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纳·缪达尔_第6章 对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这本书的准备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甚至超过了缪达尔之前长期从事的、多面精通的工作，格外引人注意。

特别是在美国，那些完全忽略了缪达尔在经济领域的基础成就的人至今仍把他与这本书等同起来。

这本书规模很大，差不多共有1500页（包括10页附录），用来完成这本书的花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中破纪录地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万美元（其价值大约10倍于21世纪初同等数量的一笔钱）。

这本书有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少数可以改变历史航向的著作之一。

即使如此，在著作此书时，这个计划是否可以完成也是前途未卜的。

背景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卡内基公司的高职官员，这个公司由“垄断”时代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创立于1911年。

在安德鲁·卡内基看来，极其富有是不道德的事情，慈善机构应负责“促进进步和传播知识”，这种责任可以灵活理解。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可能都把卡内基的慷慨大方同他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图书馆的资助联系起来。

这个公司活跃于很多领域，包括为美国黑人和非洲土著居民的利益而提供专款。

例如，它定期为美国南部服务于黑人的教育机构提供专款资金。

此外，这个公司还认购了由哈雷勋爵写的《非洲调查》这本很重要的书，哈雷勋爵是英属印度中已退休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本书出版于1938年，是一项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南非联邦生活的“困苦的白人”的生活环境的研究。

但是，到2（）世纪30年代末，公司的高层中对公司应建立何种指导以使将来的决策者能提升美国的种族关系产生了分歧。

在这件事上对专家指导的需要首先在1937年由牛顿·D.贝克表达出来，他是卡内基公司一个思想独立的理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定期地担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战时秘书，之前还担任过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市长一职。

在某些方面，贝克不可能是用来提高美国黑人福利的计划的拥护者。

作为美国内战中南部联盟骑兵军官的儿子，他在南方长大，他对种族事件的想法仍因一些当时该地区的种族态度的印记而招人厌恶。

但是，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国家面临着潜在的爆发性种族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大萧条和美国黑人从南方农场向北方城市的加速迁徙更加恶化。

在他的努力下，卡内基公司决定及时地进行一项专业研究来使决策者了解这一敏感事件。

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问题，专家学者因其不同的观点而区分开来。

一个深受布克·T.华盛顿（塔斯克基学院的创建者）影响的学派认为对黑人的教育应聚焦于职业化和实用化，而对南方公司机构禁止黑人参与的工作不应提供任何培训；另一方面，w.E.B.杜·博伊斯——第一个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黑人——的追随者坚信黑人应该获得同白人相同的教育机会。

那么，应该聘任谁来肩负这项工作呢？在早期阶段，美国学者首先被排除在外。

不管对错，这样做到底公正一些，毕竟在这件事上，美国人或许缺少足够的客观（这个决定也意味着对首席调查人员究竟是黑人还是白人的争论开始了）。

理事们很严肃地考虑对殖民地的事情极富经验的两个外国人：英国的哈雷勋爵，他曾经主笔《非洲调查》这本值得称赞的书；另一个是亨德里克·穆伍，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很有名望的殖民管理者。

罗伊·哈罗德的名字也有被提到，他是牛津基督学堂的一名经济学家，不过在这场角逐中他好像没什么竞争力。

经卡内基公司商议，美国人决定作出一个极大的破例来任命一个来自有过皇室系统国家的外国人来担当。

猎头们于是将目光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

在这种条件下，缪达尔的名字跃人他们的眼帘。

种族问题与他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这种清白之身却成为了他的优势。

很明显，他很年轻，而且作为学者来说，他的著作表现出给人印象深刻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都使他不容易犯错误。

作为瑞典国会中的一员，他拥有关于这项任命的实用政治学的经验。

在很大程度上，他被认为是瑞典福利体制的首要建设者，这也被计人对他的支持之中。

缪达尔被比尔兹利·鲁姆尔提名，后者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院院长，并在缪达尔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会员而逗留美国时会见过他。

不仅如此，缪达尔在1929～1930年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会员时已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方面有了很多认识。

到1937年为止，鲁姆尔已结束其学院生涯而接受企业界的高级任命，但他仍保留着作为一个活跃的人才发掘者而为不同领域的新的代理机构和基础建设推荐人才的兴趣。

鲁姆尔的主张被慎重考虑。

他对缪达尔的拥护已足以说服作为卡内基财团主席的弗雷德里克·P.凯珀尔对缪达尔进行任命。

在1937年夏末，凯珀尔提议由缪达尔来主导“一个对美国黑人的综合研究，并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现象采取整体的、客观的以及冷静的方式进行。

应邀请一个人能在总体上负责这项研究，并管理其他共事的人员。

这些人都是美国人，是人类学、经济学、涉及这个问题的教育方面和社会方面以及公共健康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家”。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让人惊奇的是最初缪达尔拒绝了这个邀请。

进一步来说，他明显认为接受这个邀请将危及他在瑞典政界的雄心壮志。

到1938年春天，在鲁姆尔访问斯德哥尔摩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从心底的改变。

于是，他同意主导这项研究，并于1938年9月初到达美国着手开始工作。

准备工作：阶段I在凯珀尔的建议之下，缪达尔开始对美国南部做大范围的访问。

理查德·斯特纳和杰克逊·戴维斯陪同缪达尔进行访问调查。

理查德·斯特纳是一个瑞典的统计学家（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而杰克逊·戴维斯则是一个思想公平的南方人。

