重视“权敌”，即孙武的“知彼”和“料敌”，强调先发制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兵权篇》）他还重视并追求以主动迅速的进军来控制对手，从而掌握主动权。“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攻权篇》）他还主张集结地域要靠近敌境，然后开进要大胆深入，要快速勇猛。“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同上）西方军界素有“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训条，但这种强调主动进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兵家中比较少见，除了《孙子兵法》也就是《尉缭子》了。

四是强调重刑立威。《尉缭子·兵令篇》强调：“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又《兵令下》更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这一主张在后世引起巨大反响，有赞同者，也有攻击者；在崇尚“仁义”、强调“以人为本”的国度，当然有许多人会认为尉缭子太过分了。又有人因此为尉缭子作无聊的辩护，说尉缭子的“杀”不是杀戮，是杀减，是裁军。（《尉缭子注》，解放军出版社）其实，此举不是无知就是多余。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衡量古人的价值观，不能用儒家的价值观去判定法家价值观的是非。当时秦国实际就是施行类似军法，并练成一支“铁军”、据此横扫六国的。诚如尉缭子所云：“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重刑令篇》）“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武议篇》）“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治审，故能使之前。”（《制谈篇》）可见他不是好杀而杀，目的还是在于用严刑重典治理出一支铁军。以后戚继光效此制定“连坐法”，功勋卓著。中国旧军谚就说：“士兵如果怕长官，就不会怕敌人；如果不怕长官，就会怕敌人。”当然此类军法也有过分残酷和不问青红皂白的一面，《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早年就差点莫名其妙地死于斯。

立威还须辅之于权术，这又是“法兵家”的特色所在。“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战威篇》）“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十二陵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武议篇》所道：“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这是对孔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点的公然蔑视，体现其鲜明的法家特色。大观园三姑娘探春敢于“杀”自己的亲妈赵姨娘，如此，以后谁还再敢小视她？

5、《六韬》战国时托名姜子牙的兵书。韬本指弓套，含深藏不露之意。全书六卷60篇，近两万字，均以太公望与周文王或周武王对话的形式，讨论六种韬略。《文韬》论治国安民，《武韬》论对敌国策略，《龙韬》讲建军选将，《虎韬》论怎样利用兵器和攻守作战，《豹韬》讲利用地形，《犬韬》论各兵种配合。因此，是前两卷讲战略，后四卷讲战术。

《六韬》与孙吴兵法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它的特点是论兵非常全面而详尽，实用性很强，有些地方发展了孙吴。如《文韬》补充和发展了《孙子》的“令民与上同意”的思想，进一步阐述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务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就具体论述了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武韬》又把《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化，提出了“文伐”的战略，以搞乱敌国。又如《虎韬·垒虚》说“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其选将用将的标准，要比《孙子》细密严整得多。又力主治军“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龙韬·将威》）“杀贵大，赏贵小。”（同上）还认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龙韬·军势》）《六韬》还有不少创新，如《龙韬·王翼》完整而系统地提出军队参谋机构和参谋人员的名称职守；《阴符》和《阴书》记述了当时的秘密通讯联络手段；《虎韬·军用》详细讨论了攻守器械，等等。

《六韬》具有对先秦兵法加以总结的性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通常所说的“韬略”一词，就来自《六韬》和《三略》两本书。

6、《唐李问对》又名《李卫公问答》。唐指唐太宗李世民，李指卫国公李靖。此书基本可以肯定是伪书，出自北宋时人的假托，但水平很高，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基本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期的兵法水平。书分上、中、下三卷，约15000字。特色有三。

一是深研奇正。《唐李问对》研讨奇正命题，是古代兵书中最全面最深入的。它的内容很丰富，既包括政治为正、军事权谋为奇：“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卷上》）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用兵原则，如用兵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自所出等等。又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同上）《唐李问对》还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加以阐述，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孙子更前进了一步。

二是重视教战。《唐李问对》在这方面继承了《吴子》，但也有发展。书中提出分三阶段训练方法：“先必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以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卷中》）它还更加重视阵型的研习。此书比较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捕风捉影和故弄玄虚。李靖依诸葛亮八阵图创制了“六花阵”：“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同上）“方生于正，圆生于奇。”（同上）据说便于集中步兵形成整体和指挥骑兵实施机动，要更加简便易行、灵活多变。

三是实例佐证。《唐李问对》中引用了大量的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使该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还是首创。于此可以证明，不管是否“李靖”和“唐太宗”，作者必定是富有实战经验的人。

