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当代诗歌现状

试论中国新诗发展现状(一)、新诗发展的不利因素1、新诗呈现边缘化。

现在，新诗正逐渐离开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特别是远离群众，走向边缘化。

其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上很少见到新诗。

在口头上，除了有的诗歌团体内的新诗人及诗评家之外，群众不说新诗，不理睬新诗，新诗朗诵会很少举办，即使是偶尔举办，参加的人数都很少。

在视觉上，出版社不愿出版新诗，出版社愿主动出版新诗集的很少，诗人要找其出版，则要书号费或包销。

在综合性的日报、晚报副刊上，很少刊载新诗，偶有少量点缀，质量也较差。

在市场上，处于经济生活的边缘。

于是形成报刊亭很少出卖诗歌刊物，书店主要卖台，很少摆放新诗集。

在高科技领域:新诗被—些以音响与荧屏为表现手段的高科技领域排斥在外，处于信息化时代的边缘地带。

现在的戏剧与时俱进，电视剧占领荧屏中心位置，成为群众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事物；流行歌曲抢占音响市场的制高点，—盘光碟上市就是数十万张。

在电视与光碟领域，很少看到新诗影子。

新诗的研究与评论家数量在减少。

由于报刊少载新诗，以致一些文科学术性刊物不大欢迎评论当前新诗人的评论文章，导致一些新诗评论家停笔去从事其它写作活动。

致使新诗评论队伍在缩小。

造成新诗边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内容脱离现实生活。

现在的新诗，好诗也有，但是不够多；大量是老一套，或是自我沉吟的过了时的调子；有很多人写诗是让你读不懂；等而下之是黄色下流。

你不关心群众，不让大众读懂并欢迎你的诗，你的诗却要别人掏钱买，这是不公平的事！第二，诗的形式怪异。

近些年有些新诗人学习现代派，或模仿后现代主义，自称为“第三代”，不是吸取其精华，而是得其糟粕，搞结构性解体与非文化的结果是新诗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的口味，有些诗愈加散乱化与口水化。

在意境上，意象模糊、颠倒黑白；在音律上，不讲音节、没有韵律。

让人见而弃之。

你要人民听你的朗诵、或买你的诗集是不可能的。

于是失去了市场。

难怪市场上很多报刊亭都不卖新诗报刊。

第三，诗人创作小众化。

有些新诗人处于自我小圈内、或者说象牙之塔中，继续耍弄自己脱离现实的玩意儿，而自“夸大口”，自许清高，还说什么，诗是自我情感流露，不必要别人理解。

见别人讨论“诗是什么？”还要讽刺说:诗是“哈哈”！处于边缘地带而自以为荣，能不悲乎？第四，新诗创作、阅读、批评存在问题。

中国新诗在创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

现在有不少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声势不小，但其中大多数人的诗歌文本不仅对于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对许多有较高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也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严重挑战。

这些诗歌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诗思方式上大大偏离诗歌的阅读规范与审美习惯，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理解起来非常困难。

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当代汉语诗界极端的“个人化”写作与“贵族化”写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初衷与它的后果都是要让诗人的写作变成一种与一般读者无关的、高不可攀的写作。

这显示了某些中国当代诗人孤芳自赏与自我炫耀的“贵族化”心态。

2、诗人缺乏一定的素养。

有一些诗人缺乏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为了满足少数人的低级趣味的要求，甘心堕落，创作了一批批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有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这些人别人称他们为“垃圾派”，他们写诗提倡“崇低”，诗中常出现“屎”、“操”等字眼，更是把诗写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还有一些诗人在行为上也让人震惊，在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有一个诗人走到台上脱衣裸体朗诵新诗，结果被保安人员带走。

这些举动实在是令人厌恶。

对此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诗歌研究专家，汪剑钊质问说:“诗人在策划堕落，诗歌又怎能不堕落？”3、诗人与卫道士相比，卫道士的人数占压倒性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新诗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艰难，卫道士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因素。

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成群结队，无所事事却又有组织有预谋的维护经验文学，传统文学，任何敢于越雷池半步者，必受其群起而攻之，冷嘲热讽，恶语相向，举着代表真理的伪横幅，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

当年湖畔诗社搞诗歌创作的时候，多少衣冠楚楚的卫道士谓其曰“淫秽之诗”“**之语”，然则时间证明，湖畔诗人歌颂的爱情是多么的纯洁清澈，晶莹剔透。

伊沙说过，有两种卫道士，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另一种在我们行业内部，满嘴“诗”、“这是诗”、“那不是诗”的那路货色。

诗歌始终是个无法具体定义的文学概念，那又为何不可接受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终其原因还是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远远多于真正通晓事理的知识分子，卫道士太多，路不好走，走得人少了，路太窄了，又怎么能有大作为呢？4、网络文学，快餐文学的兴盛，以及实用性理论的绝对胜利。

E时代不仅仅强烈的冲击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好处，同时，也深深的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现阶段读者的阅读可以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纯粹寻求一种快感，一种发泄，一种娱乐；另一种则是寻求一种实用性、目的性和功利性。

