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启示
非典带给我们的启示
幸好，SARS有两面这两天来BBS看帖子，常常是越看越担心，为自己担心，为家人担心，为朋友担心，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担心，为大街上不认识的人担心...现在大家已经把A面渲染的很生动了，不如再来看看它的B面：SARS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它给了我们这样的基本健康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一个以往不多的机会，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的一切。
以往，我们总觉得“离去”距离自己很遥远，至少在七十岁以前的每一天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一辈子”要走。
其实，佛经上说，“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即使没有SARS，我们中又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有明天？生活就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怪兽，会突然扑出来告诉我们“你该下场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许多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一些琐碎的东西去伤害或者追逐，我们不停的推迟幸福为未来去积攒什么，我们把对别人的爱隐藏起来不去表达，因为“未来还有的是机会”，我们拒绝原谅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熟人是一种态度，对陌生人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同我有什么关系”......SARS告诫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号称能“征服自然”的人类却面对一个疾病束手无策，我们以往对环境和资源索取的太多，迟早会收到大自然出示的黄牌。
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同它讲和。
SARS教会我们感谢，感谢在危机中看到的友爱与平和，感谢我们已经拥有的，看看那些坚守岗位的医生和护士，看看那些不知是不想还是不能戴口罩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想想那些可能还不知情的每天忙到深夜才收工衣服上满是灰土住在大通铺上吃着最便宜饭菜却还要遭受某些“城里人”轻视的民工......我们真的应该去做点什么，去贡献一些什么。
SARS鼓励我们同情，我们体会到了恐惧和慌乱，在这短短的几周里。
可是，战争，地震，残杀......还有比SARS糟的多的情况，想象一下伊拉克的老百姓在这二十年里的遭遇，想想科索沃的种族战争，想象一下9.11时美国民众的心情，我们也许可以对苦难多一些同情心，少一些在别人出事时幸灾乐祸的情绪化的发泄。
非典观后感
非典观后感非典（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是2002年至2003年间全球爆发的一种传染性疾病。
作为当时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成为非典疫情的重灾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回顾那段艰难的时光，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非典疫情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巨大冲击。
个人反思与触动非典疫情让我更加重视个人卫生健康和防控意识。
在疫情期间，公共场所的出行成为我最大的焦虑源。
我开始注意避免人群拥挤的地方，经常洗手、戴口罩、消毒等，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接触病菌的可能性。
我深刻地认识到，保护自己的健康不仅关乎个人生活品质，更是对他人健康负责的表现。
此外，非典疫情也让我认识到危机传播管理的重要性。
在当时，信息欠缺和错误信息传播带来了广大民众的恐慌和焦虑。
因此，我切身体会到及时、准确、透明的信息传播在危机事件中的重要性。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更加关注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积极参与到正确的信息传播中，做到理性对待和科学应对各种危机。
社会影响与教训疫情使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恐慌和不信任开始蔓延。
人们纷纷居家避难，企业停工，学校停课，全国经济秩序陷入瘫痪。
这让我认识到，疫情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只有在危机中加强社会各界的合作和互助，才能更好地应对类似的灾难。
与此同时，非典疫情也揭示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之处。
防疫意识薄弱、应急响应能力不足、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暴露无遗。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我深信，通过此次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将逐步完善，并在下一次危机中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
国家应对与抗击非典的探索面对非典，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来控制和治疗疫情。
临床治疗、疫苗研制、社会宣传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而有效的防控。
尤其在科学研究和医疗救治方面，中国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这一系列措施和经验对后续的疫情应对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SARS的启示
SARS的启示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冲击，使人类在许多方面措手不及，暴露出在意识、观念、机制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人类和自然发展历史，特别是与病魔斗争历史的反思，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习惯陋习，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
同时，通过SARS疫情的控制，使人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启示。
SARS的突现，确实对这个本不平静的世界陡添了诸多不安，令中国人震惊什么是SARS？这是2002年11月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能说清的一种新型病毒性传染病，中国人把它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英语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 RS。
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平添了几多震惊和麻烦。
2002年11月16日，在中国的广东，它首先泛滥，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被传染。
一个月后，于2003年1月21日，北京接到了广东方面的报告，说发现了一种与以往的肺炎不相同的疾病，传染性强、潜伏期短。
2月2日，卫生部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再次派出有副部长黄洁夫带队的第三批专家组到达广州，了解它的疫情和病因。
