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何以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何以文化自信作者：陈广亮来源：《兵团党校学报》2017年第06期[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精神支撑。

基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立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文化自信的根由，既在于它展现了中国必将实现国家复兴的民族信心，也在于体现了承继中国红色基因的革命自信，还在于彰显了中国能够“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时代信心，更在于使中国领航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从容治理全面展现出来。

深入、系统把握文化自信何以能够坚定支撑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有助于我们在新征程中不断有新作为。

[关键词]文化自信；马克思文化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者简介]陈广亮，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固本培元的精神根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启新征程、完成新使命的精神支撑和智慧保障，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立场而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秉承革命的红色基因、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和先进政党的从容领航，是其中的四个重要方面。

一、文化自信源于具有光辉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自信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一是民族传统中存在可以为无产阶级新社会建设提供养分的资源。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新社会建设要直接、简单地抛却民族一切的“故意胡说”，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面对既定的民族遗产时，无论是民族的统一本身，还是民族政治上层建筑、文化等，都是要批判地继承，而非直接、简单地抛却，“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至上的国家政权……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

这就是说，有益民族统一的因素可为无产阶级新社会批判性吸收为例，换句话，无产阶级对新社会的建构，不是不要民族的传统精粹，而是应该把民族传统中的有益养分批判性地运用到无产阶级新社会建设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相信依托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底力、精神和追求，我们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共同体文明，中华文明曾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重心，千年不衰。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虽久经挫折，但民族精神一直是砥砺前行的内在根源。

中国共产党诞生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民族传统的精粹全面地成为了支撑我们赢得民族独立、建设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智力支撑。

现代社会的“不安定和变动”特质要求无产阶级的新社会建构能够不断变革。

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并不缺少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

在文明的演进史上，我们多次进行的勇敢变革，譬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变革经验，而民族深处流淌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丰富的变革智慧启示，也有雄厚的精神支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质要求无产阶级建构新社会能够结合国情、世情，有的放矢。

中华民族的“兼收并蓄、自成一体”风格，深深地启迪着我们可以利用自身底力中积淀的制度文化精粹，能够越过而且将越过一般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特色的现代制度建构；现代社会要求有相应价值观念维护经济、政治等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义为重”和“群己合一”等观念，就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有益养分；现代社会的生态发展特质要求无产阶级新社会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太和万物”“民胞物与”等理念，透着的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智慧，一定程度地裨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现代社会对国与国和平相处的要求，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和“和而不同”等理念，既正视差别，也强调共存，裨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和世界广大地区、国家良性互动、和谐共处。

二、文化自信源于传承了中国红色基因的革命自信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二是珍视无产阶级革命对新社会建设的催化作用。

现代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要求，不仅会迫使国家政权每天都必然会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而且会借助传统和教育使“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无产阶级如要谋求革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统治，虽然在历史条件允可的情况下，不排除和平运动的可能，但是面对不可能主动进行自我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统治，面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背景，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革命的方式，通过革命精神的代际累积，才能实现对新社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完成新社会的建设。

而革命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伟力，其根源就在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征程中，革命是中国前半程演进的主色调。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精神追求、精神品质，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给予了雄厚的底气。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上提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要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也必须率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探索上，依凭中国实际，密切联系工农大众，智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在极度艰难的长征存亡危机中，勇抱崇高革命信仰，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凝聚百炼成钢品质；在日寇亡我中华危急时刻，毅然决然捐弃前嫌，携手全国人民，筹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钢铁长城；在马克思主义如何直接指导一国实际革命摸索上，创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历史环境的有机结合；在如何从内外围困中实现发展和统一全党认识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形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思维，通过整饬党风的有效形式，实现全党不断改进、提升思想认识；在如何正确把握革命局势转变探索上，善于依据战争形势变化，养成敢打必胜、勇克时艰的胆识和气魄；在建设渐成前进主题时，不仅善于适时调整工作重心，养成与时俱进意识，同时能够根据政党地位变化，培育保廉戒奢的自律品质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宝贵精神追求，保持他们的革命自信，勇担复兴中华的重任。

有人说，时代变了，既然后一个百年的主色调是建设或改革式建设，那我们就应该告别革命精神和革命追求。

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否定革命，显然是错误的。

邓小平曾专门就革命与改革关系论述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革命是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实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障碍，改革也同样是如此。

面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互联互通，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不忘初心，发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现成的发展道路可供借鉴，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坚定信念、依靠群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弘扬一心为民、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的苏区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力，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凝聚共识的延安精神；推进反腐败的治标和治本工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继续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

三、文化自信源于中国“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时代自信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三是抓住时代机遇，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走在时代的前列。

尽管马克思提出过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自己主观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强调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容纳的全部文明力量释放出来以前，不可能无缘故的消弭，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只有在旧社会的胎体里成熟后才能出现，但马克思并不决绝地排斥人们在顺应时代趋势背景下对新社会建构的可能性，并以存在农村公社的俄国的现代发展为例，提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

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因为“‘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的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依托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气魄，坚信通过我们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在现时代能够开辟和形成区别于西方的新的现代化。

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了高扬西方现代化的正宗和普适，自近代以来就接二连三地极力鼓吹现代化的一元性、西方性。

在国外，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视西方为建设现代化的“优等民族”，西方之外的则是只配被动应用的“劣等民族”；福山的历史终结学说，认为西方实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吉登斯的现代化学说，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结果，它的全球布展，不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扩散，还包括对其他文化的排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看似是立于公正客观的视角审视不同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但实质上他仍旧是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民族因为文化的边缘性和落后性，在建设现代化文明时，只能面临西方文明扩张的冲击。

在国内，近代典型的“全盘西化论”，鼓噪中国文明百事不如人，标榜西洋文化为世界现代化的方向，宣称我们应该抛弃“狭义的国家主义”，提倡“世界的国家主义”，通过西化改良，走民主道路；一段时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唯西方经济学马首是瞻，以西方推崇的数理模型、计量分析理论生套中国的改革实践，妄言此外别无现代化进阶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坚定文化自信，就是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博大的民族睿智，我们能够也必然会在时代面前，“弄潮儿向涛头立”，为世界贡献出一条带有鲜明中华民族印记的现代化发展新路：相比于西方以资本为轴心形成的资本主义引领现代发展道路，我们能够开辟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发展新路；相比于西方的现代化在理论创造上主要是依托少数精英分子的构思规划、顶层运动，我们的现代化积极追求党领导下的顶层设计和广大人民基层实践的有机结合，坚信全民参与的理论创造能够指引也必将指引中国实现新型现代化的预设图景；相比于西方围绕资产阶级建构的三权分立式现代政治上层建筑，我们开辟的是面向全体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上层建筑；相比于西方借助对内盘剥工人阶级和对外剪刀差式压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获取现代发展私利，我们倡导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搭建“一带一路”机制，谋求在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环境中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现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