7、《太白阴经》该书全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符》或《阴符太白阴经》，是唐玄宗至唐代宗年间“布衣”李筌所著的一部旨在收集和爬梳前代兵书的著作。李筌在《进太白阴经表》中阐述自己的撰书意图：“筌少室书生，才非武职，敢越樽俎，辄述兵书，起《天无阴阳》，终《兵家心术》，凡一百篇，勒成十卷，号曰《太白阴经》。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囊括无遗，秋毫必录。”可见他的意图是在全面地收集和整理古代兵书。当然他是有所侧重的。《汉书·艺文志》中的“兵阴阳家”素重星卜杂占之学，《太白阴经》十卷中也有四卷是讨论星卜杂占之学的，因此还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实对这个问题须全面地看。第一，兵书中的星卜杂占之学反映的是五行谶纬之学等对兵学的渗透，其中固然多数属于鬼神迷信的糟粕，但它也属一种客观存在，整理性质的兵书《太白阴经》很难对之视而不见。第二，李筌记录了这些东西，不等于赞成它们，反而还是有所揭露批判的，如卷十《龟卜》说：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谈此法者，谓兵为凶器，战为危事，圣人得之以兴，凡夫得之以废，不可以轻举矣。愚人不自谓其愚，皆自谓其智，故立卜法假于阴阳，亦惑愚人之心，非为智也。”在此李筌认为占卜不过是一种控制“愚人”的方式。

现在看来，《太白阴经》的精华还在于前六卷。在前六卷中，李筌全面总结了此前的兵法著作，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提出富国强兵。卷一《国有富强篇》说：“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在粟；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故曰：兴兵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可见他已经科学地认识到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国家富强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国家富强、人们安居乐业的可靠保证。在这方面李筌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全战”思想。

二是强调兵贵定谋。李筌认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人的智谋，而并不靠天意，也不完全靠力量强大。如卷一《天无阴阳》就指出：“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人无勇怯》又认为：“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事成则怖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李筌认为指挥员的智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官兵的勇怯决于所定计谋的优劣，军队的强弱决于所处态势的好坏。鉴于制定好的计谋不易，《太白阴经》又提出要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计任谋之为上矣。”（卷一《术有阴谋》）认为一个人的智谋有限，定谋必须有群贤参与，方能集思广益，产生奇谋高策。这是对《孙子》谋略取胜思想的可贵的总结和发展。

8、《百战奇法》又名《百战奇略》，大致完成于北宋末，托名“刘基”，显然是清人的把戏。此书军事价值极高。它以《武经七书》等为依据，收集从先秦到五代各类战争实例，列为百目，条分缕析各种用兵之道，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此书作者对《孙子兵法》特别推崇，“以孙子为经”（李贽《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百条兵法中引自《孙子》者竟有六十条之多！但它又不是全盘继承，仍有不少创造和发展。

一是强调和深化了孙子思想。如首篇《计战》开宗明义：“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而第二篇名称就是《谋战》，可见一斑。再如62篇《致战》：“凡致敌来战，则彼势常虚；不能赴战，则我势常实。多方以致敌之来，我据便地而待之，无有不胜。”是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

二是收集和存录了大量古代战争的战例资料，最早的战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绞之战，最晚的战例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晋与契丹的阳城之战，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六百四十五年，体现了科学精神。它从二十一种史籍中收集了这些资料，一般都注明来源出处和战争发生的时间，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方便。

三是百法99例，并非零散孤立的存在，而是篇篇有其内在联系。它充分认识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充满辩证法思想。仅举一例：如《生战》说“临战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死战》又说必须“绝去其生虑，”抱定必死决心，则能获胜而得生存。结论是“幸生则死”（《生战》引《吴子》语）、“必死则生”（《死战》），联系两者看，就愈觉其透彻和完整。其他如《好战》和《忘战》、《整战》和《乱战》、《必战》和《避战》、《正战》和《奇战》、《实战》和《虚战》、《速战》和《缓战》等等，大抵如此。

8、《守城录》南宋陈规、汤璹所著的反映了防守年代的守城之道的兵书。陈规，北宋南宋之交地方官，从靖康末年始，历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令、德安（今江西德安）知府、顺昌（今福建顺昌）知府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多次击败前来攻城的金兵，特别是与刘锜共同指挥的“顺昌保卫战”，令其声名大振。汤璹，南宋孝宗淳熙（公元1174年－1189年）年间进士，历任大理少卿等职。有人认为汤璹为陈规的幕僚或高参，曾参与陈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和著作的撰写。

《守城录》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陈规所著的《靖康朝野签言后序》。《靖康朝野签言》本夏少曾所著，详细记载了靖康年间汴京（今河南开封）沦陷的经过。陈规在任顺昌知府时读到此书。他痛惜当年主持汴京防务的大臣将帅们的失策，列举了其战术、技术上的种种错误，并分析形势，提出了正确的对策，因此称为《后序》。第二部分为《守城机要》，也是陈规所著。详细论述了城郭楼橹的建造、攻守战具的制作，特别是守城的战术和技术。第三部分是汤璹所著的《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在淳熙十四年任德安教授时，寻访搜集陈规防守德安德遗事，写成此篇。以上三篇大约在宋宁宗以后合而为一书。

《守城录》指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郭旧制，由原来的一城一壕改为“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它还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的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

改为暗设城内，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守城录》所论正符合宋代统治者的需要，据《宋史·陈规传》记载：“乾道八年（1172年），诏刻陈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将法。”

从书中的阐述看，宋代的守城技术和守城战术已经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因为宋代整个消极防御战略的失误和“积弱积贫”的态势无法改变，因此个别技术或战术的进步不足以影响大局，无法改变宋朝覆灭的命运。

