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辩证法论文

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是当代中国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经过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13亿中国人的生活正在逐步走向富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生态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十分紧张，人均耕地面积、淡水和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2％；水土流失土地的总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平均每年农田受旱面积近4亿亩，受涝耕地面积1.5亿亩，损失粮食100亿公斤左右。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承受着传统发展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大多数经济指标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十五”计划规定的环境指标没有如期完成。要完成“十一五”期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涉及资源环境的规划指标，任务十分艰巨。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了出来，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

立，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生态文明的迫切愿望，必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我的协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中国的先哲们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而探寻出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总结世

界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强本节用”、“取之有度”、“用之以时”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精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深刻地指出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决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体。这两个方面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前进。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

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传统天人调谐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条件，将我国国土空间进行主体功能区分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在其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人口管理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方面有所区别，制定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际上就是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的存在的肯定，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我们所进行的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又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方式、改进公民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提升全体社会成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涵盖立法、决策、治理以及教育、科技、道德等各个方面，涉及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职责，它应当是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事业。在这种自觉的实践中，我们将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预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崭新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时，坚持社会视角和自然视角的统一，既周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同时科学地揭示了这两种关系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联系。他们认为，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创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因为在这个崭新的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要使人与自然从“对抗”转变为“和解”，还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

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句经典名言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用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恩格斯看来，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对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逐步实行彻底的变革，同时对自身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自觉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更新；人们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坚决杜绝以往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穷奢极欲的挥霍之风，渐渐学会认清自己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以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共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而且包括生态环境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根本意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