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
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
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
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
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
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
历史和主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综述.doc
历史和主题：中国红色文化研宄综述中国红色文化产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后的红色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由此开始了红色文化的大量沉积。
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自红色革命开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开始有所涉及，而这之后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从未中断。
而当下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更是层见迭出，门类众多。
但是如果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时间和主题性的总结时，就会发现历史上的红色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主旋律特点，主题也具有明显的类聚效应。
一、侧重于“革命性”的红色文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红色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革命文化的研究。
红色文化内涵的讨论最早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将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
汪疑今在《目前文化运动之两种性质》提出了当今文化运动出现了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两种不同的性质。
李璜在《论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中从批判本角度分析了共产党领导文化运动取得的成效。
唐耀章《中国之新生命__东方文化运动》、《新青年》第一载《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振清译《中国的反动文化和革命文化》、陈高佣著《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化》、柳洲著《革命文化运动须要重新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文化之史的发展提纲》等，他们指出文化都是具有阶级性质，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提出了任何文化运动都是革命性，革命文化需要重建。
田弘在《延安文化运动现势》详细分析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文化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
宗明在《论中共之文化运动》中分阶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内容特点。
罗迈在《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分析了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情况等。
二、侧重于“阶级性”的红色文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方面，而且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
例如1958年的音乐研究第六期，刊物明确提出了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__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斗争，并强调“我们”需要的是红色歌曲。
[1] 1 960年游默、毛瑞宁发表在戏曲报上的《草原上的一面红旗》也是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将红色文化艺术的方向明确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
红色文化调查研究报告
红色文化调查研究报告（实用版）目录1.引言2.红色文化的定义和背景3.红色文化的现状4.红色文化的重要性5.红色文化面临的挑战6.发展红色文化的建议7.结论正文【引言】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优良革命传统和崇高品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红色文化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
本报告旨在调查研究红色文化的现状、重要性、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建议，以期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红色文化的定义和背景】红色文化起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红色文化包括伟大革命精神、优良革命传统和崇高品质，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
【红色文化的现状】当前，红色文化在我国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弘扬。
红色旅游景点、革命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等场所，成为人们学习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载体。
同时，红色文化也逐渐渗透到影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红色文化的重要性】红色文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红色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其次，红色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最后，红色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红色文化面临的挑战】尽管红色文化在我国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红色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足。
其次，红色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相对单一，难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导致部分年轻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减弱。
中国新文化史研究进展及特点
中国新文化史研究进展及特点杨峰《光明日报》（2013年04月03日11 版）大陆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有着多种称谓，或曰社会文化史，或曰新史学，或笼统地称为新文化史。
称谓不同，其学术旨趣亦大有区别。
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支。
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刘志琴、李长莉、首都师大梁景和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他们并未将社会文化史作为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史，有时候甚至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分支领域来对待的。
刘志琴在该领域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
早在1993年，她就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主张开展中国礼俗文化的研究，近来又积极主张研究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注重考察中国人的生活意识。
她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
在她看来，社会文化史是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新的研究领域。
在此基础上，李长莉进一步对社会文化史作出界定，认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
她强调，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取向。
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的三个关注，关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与国家意识的互动。
应该说，这一学术旨趣和定位，与社会史比较而言，并无太大的区别，甚至可将其视为是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种社会史转向，与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则有着较大差异。
此外，在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一书后记中，也提出了他个人对“社会文化史”的一种理解，即“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
红色文化调查研究报告
红色文化调查研究报告摘要：一、研究背景二、红色文化概述三、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四、红色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五、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对策和建议正文：【研究背景】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践伟大梦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本研究旨在全面了解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为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对策和建议。
【红色文化概述】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革命传统的文化形态，它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红色文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追求。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红色文化便开始孕育、发展。
红色文化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等多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以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和创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体系。
【红色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红色文化在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红色文化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活力。
最后，红色文化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文献综述
新文化史文献综述摘要：“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早已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仅从“文化”一词在社会中的使用率就可以略有体会，例如：“企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数不胜数，在网络上输入“文化”这一词条，出现的相关内容更是多达100,000,000个，可见“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完善的历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就着重对涉及“新文化史”的过去、现在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整理，以期梳理一些线索，为未来的写作提供一些便利。
关键词：文化文化史新文化史文化的外延很宽泛，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
但是吉尔茨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
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
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
”1文化史，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
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2新文化史是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
3一、新文化史在西方发展的文献回顾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我们可以将此事件看作为开端，在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他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史”的旗号，而亨特为此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又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其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继而新文化史开始出现发展的势头，随着后来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新文化史传播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尤以美、法两国为甚。
新世纪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红色文化，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精神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逐渐深入，成果丰硕。
本文旨在综述新世纪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成果及不足，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新世纪以来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涵盖了学术期刊论文、专著、会议论文等多元资料。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全面把握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首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进行了界定和阐述。
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利用与价值等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述。
同时，本文还关注到红色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应用与实践。