9、《三十六计》佚名著，在民间有绝大影响的兵书。三十六计之语，最先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此书真正成书是晚在明清之际；托名刘伯温。“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其理论来源于上述“太极元图”和“以易演兵”，将兵、道全面结合，高度理论化。它的核心是阴阳转化和谋略取胜的思想，强调运用计谋促使环境、数量差别和精神状态等因素向利于己方方向而同时不利于敌方方向作大的转化。如“暗渡陈仓”、“笑里藏刀”、“李代桃僵”、“打草惊蛇”、“调虎离山”、“抛砖引玉”、“擒贼擒王”、“远交近攻”、“笑里藏刀”、“顺手牵羊”、“假痴不癫”乃至“美人计”、“苦肉计”、“连环计”等等，条条都是阴毒的损招。

9、《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明朝后期一代名将戚继光著，可称封建社会后期兵法的代表。戚继光勇于创新。他到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有鉴于明军的卫所制度和作战方法的陈旧落后，在义乌招募、训练新军。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戚家军”，在以后十几年的抗倭战场上连战连捷，基本上消除了东南沿海倭患。戚以后奉调京师，在北方修长城、练精兵，十几年里打退了蒙古骑兵的四次大举进攻，保证长城一线固若金汤。他根据练兵经验所写成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二书，是对我国兵书宝库的伟大贡献。

《纪效新书》针对倭寇，《练兵实纪》针对北方蒙古骑兵，但两书的共同特点是都非常讲求实效，而且基本用口语写成，通俗易懂。《纪校新书·比较武艺赏罚》：“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友虚架，以图人前美观。”除此之外，两书主要还有以下贡献：

一是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教育。戚继光告诉普通士兵，当兵就是为了忠君爱国、保境安民。《练兵实纪》有《练胆气》篇，实际就是一篇政治训练教材，以申道理、明赏罚，张胆鼓气，作为提高战斗力的根本。

二是更加重视对将领的训练。戚继光一再申明：“练兵之要，先在练将。”（《练兵实纪·练将》）《纪效新书·总叙》说：“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作为“司气者”的将领，必须严格律己、赏罚分明、爱兵如子、指挥有方，才能使军队保持旺盛的士气，令士兵万众一心，誓死报效。《练兵实纪》中有整整五篇是讲练将的，从思想改造到技能锤炼，非常具体生动，即使对今天的干部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是发展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在《纪效新书》中，重点讨论的是一个鸳鸯阵小分队各长短兵器的配合作战；而在《练兵实纪》中，讨论的则是车、步、骑、辎、炮诸兵种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在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协同作战上，戚继光主张在两军对阵逐渐接敌时，先施放枪炮和弓弩大量杀敌，然后再以冷兵器与敌人肉搏。

四是重视火器的作用。戚继光充分认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针对明军现成火器制作不精、操作失当的弊病，他在《练兵实纪》中详尽讨论了各种火器的特点和操作要领，对有些火器（如虎蹲炮）还提出了改进意见。可惜的是在封建末世的文化氛围中，他的真知灼见犹如空谷足音，乏人问津。

10、《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曾胡治兵语录》是近代传奇名将蔡锷于1911年编著的一部语录体兵书，分成十二类，每类后附蔡锷评语。1924年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将其定为教材，并增加了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的若干条治兵言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都是近代湘军的创始人，在与太平天国的拼死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心得。《曾胡治兵语录》主张谨慎、持重，讲求打硬仗、决死战，而反对恃巧涉险。该书是火器大量使用的新时代的新型兵法著作。《韩非子·五蠹篇》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所说的“当今”，本来指战国时代，但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同样确切。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正是一个凭借“气力”（实力）说话的时代；谋略不是不要，只是地位有所下降罢了。

七、战例详解

1、晋楚城濮之战城濮之战发生于春秋中期，那是一个大国竞相逐鹿中原、小国任人宰割的年代。起初，中原诸多诸侯国中以齐国最为强大。齐桓公死后，齐国衰弱，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北推进，灭掉许多小国，势力一直发展到黄河、汉水和淮水之间，成为拥有人口数百万、兵车数千辆的头号强国。

与此同时，在今山西、河北西南和河南西北一带的晋国也开始兴盛起来。晋公子重耳在外流浪十九年，回国后即位为晋文公，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国力日益强盛、影响日益扩大，也图谋向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扩张。于是，晋、楚两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为几次遭到齐国的进攻，向楚国求援；同时在泓水之战后屈服于楚国的宋国，又背楚转而投向晋国。于是楚国为了阻止晋国向南发展，出兵攻打宋、齐，以保持自己在中原的地位；晋国也借口救宋而出兵中原。城濮之战的序幕就此揭开。

