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能源论文绿色能源论文

环境能源论文绿色能源论文走向低碳社会的能源—环境伦理审思[摘要]能源—环境问题是走向低碳社会的核心问题，而其关键又是能源问题。

由于化石能源危机，我们必须探索如何走出过去先污染（环境）后治理的环境伦理困境，发展新型的洁净能源。

同时，高碳能源的使用与消耗导致高碳排放，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地球的温室效应，危及人类生存，因而倡导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构建低碳社会是当代社会人类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低碳社会；能源—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一、引言：走向低碳社会的能源—环境伦理及其相关概念解析所谓低碳社会（low-carbon society），就是通过创建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培养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文明的低碳文化理念，形成具有低碳消费意识的“橄榄形”公平社会。

所谓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

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这不仅需要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且要根本转变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

所谓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低碳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能力。

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注意从节电、节水、节油、节气这些点滴做起。

从对低碳社会相关概念的分析可知，能源—环境问题是走向低碳社会的核心问题，而其关键又是能源问题。

其一，由于化石能源危机，我们必须探索如何走出过去先污染（环境）后治理的环境伦理困境、发展新型的洁净能源；其二，高碳能源的使用与消耗导致高碳排放，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地球的温室效应，危及人类生存。

两者均与当代之所以要倡导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构建低碳社会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仅从能源—环境伦理的视阈审视走向低碳社会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和何以可行。

二、走向低碳社会何以必要：能源—环境伦理问题的普遍性与公共性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这里所说的自然环境包括以下环境要素：阳光、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等。

而这些环境因素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阳光、水、土地、矿藏、森林等直接是产生能源的资源，而大气、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等也是处于整个能源—环境链之中。

因此，在能源—环境链中蕴涵多重伦理关系，这不仅由于人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如人—阳光、人—大气、人—水、人—土地、人—矿藏（能源）、人—森林、人—草原、人—野生动物、人—野生植物、人—水生生物等多重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还具有普适性和公共性。

首先，人与能源—环境伦理的关系之所以具有普适性，是因为上述这些关系是人类整体及其每一个个体为了生存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关系（不管其意识到与否，不管其自觉与否）。

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前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不仅由人们进行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所决定，而且与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相关，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1960第3卷：3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推进，人对能源—环境的依赖性愈益明显，因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马克思、恩格斯，1979第42卷：95）。

因此，在高技术信息化网络时代，人对于能源—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与能源—环境伦理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

恩格斯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1971第20卷：519）。

如果说，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与能源—环境伦理关系的紧张刚刚萌芽，那么现在这种人与能源—环境伦理关系的紧张则已到了一种可以包容的极限：一次性化石能源由于人类过度开采正面临枯竭之虞，可再生能源越来越被重视；由于高碳排放导致地球温室气体效应愈演愈烈，人与能源—环境伦理问题的日益突出，危及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人与能源—环境伦理关系及其紧张的影响具有公共性，而且这种公共性比其普适性更为复杂，因为这种公共性在上述的有些关系中表现为直接性，如人—阳光、人—大气、人—水等关系。

阳光、大气、水这三者是全球公共性的共享资源，由于长期以来的高碳排放，使人—大气空前紧张，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人与能源—环境伦理问题，而且是人们广泛关注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而另一些关系如人—土地、人—矿藏（能源）、人—森林、人—草原、人—野生动物、人—野生植物、人—水生生物等，则表现为间接性，因为这些关系通过一定的地域、地区或国家为中介，转换为一定的全球公共性的共享资源。

比如作为一次性化石能源的石油濒临枯竭，不仅影响全球与石油相关经济的发展与运作，而且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其相关行业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在《石油战争·前言》中，援引了基辛格对能源作用的描述：“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住了世界各国。

”（2008：3）因而，在当代越来越显现出“能源就是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前瞻性和全球性的视野，又不积极进取，那么动乱和激烈的冲突依然无法避免，世界仍有可能陷入无序的状态。

再者，多元的能源—环境伦理问题集中表现为两重悖论：科技—经济与能源—环境的悖论、科技—经济与幸福的悖论（马尔库塞，1988：2）。

这两重悖论的最核心问题是以消耗、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进而直接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伦理关系的极度紧张。

这种紧张不仅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偶然现象，而且已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

而人与自然（环境）伦理关系的极度紧张又加剧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博弈——对普适与公共的自然环境资源展开了明争暗斗的争夺，进而局部战争频发，这就使原本多元性的能源—环境伦理问题雪上加霜。

因此，无论是从缓解人与能源—环境伦理关系紧张的普适性而言，还是从人与能源—环境伦理关系及其紧张的影响的公共性来看，超越能源—环境伦理问题的两重悖论，走向低碳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人类的一种必然选择。

三、走向低碳社会何以可能：能源—环境伦理问题的全球认同与探索走向低碳社会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如上所述，当代能源—环境伦理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控制能源—环境→能源—环境控制。

人类为了发展，借助于科技与经济的杠杆试图有效地控制能源—环境，然而事实上却处处受制于能源—环境。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1971第20卷：519）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马尔库塞指出：“在现存的社会中，尽管自然界本身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着，但它反而成了用来控制人的另一个层面，成为社会延展出来的手臂及其对人的抗力。

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

”（2001：121）。

与此同时，有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的博弈，使得多元的能源—环境伦理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赫尔曼·舍尔（Herman Sheer）在《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战略》中指出，世界经济的现代化是建筑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一幅没有未来的图景，这一经济的资源载体将在21世纪上半叶迅速接近枯竭的边缘。

化石能源和原料链条的束缚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和冲突的加剧，只有立足于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才能够长期地避免一切经济形式和生命形式的自我毁灭。

2009年3月15日，来自20多个国家的环境部长或政府代表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共商遏制全球变暖和建立“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法。

这是这些国家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如何通过建立“低碳能源系统”来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主旨演讲中说：“水土流失、海洋资源枯竭、缺水和大气污染等问题都是经济活动造成的，而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又威胁着未来经济的发展。

”他强调，发达国家应在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承担主要责任。

他说：“气候变化是过去200年间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造成的，而温室气体大部分是由高度工业化国家造成的。

”他还说：“欧盟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5％，八国集团占大约一半。

因此，最富裕的国家在减排行动中采取措施就能带来很大改观。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江也就气候变化的挑战和中国的应对战略发表了主旨演说。

他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对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但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是摆在各国面前同样重要的课题，这一问题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密切相关。

”他还说，中国政府制定了以节能优先、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元化、加强环境保护、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为重点的能源发展战略，正在为建立低碳社会而努力。

他指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强调国际合作，而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发展核电是中国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

上述情况表明，能源—环境伦理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认同的问题，而且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低碳社会的实践问题，即解决能源—环境伦理问题不仅有全球认同基础上的意志，而且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

比如2010年在我国上海举行的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自开幕以来，各展馆在充分展示成功经验、技术运用和探索实践的同时，也在传播对于城市未来发展中低碳、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