在研究成果上，新世纪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方面，研究视角不断拓展，从单一的历史学视角逐渐拓展到文化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多学科视角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从传统的定性研究逐渐发展到定量研究、个案研究等多元化方法。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体系，也为实践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存在的不足。
例如，研究内容尚需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还不够充分研究方法也需进一步完善，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跨学科研究，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演变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产物，其历史演变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连。
自新世纪以来，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了其历史演变的梳理，也深入到了其内涵的挖掘和价值的再认识。
红色文化课题研究报告结构
红色文化课题研究报告结构
红色文化课题研究报告的结构可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引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和目的，说明选择红色文化作为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概括研究方法和整体架构。
2. 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介绍红色文化相关的理论框架，对已有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分析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未解决的问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3. 研究方法：详细描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收集方式，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分析等，同时说明研究中的人群样本和调查范围。
4. 研究结果与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呈现研究结果，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分析和解读，并展示每个研究问题的结果。
5. 讨论与结论：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结果的启示和影响，指出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建议，最后总结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
6. 参考文献：列举所引用的相关文献和资料，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引用格式的排列。
7. 附录：根据需要，可以在报告中附上一些原始数据、调查问卷、访谈记录等补充材料。
注意：以上结构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确保整个报告的逻辑严密、内容完整。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
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
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
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
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
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
在他们看来，所谓一个时代在文化成就上的代表就只有单一的“精英文化”。
例如，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精英文化运动，并没有触及底层民众。
新文化史所考察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数。
伯克认为，“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
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另一些文化。
因此，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研究的是一个小磨坊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研究的是一个小山村的居民。
其次，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
”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都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
最后，新文化史重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应用。
伯克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
”早在1975年，纳塔莉•戴维斯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也“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通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
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
”他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都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占主流的还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以寻求历史的规律、客观地解释历史与社会为宗旨。
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计量史学即是例证，它在美国表现为“克利奥学派”(cliomet rics) ,在法国是“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
计量史学家们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
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研究模式，决定对历史研究进行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重要转折。
标志这一转向的是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和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兹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
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表现出来，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
格尔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
”文化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存在的。
因此，研究文化的任务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仪式、精神旗帜、观念、宗教等象征物的表达符号。
此外，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结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后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完善而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任何既定的状态中每一个要素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由与它相关联的并卷入这一状态的其他要素决定的，因此，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都是在结构中被赋予的。
20世纪60、70年代，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固定于一种作为文化的词语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始终潜在地变化着。
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被解构，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建构”而已。
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才存在。
正是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发展起来了。
新文化史起源于法国。
在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仍旧占着主导地位，他们继承年鉴学派开创的总体史的写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运用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
但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反感，他们运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拓了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等新的领域，促成了心态史的繁荣。
一批历史学家也经历了伏维尔所说的“从地窖到顶楼”的大转变。
心态史可以看作是新文化史发展的第一阶段。
阿尔方斯•迪皮戎在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中，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
罗贝尔•芒德鲁在《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中，增加了对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的考察。
此后，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巫术活动从被接受到遭到镇压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
勒高夫在《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这篇名作中分析了“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探究了背后反映的人们心态的变化。
乔治•杜比在《三个世界》中，探讨了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表象”三个概念。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利用时任帕米埃主教的富尼埃审判异端的审判记录，揭露了一个小山村居民面对爱情、婚姻、死亡的态度和宗教信仰。
但这些历史学家并未把心态看作是完全独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相反，他们仍认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研究尚未脱离结构史的范畴。
70年代后期，孚雷和莫娜•奥祖夫主持对法国书籍史的研究，他们不是研究伟大的著作，而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和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
达尼埃尔•罗什在巴黎七大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研究18世纪巴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从80年代开始，皮埃尔•诺拉组织120位来自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撰写法国记忆史，出版了7卷本著作《记忆的场所》。
在本书的序言中，诺拉写道：我采用新方法来写法国的历史，如果把法国定义为一个实体，那不是别的，完全是象征物的实体。
这一系列著作和研究表明法国的新文化史已经脱离了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结构史”。
最终使法国新文化史彻底脱离心态史传统的是以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四代历史学家。
80年代后期，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开始批评“心态史学”，他们认为心态相对于文化仍然过于狭窄，并不能涵盖人类精神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
于是，他们明确指出文化与心态在概念上的区别，声称“社会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
”他们反对把心态看成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来看。
因此，夏蒂埃提出，历史研究要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
与此同时，新文化史在美国学界也爆发出了强劲的势头。
1984年，维多利亚•伯奈尔与林•亨特应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编写了一套“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系列”丛书。
他们推出的第一本著作是林•亨特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到1999年，该系列一共出版了34本相关议题研究的著作。
1994年，就在这套丛书出版10周年之际，以林•亨特为首的历史学家召开了以“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为主题的讨论会，在该次会议上，与会学者重新思考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并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进行文化研究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两年后他们又召开了“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历史学与社会学”会议，《超越文化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一书就是该次会议的成果。
在本书的序言中，林•亨特指出，自文化转向以来，历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们把文化和社会的范式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法美学界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表明它已经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一流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探索的研究者，许多新文化史研究者也在著名高校获得了教职。
但同时，新文化史研究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一些历史学家已开始了对它的省思。
林•亨特在1999年即已看到了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渐渐落幕。
彼得•伯克在2004年的论著中更是写道：“新文化史也许将到达它生命周期的终点。
”正是由于新文化史是一场国际范围的史学运动，它并不局限于美、法等国，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在积极地简绍新文化史的著作，并有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新文化史的方法进行研究。
例如中国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气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国际范围内新文化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