战前形势分析：晋军兵力比楚军要少，又要渡河在外作战，稍处劣势。但是晋文公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并不急忙去援救宋国，而是首先进攻靠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国的盟国；同时建议宋国以重礼向齐、秦两大国求援。这是一步一石三鸟的好棋：一可以占领曹、卫这两个小国，为自己取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前进的基地；二类似于围魏救赵，可以间接解宋国之围，增加己方道义分值；三可以巧妙地将齐、秦两大国拖入我方阵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序盘阶段，晋国就充分运用谋略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占得了先机。

楚成王深知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老谋深算，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对手。他当即命令进攻齐国、入据齐国毂地的申叔撤回；又命令围宋的楚国前军统帅、令尹子玉撤围回国。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可以将楚国的损失减低到最少。但子玉硬是请战。楚成王怒其不听话，只给了他少量的兵马,自管自回国了。楚成王的这个决定是非常错误的，避战不坚决，战又不是全力投入，为以后子玉的覆亡种下了祸根。

晋文公唯恐子玉战意不坚，以后又用扣留其使者和用诡计诱使曹、卫背楚的办法来故意激怒他，“怒而挠之”；子玉果然上当，怒气填膺，提兵迫近。这时晋文公又玩起一箭双雕的谋略：“退避三舍”，一方面以示还当年自己流浪时楚成王的收留、礼遇之恩；另一方面继续骄敌、纵敌，使之深入与己有利的战场。子玉果然又上当，孤注一掷、穷追不舍，使自己进一步身处政治上孤立无援、军事上深入重地的不利地位。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晋文公纠合晋、宋、齐、秦等国军队，楚国令尹子玉纠合楚、陈、蔡等国军队会合于城濮（当时卫国地名，今山东濮县南），展开决战。战斗中，晋国君臣继续施展谋略，实施各个击破。晋军先是以自己的下军（左军）冲击对方由陈、蔡两国军队组成的比较薄弱的右师，结果楚军右翼崩溃，晋军先胜一阵。接着，晋军上军（右军）主将打出收军旗号，佯装败北；下军主将也命令士兵在车后拖着树枝伪装逃遁，诱使楚军来追。好勇少谋的子玉又上当，命令左师出击。结果晋军以中军拦腰横击、上军反身掩杀，又把楚军左师打垮了。子玉收住中师，总算没有落到全军覆没的下场。城濮之战的胜利为晋文公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楚国的北进势头则受到有力的遏制。

晋楚城濮之战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晋国无论在战略、战术和战斗方面，都表现出智谋，包含了高级的和综合的战争艺术。而楚王和楚国统帅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尤其是子玉的失败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尽管强悍善战、人数众多，但在一位缺少政治头脑、缺乏谋略和刚愎自用的统帅的率领下，仍然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2、韩信破赵之战楚汉之争时，刘邦率主力在荥阳、成皋一带抗拒项羽，同时派遣韩信率领一旅偏师转道黄河以北开辟北方战场，企图占领项羽后方腹地，最终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北面威胁楚军侧背。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奇正相得”的战略部署，以后的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要使这一战略部署变为现实，关键在韩信；而率领很少一点兵力（还不断被刘邦抽去精锐以补充时时吃紧的正面战场）的韩信，发挥了他精妙绝伦的指挥才能，屡屡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在古代战争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井陉口破赵之战，是韩信一系列胜利中最有光彩的一页。

在此之先，韩信运用“近而示之远”的计谋击败魏王豹，掩有今天山西全省。井陉口是位于纵贯山西、河北两省之间的太行山东麓的一座著名关隘，韩信如能东出井陉口，则可任意驰骋于华北平原，完成威胁项羽后路的战略目标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但项羽的盟友赵王歇及其相陈余已经集中二十万赵卒先机在井陉口建立了营垒。韩信只有两万多人，远道长途奔袭而来，后方不稳，面对强敌和险关，应该说断无优势可言。但韩信却运用他超乎寻常的智谋，做到了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公元前204年10月，韩信翻越太行山，陈兵于井陉口下。这时赵国谋士李左车向陈余献计说，汉军以客军取攻势，挟胜利之威势东来，士气正旺，利在速战；但是汉军须从千里之外运粮，太行山一百多里山道非常崎岖狭窄，车辆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军队在战斗时不易展开发挥战斗力，粮车在后面又容易受攻，因此势必不能持久。赵军应该以主力坚守关隘勿出，另以偏师袭扰汉军粮道，则等十日后汉军势头衰竭，必然崩溃。但是陈余拒绝了李左车的正确意见，竟然搬弄什么“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的迂见；还错误引用《孙子兵法》中“十则围之，倍则战”的原则，认为汉军少、赵军多，赵军没有怕汉军的理由，否则以后会被诸侯看轻，云云。陈余完全不能做到“知彼知己”，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的错误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先是使用间谍侦察到了李左车计策不用的重要信息，然后才敢放手施展“背水一战”的谋略。韩信的计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在半夜秘密派遣二千轻装骑兵，每人手中持一面红色小旗，从小路运动到赵军大营侧翼山地隐蔽起来。二是派出一万多人在关前河边列出背水阵，关上赵军见韩信之阵不合常法，大加讥笑，愈加骄横轻敌。天刚亮，韩信开始施行他的计划的第三个步骤，大张汉军大将旗鼓，率领剩下的士兵向赵军的坚壁进攻。赵军中计，开壁迎击。大战许久，韩信佯装大败，尽弃大将旗鼓，向河边军阵退却。赵军见有利可图，悉数离营追击，个个都唯恐落后。韩信军退到河边，与河边军合兵一处。面临退就是滔滔河水、进或许可以战胜而求生的不二处境，汉军人人作殊死拼杀；同时，同样重要的是，韩信预先派出的二千伏骑候赵军一旦空壁逐利，即飞速占领赵军营垒，拔取赵军旗帜、尽换汉军红旗。反观赵军，本来是抱着“捞便宜”的想法冲出营寨的，并没有打恶仗的思想准备；现在见汉军反身恶斗，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再加上自己的老家又被人家端了，内心慌乱，斗志尽失，在汉军的两边夹击下，全军崩溃。