然则上两类书籍绝对是现在销量的主流，如果以书籍的销量来观社会思想的主流趋势，这是何种可悲的境地。

而作为文学形式中最直接触动精神领域的诗歌，在大环境的背景下竟落得如此下场。

5、全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刊来作为诗人的阵地。

纵观新诗的发展史，任何一个诗歌兴盛的时代，必然有一本全国性的诗刊作为诗人活动的主要阵地。

例如新月派时期的《晨报副刊·诗镌》《新月》，集中体现了新格律诗派的文艺价值观，新诗形式观与美术、音乐、诗同体同形的新格律观。

20世界末21世纪初，《文友》无疑是最重要的文学期刊。

它网罗了一小撮“气焰嚣张”的“骂将”，“快刀老五”徐江等人的文学批评、文化随笔是整本杂志的灵魂，而伊沙主持的一个诗歌栏目《世纪诗典》成为了青年诗歌爱好者们的圣地。

只是可惜，最后《文友》亦没有逃脱市场规则，终沦为一本低俗的时尚杂志。

而当下，书店报亭诗刊已经绝迹，想买的方式只能通过邮购。

也只有《读者》《青年文摘》上还能看到诗歌的狭小版面，可惜也不是当下中国青年诗人的作品。

《星星诗刊》无疑是现存历史悠久的诗刊之一，但是却是一个很没用和没激情的杂志。

诗坛现在急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刊，出版界亦缺乏一些有觉悟有实力的出版商。

抛开商品价值，难道泱泱中华竟然找不出一家出版社？诗人们散落在全国各个阴暗的角落，摸着黑单干，如果无法把本来已经十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又怎能有什么大作为？6、诗歌理论发展停滞，诗歌写作走向极端。

中国新诗也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可以说一直在成熟的中国古典诗词体系和成熟的西方诗歌体系中彷徨前进，该尝试的似乎都已经尝试了，能入诗歌的似乎都已经入诗了，要在这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何其艰难。

而当下新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什么具有突破性的理论了，当年新月派之所以影响重大，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无疑，新格律诗理论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而当下的诗歌因缺乏引导，陷入了两个极端，一种是技术流，一种废话流。

技术流，顾名思义，全靠技术撑场面，表面上看功力十足，其实只是个空架子，没有丝毫内力的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

而废话流，则是完全抛开技术。

这两种极端的发展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取的。

7、读者群对诗人的误解和诗人本身的反读者行为。

诗人等于疯子，这个等价关系已经成为极大多数读者群的既定公式。

究其原因，前辈诗人们的一些行为导致了一些历史遗留性问题。

如海子、顾城、魏尔伦、兰波等人不是自杀，就是杀妻毁己，这样大师的行为无疑给读者造成很深的暗示，似乎诗人的心理都变态，精神上都不正常，往往和卧轨，情杀联系在一起。

而当下青年诗人往往也是有意无意脱离群众，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团体，并以此为某种炫耀，来显示自己灵魂的崇高与独一无二。

人类是种群居动物，社会性动物，是无法单独存在的。

而诗人本身也必须称认属于整个社会，否则也无法称其为诗人。

（二）、新诗发展的有利因素。

1、刊物扩版2002年《诗刊》率先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

据不完全统计，《诗刊》改版后的当年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

随即《星星诗刊》在下半年也改为半月刊。

其他专业诗歌杂志如《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诗林》等，虽未改版，但在这期间也十分活跃。

此外，就是《作家》、《山花》等综合性的文学杂志继续坚持开办诗歌专栏，山西《大众诗刊》和甘肃《敦煌》等新诗刊的加入，也都为诗创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民刊逐步发展壮大民间诗歌刊物也是诗歌创作的一块重要阵地。

2000年5月17日，作为“70后”诗人主要阵地的民刊，诗人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创办了《下半身》杂志，不久即以之为中心，形成近期反响较大的诗歌派别。

此外，像北京的《新诗界》、《诗前沿》、《观念》等计有数十家之多。

2003年，个别诗歌还获得了公开出版发行的机会，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网络诗歌蓬勃发展椐统计，2002年全球诗歌网站有26.5万个，其中中文简体站点12.7万个，而2000年，中文简体站点不过1万个。

另据一位网友2004年8月的调查数据，可实名搜索的独立、专业汉语诗歌网站共503个，其中大陆475个，港澳台15个，国外汉语诗歌网站5个，外国诗介绍网站8个。

显然，与大陆目前公开发行的10家左右的诗歌报刊相比，诗歌网站的数量及其吸纳的写作者、阅读者的人数是惊人的。

可以说，在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中，网络诗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远远超过了纸介诗歌。

4、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势头（1）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一般社会生活事件，如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以及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存问题等，不仅引起了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的普遍关注，同时也触动了诗人的心灵。

（2）对生存体验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诗歌，在摆脱了长期极端的政治化影响之后，十分重视个体的生命经历和生存体验。

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承续了这一内在化的创作追求。

无论是标榜“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标榜“民间写作”的诗人，抑或是在二者之间，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诗人，无一例外地都把个体的生命经历和生存体验看做是诗歌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以引发生命的战栗和心灵的震撼为诗歌创作的最高目标，不同的只在于表现的角度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与表现原始的生命欲求，视身体的物质存在为诗歌创作的本原，或侧重与表现这种原始的本能的生命欲求被禁锢被压抑所产生的精神和情感的变异；有的侧重与表现日常生活状态和生存体验(包括日常化的语言即口语)中去感悟生命和生存的本真状态；也有的侧重与表现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情感或神性体验，从中去体味生命和存在的神圣与崇高的境界。

总之，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多年的诗歌不同，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主要不是以历史、民族、文化为主题，而是以个体、生命、存在为轴心。

（3）对本土经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