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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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概述说明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概述说明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概述说明1. 引言部分的内容:概述:本文将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票号作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曾在山西地区兴盛一时,然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落。

通过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衰落与衰退以及经验总结与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旨在从历史角度审视山西票号,并总结其中的教训和启示,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山西票号的衰落与衰退、山西票号的经验总结与启示以及结论五个主要部分。

首先,我们将在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目标。

其次,在第二章将详细讨论山西票号的兴起过程及原因、发展特点和规模;第三章将分析影响山西票号衰落与衰退的因素、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第四章则会对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总结,并探讨借鉴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启示;最后,在结论部分将对研究内容和观点进行回顾总结,展望山西票号的前景并提出相应建议,同时也会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揭示其兴起与衰退之因,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通过对山西票号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剖析,能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此外,本文还旨在加深人们对历史商贸实践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认识,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山西票号经验与教训的视角。

2. 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2.1 背景介绍:山西票号是中国古代贸易金融机构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山西地处中国的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明代中叶之前,山西的商人主要从事商品交易和本币贷款业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增加,山西商人开始开设票号,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便利和灵活的货币流通方式。

2.2 兴起过程及原因:山西票号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山西商人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在商品贸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作者:李鹏杰来源:《中国市场》2016年第27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会计实务的角度对其兴衰原因进行了研究,接着就山西票号对我国会计发展提出的贡献进行了总结,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针对性地提出山西票号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借鉴意义。

希望当代会计能够引以为鉴,更好地健康发展,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山西票号;中国会计的发展史;借鉴意义[DOI]101.3939/jcnkizgsc20162.71.3.71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晋商对中国商业和社会发展的颇多贡献中,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会计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做出的贡献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纵览近20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也不乏重复研究及就地徘徊的现象,特别是在晋商对中国会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一领域,关注的人并不多,而且研究成果大多出自近10年。

因此通过对晋商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分析和梳理可以让我们对晋商、对中国会计发展的贡献有一个全新和具体的认识,能对当今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启迪,有助于我们对新问题的解决和对新经济形式下会计的认知与学习。

2晋商的起源及发展2.1晋商的起源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环山,环境封闭。

自汉代以来就有几条官道穿行其中,促进了山西人的物质流转观念。

先秦时期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

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经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晋商在道光初年创立了山西票号,从盐业脱身,投入金融业中,并一度执金融界牛耳。

山西票号拥有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 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 多家。

在巅峰时期甚至充当清朝的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的角色,可谓盛极一时。

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盛极而衰的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走向没落。

票号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1 政治和战争原因1.1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外国侵略者几次战争给山西票号的打击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以晋商垄断长达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需再与山西出口商帮买卖货物,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压力,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一败涂地。

1.2 中日甲午战争的摧残。

票号在代理国库的过程中,承担了甲午战争赔款的汇兑,以“中方代表”的身份直接将赔款汇至上海。

在甲午、庚子赔款中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

仅重庆的十六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汇兑捐纳管制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

票号负担了战争赔款,导致银钱亏空,流转不利。

1.3 国内时局动荡。

(1)从咸丰年间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

军阀割据,土匪掠夺,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固有“南存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清政府和王公贵族们的储蓄,在南方贷出流动,但是南方革命不断,许多资金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实力顿减。

从晋商文化领悟会计专业

从晋商文化领悟会计专业

从晋商文化领悟会计专业作者:赵雪莹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27期摘要:明清时期,晋商文化占据中国商界上百年。

他们坚守中国传统的“诚”的理念,以信用为基础,创立了票号,也就是近代中国银行的雏形。

诚和信的理念为现代会计制度奠定地基础,丰富了会计文化内涵。

晋商会计就是中国近代会计的典型代表,而晋商发明的中式复式记账——“龙门账”在世界的会计史上熠熠生辉。

晋商文化精髓仍须要现代会计人一代一代传承、创新,发展。

今天的会计科学,完善会计技术,提高会计审美能力,追求会计的真、善、美。

关键词:晋商文化;信用;票号;会计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171-03回首至明清时期,山西的晋商可谓是“雄踞中华,饮誉欧亚”的国内实力最雄厚的商帮。

而晋商为什么可以在明清的贸易中独占鳌头?山西票号是如何产生的?而晋商使用的票号又与如今的会计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一、晋商文化(一)晋商文化起源从客观上分析,山西的晋商之所以兴起并繁荣起来,是由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山西商人的内在精神等因素所决定的。

就山西的地理环境而言,山西北部横贯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农业和畜牧业区,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

自古以来,中原汉族生产、生活所使用的耕牛、皮毛等,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

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内地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

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成为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

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政权和中原汉族的地主政权时分时合,民族矛盾时剧烈时缓和,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在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无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中断。

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统一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从而给商业活动开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