韩信的成功是建立在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特点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的基础上的，而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弄险”、是“侥幸取胜”。首先，韩信做好了侦察间谍工作，在了解李左车计策不行的情况下才敢昂然前行；否则倒真的成了赌博了。其次，韩信了解汉军兵少，又缺乏训练，只有将其“置之死地”才或许可以一战；而赵军兵多，尽管素质不高，但依托营垒则“守则有余”。因此，将敌军诱出来决战、使我军不惧怕敌人的数量优势而敢于奋然杀敌，就成了思维的焦点。韩信以“背水阵”和“以大将旗鼓诱之”的非常做法使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再加“拔旗易帜”，使双方士气此长彼消，最后奠定胜局。韩信在战斗中以“大将旗鼓”、同时也就是以自己的性命为诱饵，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此举既可以确保诱敌出寨，又可以为己方士兵壮胆。韩信可以说是心理学大师，他对人性的特点和弱点体察入微。当然，“背水一战”不可能没有冒险的成分，但此时不冒险就更危险。韩信破赵之战又是运动致敌和速战速决的典范，韩信凭他的谋略避免了毫无取胜可能的“其下攻城”，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

3、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了北方，长江中游的刘表（包括依附刘表的刘备）、长江下游的孙权，是曹操下一步的目标。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大军南下。八月，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不战而投降了曹操。刘备得知消息，只得从襄阳向江陵退却，但因拖带了襄阳难民二万多人，行动迟缓。曹操亲率轻骑五千追赶，在当阳长板坡追上了刘备。刘备仅与诸葛亮、张飞和赵云等数十人突围生还，逃到夏口（今湖北汉口），与关羽率领的一万多水军和刘表长子刘琦率领的一万多人马会合，一同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

这时孙权派出鲁肃借为刘表吊孝之名前来探听虚实，在长板坡碰到刘备，表明了两家联合抗曹的意图。刘备欣然派出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当时孙权虽然不愿意向曹操臣服，但对刘备的实力有怀疑。诸葛亮向孙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形势，说

刘备虽然在长板坡兵败，但尚存关羽水军万人、刘琦的江夏战士万人；曹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非常疲惫，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加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也并没有真心依附。因此只要孙刘两家联手，就不难打败曹操；曹军失败北还，就必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孙权非常同意诸葛亮的分析，但是东吴有一批以张昭为首的文臣为曹操的声势所吓倒，认为力量对比悬殊，主张投降。主战的鲁肃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共商大计。周瑜也力主抗曹，并且为孙权进一步分析了曹操的弱点。周瑜认为，曹操在西北尚存马超这一后患的情况下，贸然南下，犯了一忌；舍鞍马而操舟楫，以短击长，犯了二忌；时近寒冬，军储不足，士兵远道而来，不服水土，必然生病，犯了三忌。因此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于曹操，曹操贸然进兵，无异于送死。再说到兵力，曹军号称八十万，其实中原之兵不过十五、六万，再加上心存疑虑的刘表降卒七、八万，优势也是有限，只要有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他，而没有任何害怕的理由。周瑜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最后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他任命周瑜为大都督，交给三万精兵，命与刘备军合力破敌。

反观曹操方面，因为意外地收降了刘表的八万多人马、占领了半个荆州，又在长坂坡对宿敌刘备获得大胜，因此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曹操没有采纳谋士贾诩休整队伍、训练水兵、巩固新占领地区的合理建议，指望乘胜一举消灭刘备、孙权两股势力，占领江东地区。他命令大军顺江东进。

公元208年十月，孙刘联军沿江西上，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与曹军相遇。曹操初战失利，引军退向长江北岸，屯军乌林（今湖北嘉鱼西），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这时曹军中已传染疾疫，又因为北方来的士兵不惯水面的风浪颠簸，就用铁链将战船首尾相接，连接起来。东吴方面黄盖献计火攻。周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指使黄盖先向曹操写信诈降。吴军候一个刮东南风的夜晚，由黄盖领蒙冲斗舰十艘，装满芦苇枯柴，灌上油脂，再盖上帷幕，插上旌旗，直向对岸曹营驶去。曹军以为是黄盖来降，毫无戒备。黄盖十船“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赤壁之战是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孙刘联盟是两家在强敌压境之下的必然选择，是取胜的基本保证；否则只会被曹操个个击破。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诸葛亮和周瑜的非凡胆识，是他们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引导孙权不为曹操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从而作出了英明的决断。同时，联军在战斗中又能抓住曹军的弱点，以长击短、出奇制胜，终于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曹军。