这次远征不仅仅是在市政厅和郡政府所在地游览一番，正如缪达尔所述：“我们和不同领域的大多数的黑人和白人领袖建立了联系；拜访综合大学、学院、教堂、不同的组织和团体机构以及工厂和种植园；与警察、教师、传教士、政客、记者、农业学家、工人、小佃农交谈，事实上，我们同各式各样的人，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交谈……”黑人开的殡仪馆是特别有用的会话场所。

在这个行业中，黑人占有垄断地位，不必担心来自南部白人的竞争。

而且，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这个行业也超越了美国南部公司的范畴。

缪达尔为他所见的美国南部的“黑鬼”世界所震惊，并对他正着手分析的问题的尺度有了一种冷静的理解，带着这种理解他回到纽约卡内基公司总部。

他写信给凯珀尔，建议由委员会中的一个南方白人、一个北方白人和一个黑人共同组成一个小组与他一起准备最终的研究报告。

凯珀尔不接受这个提议，那样的话，这项工作的成果将带有由委员会制造的文档的印记。

这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的主管认为需要的专家级的帮助将被否认。

核心成员确定下来了，包括理查德·斯特纳、拉尔夫·J.班克（黑人，拥有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政治学学者，现工作于哈佛大学）、盖伊·B.约翰逊（白人，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社会学家）、保罗·H.诺冠（哈佛大学培训的经济学家）和多克赛·维克森（黑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因背景专论而受到委托的组织的成员一一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来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种族关系方面的领导性团队。

这个计划的范畴拥有惊人的主题，包括对黑人教堂和协会的调查、对黑人建康、黑人家庭、黑人与犯罪、黑人新闻、美国黑人的消遣和娱乐、黑人的人口运动以及在建立于黑人社会的社会分层上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查。

总而言之，大约15000页打印材料在进行阶段提交出来了，许多专著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的。

在所有助手中，缪达尔与班克建立了极其密切的联系。

他们两个在前往美国南部地区寻求事实的旅途上结伴而行，在此过程中，当他们由种族隔离主义者陪同时，出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间。

对班克来说，即使他打听到缪达尔的老板因为他对工作进程的严苛而被缪达尔认为是“瑞典的奴隶主”，他仍很是钦佩缪达尔。

这项委托研究在大范围类似研究课题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然而，在这一阶段，缪达尔并不满意，因为一个形成最终研究构架的主题尚未出现。

不过，调查者间几乎一致认同控制黑人混乱情况的基本要素是其困苦的经济条件。

这就暗示着，如果这部分人口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转变，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产生实质性的进步。

同时，这种转变可以完成的前景又因为利用区别对待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的障碍而变得暗淡无光。

然而，如果美国政体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排除那些阻碍进步的樊篱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在1940年的氛围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德国1940年春天入侵丹麦和挪威对卡内基公司的研究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打断。

纲纳·缪达尔和他的妻子埃娃都相信在这种紧张的时局下，他们的祖国是很安全的（当时人们似乎坚信他们的祖国将是纳粹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弗雷德里克·凯珀尔也赞同这一点。

萨缪尔·斯托佛将在缪达尔不在时全权代理指挥者这一职位。

人们对这个正在进行的调查能否完成存有很大的疑虑。

在瑞典的一段高产的间歇期返回瑞典，缪达尔夫妇就发现他们的祖国正遭受着非常严重的道德挫伤。

自然，瑞典以一个被占领国的身份免于参战，但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神代价。

瑞典政府屈从于纳粹战争机器，同意德国军队取道瑞典（在行军过程中穿越瑞典国土）以到达挪威。

虽然没有谁会相信瑞典军队的反抗能改写日后的结局，但瑞典在德国入侵占领自己的友好邻邦的过程中的共谋行径实在算不得崇高。

在缪达尔夫妇看来，他们的祖国似乎失去了应有的风度。

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受到限制，因为怕对纳粹政权的公开指责会激起德国的攻击。

瑞典传统中宝贵的国民自由思想，即使没能全部丧失也大打折扣。

缪达尔夫妻共同选择用笔表达出他们对此的关注。

其结果即是一本名为《与美国的联系》的书诞生了，并成为1941年瑞典最畅销的书。

尽管仍不完美，他们说道，美国已发展出了一种“信仰”，可以证明开明的政治价值观的完善，这在与美国人的对话中很明显，无论对方是知识分子还是不同肤色的普通大众。

这信仰的主旨正是对美国《独立宣言》和肯定了一切都公平公正、“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宪法在语言上的具体化。

缪达尔夫妇知道美国的现实，尤其在种族关系方面，还达不到完美的状态。

虽然如此，他们在各方面与美国的接触使人们相信这种信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它广泛地受到敬重，即使是南部，种族主义者对此也崇敬有加，虽然他们的行为与之相矛盾。

他们写道：“在我们看来，美国理想是整个大陆民主的联合力量。

”为特别阐明种族关系之中的问题，他们写道：黑人问题，就像其他所有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样，是美国的核心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国家意识形态和从中分离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两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美国，这其中的分歧正反映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道德和社会发展。

这些话写在一份文件的背景介绍中，用来给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下的瑞典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