几乎是同时，农业部也派出了专家组。
2月26日，在越南河内，一名48岁的美国商人，在从上海和香港回河内后病倒，3月13日该名美国商人不治身亡，媒体说与它有缘。
2月28日，当越南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这名美籍华人可能是非典病人并病危时，世卫组织在越南的寄生虫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第一个来到医院，亲自调查这种奇怪的病毒。
3月5日，他向越南政府通报了疾病的严重性；3月9日他会见越南卫生部长，提出这种病必须隔离，是他，首先提出了SARS病毒的名称，是他，率先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
然而，由于他过度深入地接触这种病人，3月11日当他抵达泰国时被隔离，18天后病逝，终年46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如果不是乌尔巴尼及早地认识到SARS疫情的爆发非同异常，将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SARS：考验及启示.doc
SARS：考验及启示从2002年11月发生，并在2003年4月呈恶性蔓延趋势的全球性SARS（非典型肺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具体讲，SARS，考验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SARS，考验了一个城市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SARS，更考验了一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整性。
作为一名城市安全防灾科技工作者，我以为国家应抓住此时机，建立对所有公共突发事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机制及法律体系。
这是SARS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启示一：国家急待建立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2003年3月闭幕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建立适应目前中国国情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
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
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突发事件危急处理系统，它由社会危急预警系统、社会灾难应急系统、社会危急信息疏导系统等子系统构成，需要预先制订出完备的应急方案，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
特别是危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传递和反应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它既能发挥“灭火器”的作用，也能发挥“动员令”的作用。
社会危机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含天灾，也包含人祸。
建立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既可以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也可以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平息突发的社会灾害，以求稳定。
在生物学上，人有一种能力叫“应激反应”，指人的身体在突然受到外界强烈刺激或巨大伤害时，会自动调动起身体各部分所有的能力，使各器官协调一致，保持最佳状态，以对抗来自外界的打击，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但是应激反应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危机来临时，连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做不到了。
政府也存在这种“应激反应”：正常情况下，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有序运转，社会安全稳定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但是一旦出现了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时，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及时判断和应对危机？SARS的突然爆发考验的正是政府的“应激反应”管理水平及能力。
突发事件是针对公共安全的，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仅凭一个部门的努力不可能有效扼制事态的发展，这时候政府的权威性和整体协调能力至关重要。
SARS有长远影响吗？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SARS有长远影响吗？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通过对SARS的研究，国际上极大提高了对呼吸道病毒感染危险性的认识，特别是那些具有伪装性的、能引起大流行的病毒。
这也迫使许多国家花费大量气力建立起了法定传染病监测机制，稍后将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新加坡的经济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从SARS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早在2003年4月，新加坡政府就提供了超过2.3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2005年，一项回顾性调查的结论显示，新加坡因为SARS造成了80亿美元的损失。
SARS的医疗影响更加容易理解。
在死亡患者中，许多人因年老并且罹患多种慢性病而缺乏抵抗力。
新加坡238名已知患者中最终有33人因SARS死亡。
与2009年和2010年193例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形成鲜明对比。
交通意外通常只是“背景”统计数据中的一部分，而新发的迅速蔓延的传染病的表现却完全不同。
教育业、旅游业、航空业、酒店业，以及其他多种商业活动都受到了长期的实质性的影响。
SARS的关键点是，它对老年人而言是一种致命性的疾病，而年轻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
结合监测到的事实，患者感染后会排出大量病毒，年轻的旅行者，特别是病毒排放量水平极高者，会造成病毒的大范围传播。
虽然是否能将SARS称作大流行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如果没有基于对感染本质的了解而迅速建立的控制机制，SARS病毒无疑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如果SARS入侵发生在20世纪早期，无疑将造成全球大流行，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
另外，尽管国家科学侦测做得很好，但在当时并未充分利用新开发的技术平台来进行SARS病毒的鉴定。
现有的这种病原体的鉴定技术早已具备，包括建立国际网络、开放交流的材料和试剂、系统合理地应用先进技术、可大规模实施的生物技术以及可迅速生产的可靠试剂都有助于鉴定病原体。
一旦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能够利用基于PCR 技术的诊断试剂盒来检测SARS冠状病毒，就可以通过抗体检测核查感染证据，SARS大流行将成为历史，我们希望这种国际合作一直保持下去。
传染病肆虐的历史经验教训与抗击SARS流行的启示