是一连串的失误铸成了曹操的失败，这里面的思想根源还是在于轻敌。是轻敌思想使曹操拒绝了贾诩求实的建议，贸然东下。又是轻敌使他疏于防范，将战船束缚在一起，没想到敌人会出奇兵发奇招。最后，又是轻敌使他相信了黄盖的诈降，真以为对方在大军威压下已经濒临崩溃了。曹操在进入江陵城时年事已高，一心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翦灭群雄，完成统一大业，结果吞下的是欲速则不达的苦果。

4、蒙古灭金之战成吉思汗以金为世仇，他临死时唯一的遗憾就在虽然已经把金打得遍体鳞伤，但灭金之事只能交给儿子们去完成了。当时，金的地盘仅仅剩下今河南和陕西一隅，但兵力尚多，且有黄河天险可资凭恃。“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元史·太祖本纪》）的成吉思汗，留给他的儿孙们的礼物，除了广袤的领土和一支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军队外，还有以下具体的灭金方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太祖本纪》）

1229年十月，窝阔台开始进攻陕西的金军。到1231年四月，连吃败仗的金军放弃陕西，扼守潼关，退保河南。窝阔台与拖雷经过密议，商定分进合击之策，由拖雷按照成吉思汗留下的战略决策实施战略大迂回，而窝阔台从北面进攻，钳制金军。拖雷骑兵经宝鸡进入大散关。南宋果然予以放行，还提供了粮草资助。拖雷经南宋境内的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然后渡过汉水，分成几路进军汴京。整个河南震动，金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这种情况下，镇守潼关的金军主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着死棋。潼关金军在完颜哈达的率领下全数出击，先是企图堵截拖雷，无法得逞；后又在窝阔台大军渡过黄河、金帝命令援助汴京的情况下，脱离战斗转向东北。拖雷骑兵勇猛追击，在钧州（今河南禹县）西北大三峰山与金军展开会战。在迷茫的暗夜大雪中，蒙古骑士施行了他们最擅长的集团冲杀，而金军则人困马饥、前途渺茫，士气极其低落。结果，金军三十五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队攻下钧州，俘杀了金朝的最后支柱完颜哈达。金朝不久就灭亡了。

蒙古灭金，依靠的不仅是蒙古骑兵的武勇，还出于深沉的谋略和周密的计划。蒙古联合南宋攻击金国，属于典型的“伐交”；成吉思汗定策假道迂回，避免了强攻潼关天险，最后将守关敌众调动出来，把战争导入蒙古骑兵擅长的平原野战的方向，是精彩的“避实击虚”；窝阔台和拖雷定计分进合击，又是典型的“正奇兼得”，结果使金军处处被动，首尾不得兼顾。蒙古就象初生的太阳一样冉冉升起，金朝终于象燃尽的蜡烛一样彻底覆灭了。

4、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萨尔浒是辽宁抚顺以东浑河边的一个地名。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明朝军队11万多人与后金军队6万多人在此决战，结果明军四路兵马被消灭了三路。从此双方攻守异势。

面对后金政权的崛起及其势力的迅速发展，明朝政府非常重视。但因为政治腐败和人事倾轧等原因，朝廷最后采用的竟然是仓卒应战、希图侥幸取胜之策。

明军初集，连同朝鲜李朝军一共11万人，号称24万。主力部队初来乍到，未及休整；又缺少与当地部队的熟悉磨合过程，甚至还看不起当地部队。新任辽东经略杨镐深知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军不好对付，出击时机尚不成熟，但在万历皇帝的逼迫下，还是匆忙于2月11日在辽阳誓师出征。明军兵分四路，采分进合击之策。西路35000人是主力，由副经略、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西南路25000人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北路明军15000人加女真叶赫部10000人由开原总兵马林指挥，自开原出三叉口；南路明军15000人加朝鲜军10000人由辽阳总兵、号称“刘大刀”的抗倭老将刘綎带领，由凤凰城（今凤城）出宽奠堡（今宽甸）；经略杨镐自带5000人坐镇沈阳。四路军的共同目标是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对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当时后金全军约8万人，实际投入战斗的是6万多八旗精骑。根据明军兵力以步兵为主、进展有快有慢、西路军骄傲冒进的情况，努尔哈赤决定利用八旗骑兵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先集中力量消灭明军主力西路军，然后再图各个击破攻击其余几路。各个击破是内线作战的一种良策，在当时尤其符合双方兵种情况和地形情况。可以说战斗尚未开始，努尔哈赤就占得了主动。

