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

2015年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4%，同比略有放缓，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对于宏观调控政策，会议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将使货币政策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哪些具体表现？中国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在哪里？明年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做到“松紧适度”？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改革的重点领域与举措有哪些？为探究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秘书处采访了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CF40：会议以“九大趋势性变化”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您更关注哪些方面的趋势性变化？诸建芳：我更关注消费、投资和国际收支领域的变化。

在消费方面，我们预期2015年零售增速在11.5%左右，信息消费热度不减。

2015年的国内消费市场将延续2014年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消费关注点不在实物消费而在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热度将继续上升，科技革命加快通讯设备等产品更新换代，地产链相对走平，汽车及石油制品增速继续走低。

在投资方面，随着后地产时代的来临，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发生变化，投资也将依照效率优先的原则，投向将更加精细化，而不再强调增长速度本身。

如制造业投资以装备升级为主、地产投资转向城市改造、基建投资重点突出在中西部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

在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增速下台阶，未来中国出口个位数增长是常态。

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两股力量主导：一方面，美国消费回暖带动经济复苏，欧元区加码宽松政策、助力内需稳定，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有所恢复，有助于提振全球贸易；另一方面，2015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方向性背离将继续加大，我们推断，人民币大概率将对美元保持相对稳定，而对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被动”升值，加权平均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将进一步上升，从而削弱我国外贸部门的竞争力，将对中国出口构成下行风险。

在上述两方面相反力量的影响下，中国总体出口增速将较今年有所回落，预计2014、2015出口分别增长5.6%和5.0%。

李迅雷：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从需求、生产以及风险等三大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从需求看，强调个性化消费、基建以及新兴投资、大规模走出去战略。

从生产看，强调产业升级与集中、倚仗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建立统一高效的全国竞争市场。

从风险看，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化解经济高杠杆和泡沫化风险、全面化解产能过剩。

在需求方面，消费需求是摆在第一位的，这意味传统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外贸发挥的作用都相对有限，主力军还是得靠消费。

而消费是有分化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的结束，也就是说依靠地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发展进入尾声。

当前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崛起，使新一代年轻人个性消费成为可能。

投资需求是放在第二位的，也是有分化的。

传统投资空间有限，制造业投资仍然要去产能，2014年地产销量负增长也会影响到2015年地产投资增速，因此，基建依然是稳增长的主要抓手，高增速的基建投资将为传统投资托底。

同时新型投资会发展起来，这就要求创新投融资方式，比如现在热议的PPP模式。

三大需求里面，外需是放在第三位的。

过去国际空间扩张很快，而我们有低成本优势，出口是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们的低成本优势也不再，因此未来出口保持平稳即可。

“走出去”成为重要战略，比如“一路一带”。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大举投资亚非拉等地的基建设施，把国内相对先进的过剩产能，转化为主权财富以及对外债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选择之一。

在生产方面，首先从生产的形态来看，传统产业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未来需要优化升级、兼并重组；而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这意味着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生产要素上，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及人口老龄化。

生产要素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变迁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未来经济增长以及要素分配将更加向劳动力倾斜，而代表资本回报的利率趋于下降。

市场竞争上，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风险方面涉及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和宏观调控。

今年首次提及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事实上，2015年也是《“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的收官之年。

对污染做出主要“贡献”的行业实际上也是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化工等，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

在这种增长模式下，我们是牺牲环境换取GDP的，而今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趋于上升，环保约束产能扩张，给投资套上枷锁，增长减速但质量提高。

经济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去杠杆和挤泡沫仍然是控制经济风险的大方向。

宏观调控方面，会议提出从全面刺激到通过市场选择，但没有提及房地产调控。

这表明政府或将容忍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舍小取大，更着力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弱化行政干预。

在完成住房信息联网、不动产登记等长效机制的基础工作下，从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进行改革，而改革方向便是调控更加市场化。

连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两位数高增速的粗放发展模式将成为历史。

近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主要是投资效率、人口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都面临下行趋势。

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投资主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人口红利结束，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可能持续上升，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已经趋弱，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内外压力，出口的增长空间有限；要素约束和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