传染病肆虐的历史经验教训与抗击SARS流行的启示一、传染病肆虐人类的历史回顾历史上曾在全球或某些国家或地区肆虐的传染病，经过人类多年的努力，采取一定防治措施后，已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些传染病达到趋于消灭状态，不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
但近年来，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再度危害人类健康，重新流行，甚至超出原来的流行程度，扩大了流行的范围。
历史经验证明，消灭传染病是很困难的，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没有止境。
传染病肆虐人类的历史不下数千年，直至上世纪中期依然相当严重。
二战结束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及药学等均取得迅猛发展，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五十年代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以及高效杀虫剂的陆续投入使用以及人们生活生产条件的明显改善，使长期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许多急慢性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传染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也由19世纪的50%~60%下降到当时的10%以下，人的死因顺位也发生了由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意外伤害等为主的重大变化。
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乐观的估计，一些专家或卫生行政官员曾信心十足地认为“医学领域中传染病的问题已初步解决了”。
这种观点在1980年5月WHO宣布全球已消灭天花后更有所发展，甚至形成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思潮，促使一些国家对防治传染病的财政预算一减再减，导致主动预防和科学研究缺乏经费保证，致使人们在思想上普遍忽视了与传染病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在预防策略和措施上有所松动。
其后果是，近年全球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回升，流行、暴发事件经常不断。
据WHO报告，1995年全球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为1700万（其中900万是儿童）。
近期传染病再度肆虐的严峻现实，尤其是2003年一些国家和地区SARS疫情的暴发证明，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任何忽视传染病控制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非典带给我们的思考
非典带给我们的思考非典是指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是一种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传染病。
2003年非典爆发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恐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非典所带来的思考，不仅局限于健康危机，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于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首先，非典疫情带来的思考在健康危机方面。
非典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疾病也能快速传播，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我们反思自身的健康习惯，加强个人防护意识和卫生习惯的养成，提高免疫力。
同时，非典疫情也暴露出了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不足之处，我们需要加强疫情监测、快速响应和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疾病的挑战。
其次，非典疫情带来的思考在社会层面。
疫情爆发期间，许多地区采取了封锁、隔离等措施，强调“社会距离”，这不仅冲击了社会经济运转，也对人们的社交活动带来了巨大限制。
人们开始思考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重拾亲情、友情的重要性。
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如何构建更加健康、宜居的城市环境，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第三，非典疫情带来的思考在人际关系层面。
疫情期间，人们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面对面的交流不再安全，人们开始追求线上沟通和远程办公。
这让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和维系的。
虽然线上社交提供了一种便利和迅捷的交流方式，但也暴露出距离产生冷漠、缺乏真实互动等问题。
我们要思考如何在疫情期间维系和加强人际关系，如何适应线上社交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最后，非典疫情带来的思考在环境方面。
疫情期间，由于全球交通限制和封锁，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这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要思考如何通过减少碳排放、推广可再生能源等方式改善环境质量，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存与发展。
总的来说，非典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健康危机的问题，更是关于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非典给我们的启示
非典不可怕可怕在人心当前疫病劫起，非典恶名遍布中华大地，多有众生为其所恼，恐惧紧张如同黑云笼罩着大家的身心。
人们都知道无力之人最苦，而恐惧就是一种极端无力的感觉。
人心若处极端无力时，即是失控之状态，极易被不良外力所侵、所扰、所染。
面对人心处此极险之境，面对党中央对人民的真切关怀，动用了一切职能部门的力量，组织了广大医务人员奋战在第一线，为患者施医送药，无论是有钱的病人，还是贫穷的患者，一律平等救治。
这平等二字的真谛乃是共产党的生命，由此显现了真理二字巨大的凝聚力，验证了佛在《四十二章经》[“视平等，如一真地”]的教导。
从而迅速提升了广大医务人员“医德”的新境界，调发出了他们心中本有的光明、善良、智慧的力量。
面对此情此景，有关部门更应为广大人民宣说微妙真理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无上觉悟）。
因为这是灭度人心之中一切挂碍，以达“预防”二字真谛的唯一选择；这是实现长治久安唯一的光明正道、唯一的智举。
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这个“心”字蕴藏的真义。
“心”的作用是至高至上的，因为佛说：[“第六意识心王为上。
”]也就是说心叫你打人，你才打人；心叫你助人为乐，你才会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切唯心故。
对于相伴人生的烦恼、痛苦、诸病，也皆由人心所导、人心所造、人心所生。
这句话可能使人不相信，也可能使人半信半疑，但是用一些人世间的实际例子，就不由得人们不相信了。
比如有人一夜就愁白了头髮；有人瞬间就变得苍老了很多，这都是人心之中产生了极大的挂碍所至。
在人心没有防备的状态时，突然出现的恐怖相，会导致人心失控，人心动乱，促使全身随之动乱，这就是佛法中所说的[“相由心生”]。
根据人心有无防备的程度，根据恐怖相的狰狞程度，可以使人全身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头发根竖起、大小便失禁，甚至有的人被吓出病来，极度恐惧可以吓死人。