贪功急进的杜松想快点到达赫图阿拉，第一个攻进城去，抢个头功。但一路上山水阻隔，又受到后金零散部队的袭击骚扰，行军并不顺利。行到萨尔浒山下，他见前路山势逐渐高峻，不利大队步兵开进，便决定分兵：自带约12000精锐继续前进，指望一鼓夺下赫图阿拉的门户界藩山城；命令副将率领二万多人在萨尔浒山上安营扎寨。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说大军兵分四路尚出于种种考虑乃至于不得已，杜松的这第二次基于轻敌、贪功的分兵，则是彻底的败招。

努尔哈赤侦知杜松再分兵，喜出望外。他命令皇太极带领二旗兵马驰援界藩城，只求迟滞和拖住杜松；自己亲自率领六旗大军越过杜松直扑萨尔浒。在事关全局的萨尔浒，后金军仅在数量上就占了二比一的优势，这就是“一路去”的真谛所在！萨尔浒山上山下，顿时展开了一场生死拼杀。后金军倚仗熟悉地形，骑兵走缓坡、步卒爬险处，满山遍野而来。明军副将上下虽然事出突然，但也深知萨尔浒大营事关全局，作了英勇抵抗；只因为努尔哈赤势力实在浩大，己方主帅又不在场，最后明军大营被多处攻破，导致兵败如山倒的结局。

努尔哈赤消灭了明军萨尔浒大营后，马不停蹄回攻杜松，在界藩城前的铁背山下，与皇太极合兵一处，将杜松围了个水泄不通。六万多对一万多，这是一种瓮中捉鳖的态势。杜松虽然骁勇善战，到这时也不得不为己方的错误决策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努尔哈赤消灭了明军西路军后，马不停蹄，连夜向北转进，第二天一早在尚间崖向明军北路马林——叶赫军团发起攻击。马林军虽然多持有火器，但在树林茂密、晨蔼深重的条件下陡然遭遇骑兵冲击，火器施展不开，结果，明军北路全军覆没，马林只以身还。然

后，努尔哈赤又迅速回师，越过赫图阿拉，在阿布达里岗设伏围攻明军东路刘铤——朝鲜军团。明军东路统率刘铤虽然骁勇，但无奈寡不敌众，最后为国捐躯，明军被歼，朝鲜军投降。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努尔哈赤都是八旗精锐六万人一齐上，而每次对手只有二、三万人，因而每次都是他占尽优势。战役终局，明军四路大军只有西南路李如柏因为畏敌消极，前进慢、后退快，得以逃脱。

明军之败，一在于分兵，二在于有的轻敌、有的畏敌，造成分进而不能合击，结果被各个击破。反观后金军，由于遵循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快速实施战场机动，总体以少打多、局部以多打少，经过三四个漂亮的歼灭战，创造了内线作战以弱胜强的奇迹。

5、李嘉诚收购九龙仓李嘉诚收购九龙仓，是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收购战的头号经典。仔细分析李嘉诚的战略战术，可深刻理解“商场如战场”、商战处处有兵法的道理。

九龙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它是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嘴、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等，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中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这时，九龙仓将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将地皮腾出来用以发展商业大厦。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

九龙仓的这番大动作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李嘉诚开始研究九龙仓，他十分企羡九龙仓这块风水宝地。

李嘉诚研究发现，九龙仓在经营方式上存在缺陷。九龙仓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赁不销售的模式，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然后为解危机，九龙仓又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李嘉诚分析研究认为，九龙仓股票贬值股价偏低只是由于经营不善造成的，因此，他十分看好九龙仓股票。

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了一笔细帐：1977年末和1978年初，九龙仓股票价格在13至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说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而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因此，结论是：九龙仓的股票市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可谓是一块大肥肉。李嘉诚核定，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龙仓股票也是合算的。

李嘉诚决定打一场大仗，全面收购九龙仓。

方略已定，李嘉诚就认真思考战术问题。

李嘉诚深知怡和系这个巨人的实力，而且怡和系是决不会放弃九龙仓的。因此，要成功收购九龙仓，关键就在于不能惊动怡和系，不能让其有所察觉；否则，以怡和系的实力，谁都难以从其手上夺走九龙仓。收购九龙仓股票决然不能声张。

于是，李嘉诚采取不显山不露水分散户头暗中收购的方式，悄悄地从散户手中买下了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就这样，李嘉诚以偷袭的方式使自己具备了决战的实力，增加了日后谈判桌上的筹码。

怡和醒悟后，立即布置反收购，并请出汇丰大班当说客寻求和解。李嘉诚顺水推舟，卖汇丰一个人情，答应停止收购。并将手中的九龙仓股票转卖给包玉刚，也让包玉刚欠其一份人情。此一战役，李嘉诚低进高出九龙仓股票，净赚了一笔，同时又让汇丰和包玉刚都欠他一份人情，可谓一石三鸟。

其后，李嘉诚得到汇丰和包玉刚的支持，以市值 6.93港元的长江实业，控制了市值达到62亿港元的和记黄埔，被誉为“蛇吞大象”，成为“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