大约在1845年以前,每年平均从这里输往北方的茶叶约40 000箱左右,到了1852年却增加到约175 000箱。

山西票号的发展与演变精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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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不仅成就了晋商的历史辉煌,现在看来 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些制度甚至可以说仍 然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前沿。
下面简要介绍几个制度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1、股份制与两权分离
晋商在明代就已经开始组织股份制企业,合作投资, 资本金根据投资人的经济实力与意愿确定股份多少, 作为股东,经营成果按照股份多寡承担风险和享有 收益,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股权融资制度。
润分红后,按股份比例(包括实物资本股和人 身股),提取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 用,这部分资金仍归个人所有,只付给利息不
分红。经营中若发生亏损,由副本支付,借 以确保资本充足率。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这项制度,我认为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 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三稿)提出的从管制性资本到 经济性资本的转变是一致的。
这种全权委托的东掌关系,将大掌柜的德能置于全 社会的监督之下,大掌柜若经营模式不善或不够尽 心,会面临信誉的损失,在当时的经理人市场上被 人低看,会威信扫地,没有出路,对大掌柜的保人 也不利。所以大掌柜都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谓 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2、联号制度 山西银行实行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
考核制度:总号对分号的考核,是以“结利疲帐定 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 处罚。
报告制度:
书面报告:①正报 ②附报 ③行市
④叙事报报告 ⑤年终报告
口头报告:①每日晚上面报
②大掌柜巡视面报
③班期回总号面报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3、资本管理制度 票号资本金有正本与副本之分。 正本是股东的货币投资,在万金帐中记载。 副本也叫“护本”或者“倍股”,是在企业利
间传说票号号规为顾炎武“亲手所订”,是为家票 号。 不管那一种看法,票号确实发生于清代山西,渊源 于晋商。是适应商业资金调度需要发展起来的。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作者:瞿盼旺来源:《财讯》2019年第03期摘要:山西票号,一个中国特有的金融现象,为我国的金融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构建的金融经营模式被世界津津乐道。

山西票号的兴荣与衰败值得我国现代汇票,现代商业银行的借鉴,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只有跟上形势的变化,才能与时俱进。

关键词:票号;钱庄;汇兑;银行一、山西票号起源及发展(1)票号起源与发展一是萌芽阶段。

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

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且不安全。

于是,西裕成颜料庄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號,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

当然,颜料庄也会收取一部分汇费。

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

东家们决定,干脆专营汇兑业务,“日异昌”票号由此成立。

二是发展阶段。

“日昇昌”设立以后,山西商人纷纷成立票号。

19世纪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

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甚至到了香港。

三是成熟阶段。

19世纪后半期,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山西首创票号的原因一是晋商资本雄厚:据史料记载,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二是经营活动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活动,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

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三是商号之间需要: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为了解决现银运输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内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

探析其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山西票号在其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挫折,又数次崛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中外闻名。

然而,在清末经济危机困扰下,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经辛壬变乱[1]后,一蹶不振。

虽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号于危难之中,终因回天乏力,山西票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

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当时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票号盈利多总经理获利也多,但票号发生亏损则由财东负责,总经理不负任何责任。

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责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

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票号一改一贯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没能审时度势,明辨政治、经济动向的情况下就大量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

结果,在辛亥革命后,因大批工商企业破产从而票号放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致使众多票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不可否认,信用放款在经济景气时期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曾起过重要作用,票号经营前期信用放款风险也确实较小。

但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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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转自百度文库】中国会计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果说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那么,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中国会计,已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0年左右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那时,中国就有了“会计”的称谓,并认识到,会计工作是一项由零星核算到汇总核算再到三年大计的系统过程,这一系统过程应当真实、恰当。

会计在当时的涵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总核算,通过日积月累的岁会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公元1000年,中式会计在盛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并依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从公无1002年到1068年,连续三代皇帝推行财计组织体制改革,试图以此理顺中央与地方财计之关系。

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理财”为纲进行变革,并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改革的总机关。

公元1074年,设置“三司会计司”,以此总考天下财赋出入,实行一州一路会计考核制度。

尽管以上改革未果,然而,这些事件却在会计发展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

公元1078年至1085年,又回复到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并重新确立了政府会计、出纳及审计的组织地位,使会计工作恢复到正常状态。

上述史实表明,在11世纪,中国所进行的财计改革,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

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

宋朝采用“四柱清册”的方法。

“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即现时会计术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期末结存。

正是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而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的会计发展史中山西票号的出现为我国会计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

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

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

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由初期的产生到迈向辉煌,追溯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在票号产生的那个年代,晋商的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理论不谋而合。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

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

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

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

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

采用垂直管理集权模式,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

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

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二、采取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1、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种对人的管理制度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

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2、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

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

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

“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

其原则是:进一缴二存一该,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

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

3、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

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书手固定,附加暗号,等办法。

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4、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中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去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1、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

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

在学徒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年龄、身高、外貌、家世、语言表达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还需要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

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通过后仅学徒期就要三年时间。

2、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

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

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一、战争、货币、政治是影响票号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票号的发展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

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勉强支撑了10年之后,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衰亡成为必然。

票号结纳官吏,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原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

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

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政府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

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缘。

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

二、山西票号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

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

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

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

2、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

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

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

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3、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

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

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

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4、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

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

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

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为我国会计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有目共睹的。

一、采用了统一的记帐货币单位。

即:票号的本平制度。

票号为了较量各地“平砝”的大小,以便建立自身的统一记账单位,在银锭成色和重量都不统一的情况下,每个票号都建立了自己的平砝制度,与各地的平砝进行权衡,较出每一百两银锭比自置的平砝大多少或小多少,作为银两收交的标准,并凭以记账,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这种制度就是票号的本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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