俗话说：吓破了苦胆。
举个例子：上小学时（五十年代初），有个同班好友，他生的虎头虎脑，小名又叫小虎，惹人喜欢。
有一次他爸爸说：星期天半夜就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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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启示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冲击，使人类在许多方面措手不及，暴露出在意识、观念、机制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人类和自然发展历史，特别是与病魔斗争历史的反思，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习惯陋习，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
同时，通过SARS疫情的控制，使人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启示。
SARS的突现，确实对这个本不平静的世界陡添了诸多不安，令中国人震惊什么是SARS？这是2002年11月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能说清的一种新型病毒性传染病，中国人把它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英语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 RS。
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平添了几多震惊和麻烦。
2002年11月16日，在中国的广东，它首先泛滥，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被传染。
一个月后，于2003年1月21日，北京接到了广东方面的报告，说发现了一种与以往的肺炎不相同的疾病，传染性强、潜伏期短。
2月2日，卫生部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再次派出有副部长黄洁夫带队的第三批专家组到达广州，了解它的疫情和病因。
几乎是同时，农业部也派出了专家组。
2月26日，在越南河内，一名48岁的美国商人，在从上海和香港回河内后病倒，3月13日该名美国商人不治身亡，媒体说与它有缘。
2月28日，当越南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这名美籍华人可能是非典病人并病危时，世卫组织在越南的寄生虫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第一个来到医院，亲自调查这种奇怪的病毒。
3月5日，他向越南政府通报了疾病的严重性；3月9日他会见越南卫生部长，提出这种病必须隔离，是他，首先提出了SARS病毒的名称，是他，率先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
然而，由于他过度深入地接触这种病人，3月11日当他抵达泰国时被隔离，18天后病逝，终年46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如果不是乌尔巴尼及早地认识到SARS疫情的爆发非同异常，将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在保护他人遭病魔侵害时，却牺牲了自己。
”春季，本来是美好的季节，然由于SARS这个怪病的不期而至，对地球人来说，21世纪的这第三个春季，可以说是灾季。
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对母子从香港回多伦多后，患重疾不治身亡，据说也是它作的孽。
3月12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为它向全球发出警告。
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9国11个实验室联合网络，协作攻关，查找它的来源。
3月26日，加拿大又有1 3人因它感染，其中3人死亡。
同时日本也有4人感染。
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世卫组织的全球合作网络，使该网络成员增至9国13个研究室。
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对它的防治工作，明确指出，把控制它的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4月8日，卫生部正式下文，把它正式列入《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定管理传染病中。
4月11日，新华社公开报道，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研究员等已经在它的病原体研究中发现了冠状病毒，并于4月9日通过部分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得到证实。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宣布，它的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
SARS呀SARS，你在这个世界绕了个多大的弯子，为这个世界陡添了多大的麻烦。
你逼得我们的总书记不得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
”至此，这SARS确实把神州大地搅和的不得安宁，弄得人神魂不定。
4月1 2日，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国家主席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中央政府十分关心香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夺取同疫情斗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来到北京右安门医院，看望参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
4月14日，国务院再次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尽快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
4月20日，新华社公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4月23日，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
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
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
4月26日，北京昌平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投入使用。
4月30日，财政部、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医疗救治，所发生的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
其他非典患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给予解决。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府负担救治费用，按规定给予补助……等等，等等，可谓是，步步切实可行，着着出奇有效。
从大江南北，到京都要塞，人民被充分发动起来了，设岗布防，体检隔离，奋力强救，至6月1７日，全国仅发现SARS病例5326，其中4725例治癒出院。
尽管目前还可能会出现反复，但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SARS防治是成功有效的。
正象有人说得那样：“还是社会主义好！象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硬是把已经漫延开来的疫情给治住了。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然而，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对这次SARS疫情发生、传播到控制的整个情况，作一次深刻地反思。