李嘉诚收购九龙仓，可谓深合孙子兵法。首先，他“知彼知己”，在掌握大量情报、深明对方弱点和己方实力的基础上制定方略。其次，他暗渡陈仓，面对强敌，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主攻方向，而是用偷袭手法逐渐增强自己的实力，深合“兵以诈立”、“攻

其不备”和“出其不意”的法则。最后，更精妙的是他又能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九地篇》），并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见好就收，为将来的发展预留伏笔。

6、老鼠与猫，盗版与反盗版盗版，在文化管理行当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了。先是书籍有盗版，然后是音像产品，然后是电脑软件，可以说，盗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不是没有查禁过，国家也确实颁布过一系列的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令法规，也不时组织力量查抄过，但结果总是一样的：“猫”来了，“老鼠”收敛一阵子；“猫”一走，老鼠活动依旧，总之是四个字“屡禁不绝”。盗版与反盗版的问题很复杂，牵扯到方方面面，本书只能从兵法的角度作些探讨。

首先，从兵法学中的战略视野来考察，应该说，在我国的现阶段，盗版是很难彻底禁掉的，而最多只能做到有所控制。这是因为，从事盗版行当的千百万各色人员，他们是为生存而战，为生计而战，因此他们是全力以赴的。而从事反盗版工作的人员则不是，他们不可能全力以赴，时松时紧是必然的。还是用“猫和老鼠”来作比喻吧：老鼠除了偷吃，别无生理；而猫除了抓老鼠吃，还可以吃鱼、吃主人赏赐的其它食物。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古语来形容盗版与反盗版的长期对峙，可能是很恰当的。

再从战术层面讲，我们的反盗版斗争也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比如，很少有一个将它当作一个综合工程来抓的思想，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那里出问题了、什么时候问题严重了，就赶忙组织队伍整治一下，而缺少长远规划和连续不断的有力行动，这些从兵家的角度讲，都是犯忌的。

甚至再从具体战斗指挥上，似乎也有失误。相对来讲，查处销售人员的情况多、在市场上查处的情况多；而查处生产人员的情况少、追本寻源追到生产场地的情况少。这又犯了兵家大忌，即“除恶不净”。至于是否采用“重罚”、“重判”手段等等，涉及的有立法等诸多问题，与兵法无关，这里不再赘述。

7、“游艺机”还是“游戏机”这是文化管理行当的又一个命题，其中也不乏兵法之道。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在大中城市的街头巷尾，开张了大量的电子游戏机房，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在其中玩耍。有不少中小学生缺少自制能力，在游戏机房流连忘返、乃至数日不归，引起家长和学校的忧虑。在家长和教育部门的联合呼吁下，政府进行了干预，颁发了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其中最有实质内容的，就是全国政协通过的关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游戏机房”的规定。

但赚中小学生的钱，是游戏机房经营者的命脉所在；试想一下，如果缺少了16岁以下青少年所奉献的筹码，游戏机房还能经营得下去吗？于是游戏机房的经营者们千方百计钻起了政策的空子，手法之一，就是将机房里的一部分机器划分出来，说其不是游戏机，而是“游艺机”，如此，“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的规定就不适用了，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揽青少年顾客了。上海的著名游戏业经营者如“南梦宫”、“上海世嘉”等都另辟有这种“游艺机区”。在他们的影响下，政府有关文化事业管理部门也召开了界定“游戏机”与“游艺机”的研讨会，实际效果就是在探讨怎样于法外划一块自由活动区。

其实现在看起来，游戏机与游艺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一条严格的划分界线的。所谓的种种划分标准，如是否带有电脑板、刺激性是否强、内容是否够复杂、乃至是否适合于青少年等等，统统都是模糊不清的和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经营者们实际上在玩兵法上的迂回战术，在玩概念游戏；而事实上，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8、网吧还是网络游戏机房近几年，随着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经营网络游戏的网吧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中城市蔓延开来。但它的名字并不叫“网络游戏机房”，而是叫了一个比较高雅的“吧”，似乎它跟“陶吧”、“茶吧”、“花吧”一样是文雅的休闲场所，甚至是学习电脑的场所。笔者就曾经见到一个网吧的宣传口号是“个性学习，共享学习”，说得实在是娓娓动听。网吧的经营者在一开始就玩起了兵法上的迂回战术，玩起偷换概念的游戏，如此，避开了“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的政策法规，也避开了游戏机房较重的赋税负担。

尽管早就有有识之士道破网吧的网络游戏机房的实质，但可惜并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一直到2002年夏天北京“蓝极速”网吧失火、酿成25人被烧死的悲

剧，政府有关部门才感到网吧非得管一管了。首先，明确了网吧的网络游戏机房的性质，“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的规定同样适用，要求每个进入网吧的顾客交验身份证。2002年10月11日国务院第363号令公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终于结束了有“网吧”无管理法令的历史。2003年又规定，不准许网吧在零点至七点之间营业，宁波甚至有在这段时间对网吧“阻断连通”的激烈举措。

尽管实际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但原来几乎放任自流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变。

9、网吧怎样验看身份证

10、虚拟财产的实际价值

参考文献

徐子宏等编《中国兵书十种》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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