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90年代下降近8个百分点。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直降至零甚至出现负值，拖累潜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基于以上原因，以往中国经济两位数的高增速将难以维持，以往经济粗放式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

姚洋：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清楚地定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也为之后五年的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

具体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发展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其次是我国经济增长将真正实现结构转型，或者也可以说结构转型已经在进行中了；另外，经济增长将更加看重创新。

关于“引领新常态”，从增长速度来看，由于政府政策会影响市场预期，如果政府把经济增速定在某个值，市场是一种预期；当经济增速定在某个区间，那么市场就会是另一种预期。

这就是在潜在地引领新常态。

CF40：会议对明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也做出了判断，认为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

您认为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近期，国际油价“跌跌不休”，俄罗斯卢布加速贬值，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国应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风险？姚洋：石油价格下跌对全球实体经济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欧洲经济一直时好时坏，但美国的复苏还是蛮强劲的，而且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

但是由于国际上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会有太大增长了，所以中国的出口也不会有太大增长。

那么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复苏疲态还是难有改观。

最近卢布持续大跌，但人民币不会面临太大的贬值压力。

我国经常账户增速虽然下降了，但是盈余还是很多的。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主要的贸易盈余来自于加工贸易，所以如果出口增速下降，进口增速也会下降，那么总体结果是，外贸盈余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比较小了。

相反，由于美元面临持续升值压力，我觉得明年中美在汇率方面的摩擦可能会上升。

诸建芳： 2015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从危机底部逐步爬升的状态，预计全球GDP增长3.4%。

G3增速分化，美国脱颖而出；亚洲新兴国家经济改善；而资源型经济体仍将面临困境。

美国将实现经济和地产复苏驱动力的切换，消费和自住型住房需求带动经济提速；欧元区大概率推出欧洲版QE，政策加码助力内需改善；日本提升消费税对通胀和需求的刺激效果正在衰减，结构性改革低于预期使前期刺激政策累积了较高的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日本经济可能会重现衰退。

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状况和金融稳定性将较2014年改善，而中东地区和“金砖”中的资源型国家可能面临一定风险。

李迅雷：低通胀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陷入通缩泥潭。

截至10月美国通胀水平已连续20个月低于2%；欧元区连续13个月低于1%；日本核心通胀实际仅1%，通胀长期低位运行。

而低通胀有转变为通缩的风险。

一旦通缩预期形成，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会受到影响。

欧元区的信贷紧缩也是造成低通胀的原因之一。

2012 年以来，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和家庭消费者的贷款金额逐步萎缩，甚至明显低于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低点水平。

信贷增长不断下滑，增加了通缩的风险。

小国央行已经丧失了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调节本国经济周期的能力。

而那些主要央行不仅影响本国的货币、经济环境，还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流动性。

总体来说，全球发达经济体尚未进入普遍加息的时期，尽管英国央行率先加息，但在当下很难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结束短期利率进而采取加息等货币措施方面显然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更具有示范性以及溢出效应。

近期美联储召开年内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认为经济将温和扩张，经济和就业市场前景风险“大致均衡”。

而在经济好于预期情况下提前加息，但也会因为进度放缓而推迟加息。

美联储未来加息周期的启动将会改变全球央行的政策格局，货币政策走向分化，也为全球流动性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油价下跌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工业能源成本，促进工业增速企稳，还可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政府财政政策空间。

2000年以来，我国原油消费大幅上升，2013年中国全年净进口原油2.8亿吨，合约17.6亿桶。

这意味着国际原油价格每下降10美元，将为中国企业和居民节省开支1070 亿元，约相当于2013年GDP的0.2%、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润的4.5%。

因而原油价格下降，将能显著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

另一方面，低油价同样有助于改善政府财政收入。

一是通过降低通胀直接减少赤字，二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速间接减少赤字。

不利的方面是，油价下跌使得国内工业通缩情形雪上加霜。

当前中国通胀环境类似于1998年，房地产拐点已现，企业部门负债率高企处于去杠杆阶段，制造业产能持续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