在反思中我们该得到点什么？启示之一人与自然病魔的斗争是长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和麻痹，放松警惕人类自群居，有组织地生活和生产而发生文明以来，就开始了与自然病魔的斗争。
而且这种斗争愈来愈剧烈、愈尖锐。
自史前时代以来，地球先后出现了4000多种病毒，其中有100多种对人类带来危害。
埃及第18王朝（公元前1580 ~ 公元前1350年）传下的石碑中就在描绘小儿麻痹（polio）患者所特有的瘦小的脚。
小儿麻痹是小儿麻痹病毒所引起四肢麻痹的疾病。
而在公元前1157年死亡的拉姆塞斯5世（Ramessu V）木乃伊的皮肤上，也可发现许多天花（smallpox）的“痘疱”。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所引起，患者死亡率为1/3，幸存者容颜尽损。
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大约1/4的人口死去。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瘟疫，“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估计死亡率达40%以上。
史载，这种病后来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掠夺了难以数计的生命。
有史以来，人口的减少，一是因瘟疫，二是因战争。
16世纪初，西班牙远征军队长科尔特斯率领数百人的军队，征服了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即：今天的墨西哥），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有天花，不到10年，阿兹台克的人口就减少到650万。
天花蔓延后，印第安人锐减，16世纪末，美洲土著人只剩100万。
再一种病是鼠疫，叫黑死病，也曾给这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14~17世纪，鼠疫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
这是一个黑暗而疯狂的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写道：“灾难时期留下来的日记和编年史仍在挑战着人们的想像力。
婴儿们吮吸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荡荡的城市游荡，有的人在街上赤裸着身体狂欢，幽灵船载满了尸体在海上漂浮……”历史不会忘记，中世纪，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把患鼠疫身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内很快鼠疫大流行，热那亚居民逃离“恐怖之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大陆。
短短5年内，第一波鼠疫导致近一半欧洲人死亡。
有史以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病疫几乎就没有断过，一种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在不知不觉中摧残着本就脆弱的人类，曾为人带来了多少的灾难痛苦。
到了20世纪以后，许多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开发出各种疫苗，病毒感染致死的几率就大为减少。
历史上曾经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1962年，MacFarlane Burnett 在《传染疾病自然史》中豪迈地声称：“人们可以将20世纪中叶视为社会演化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传染病过去曾经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如今其影响已经被彻底消除。
”1969年，美国外科大夫William Stewart 在国会发言时指出：“应该合上关于传染病的书本。
对抗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宣言称：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已经绝迹了。
但是在此时，长期隐藏于密林中的病毒却陆续出现了，如震惊全世界的艾滋病毒（HIV ，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等。
这些病毒总称为“新兴病毒”（emerging virus ），30年内有20种以上，仍然在危害人类的健康。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直到20世纪末，传染病仍然是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杀手，每年的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
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
世界卫生组织把艾滋病、腹泻、肺结核、疟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为5种主要的传染病，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占死于传染病的总人数的90%以上。
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3倍。
即使在发达国家，在最近20年内，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家注意到，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蠢蠢欲动。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也把1997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新兴传染病：全球警报、全球反应”。
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虐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
199 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宣布肺结核成了全球危机，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因为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传染性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癌症病人人数不断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的新增癌症病人受到传染病菌感染。
另外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最著名的当属艾滋病。
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约3360多万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5到1/4的成年人为艾滋病人；1976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不断肆虐刚果、加蓬、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这种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达到50%~90%。
特别是近期一种未探明的新病毒SARS，在短短的时间内传染到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近万人感染，近千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