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文
“文起八代之衰，泽被后世之功”——解读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唐代中期出现文体文风改革的高潮，一方面缘于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即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
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逐渐明显。
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开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词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
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德古文理论。
古文和骈文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两种基本语言表达方式，古文的名词是后起的，是针对骈文而提出来的，指骈文产生以前先秦两汉文章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的概念产生很早，汉人所说古文指先秦文献典籍，亦指先秦古文字，在六朝人说的古人，乃是泛指前代的文章。
这些均与唐人所说古文不同。
唐代古文提倡者所说的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文章那种与六朝骈文不同的、不讲骈俪对偶的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也可以夹杂少量骈偶句，但以自由的单行散体为主。
古文和骈文作为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应当是并行共存的，彼此也可以相互掺杂运用，事实上它们各自的发展都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骈文侧重于格式整齐的语言形式美，而且是一种绚丽铿锵、和谐对称的雕饰美；古文侧重于语言的自由流畅表达，讲究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生动简洁的本色美。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 (1)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 (2)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 (4)3、攻讦“竟陵派" (8)二、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判的创新 (10)1、对公安派“性灵说”的创新 (11)2、对“竟陵派”攻击的创新，以气论诗 (14)3、转益多师,建立自己的诗文主张 (16)结语： (19)参考文献： (19)论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与创新摘要：钱谦益既是明末清初诗文的巨擘，同时也是一名出类拨萃的文学批评家。
他的文学批评与公安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以充实、提高，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扫荡了明末的旧文风和开创了清初的新文风。
关键词:钱谦益；公安派；文学批评;继承；创新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有学集补遗》、《投笔集》,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对于诗文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
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难免予以轻视，甚至为文人士子所不齿。
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缘故而被动摇贬低.然而，钱牧斋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是处于“四海宗盟”的显赫地位的，他因为“挽回大雅”、“嗤点前贤”自任自许，成为该时期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牧斋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诗文批评上的贡献应予以重视，不能以人废言、以偏概全.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略加探讨就可以清楚发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无不与公安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确评价和认识钱牧斋的诗文批评主张,分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迈不过坎。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公安派深受晚明革新思想的雾露滋润，这主要体现在其对阳明心学的接受上，尤其对李贽的倾倒。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李壮鹰11407
第一节 “大音希声”说
“大音希声”说
《老子》四十一章说：“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意谓最高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最高的形 象是没有实际形状的。庄子也说：“钟鼓之音， 羽毛之容，乐之末也”，谓现实世界中的可听的 乐音与可见的舞容，并不是“乐”的根本，根本 的乐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的。
道家的哲学思想
道家的“大音希声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其 中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艺术与物质的自然物有本 质不同：自然物的运动动力在于它自身，它的运 动是物质本身的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在它之外， 绝不可能有什么精神实体或者上帝在指挥它；而 艺术品的运动动力却在它自身之外，艺术家按照 自己的观念意图来产生它、指挥它。艺术品的物 质运动没有自在性和独立性，是艺术家观念的外 化。
后世道家也有这种说法，如《列子》：“有 之为有，待无以成；事之为事，由无以生”；三 国时王弼注《老子》也说：“有之所始，以无为 本”。道家的“道”，是相对于有形有质的物质 世界而言的的“无”。《老子》讲“道”：“视 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 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 之状，无象之象，是谓忽恍”；“道之为物，唯 惚唯恍”。
从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上看，其根本目的不是 表现艺术品的物质材料，而是表现他的思想和观 念。从欣赏者欣赏角度上说，我们欣赏一幅画， 或看一篇小说，所要领会的也是观念形象。艺术 品的物质材料虽然能够传达这个观念形象，但他 和观念形象却有本质的不同。
在艺术中，真正作为艺术而存在的，并不是
它物质性的媒介，而只能是观念、是精神。也正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在生成之前，就存在着 一种先验的“道”。这种“道”是宇宙万物的本 原。《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古代文学批评史论文
古代文学批评史论文在汉语新文学界，文学评论一直得到足够的重视，几乎任何时代都有重要的文学评论现象出现并施展其一定的影响。
文学评论的建树也与文学创作的收获一样，纳入了各种文学史考察范畴。
这就说明，文学评论从来就不应该是从文学创作那里衍生出来的，文学评论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上有着自己无可置疑的独立性。
然而，正因为这样的独立性，围绕着文学评论所暴露或衍生出来的问题便一向很多，并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的考察和论辩，而从文学评论的文体形态和主体意态这两方面论证，可以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前景提供一种理论探讨。
一、评论与文明的历史文学评论是一种批评的文明形态，而批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的体现。
人类文明有创造本能，也有议述功能。
所谓议述功能，即对于事物进行叙述，进行评议，以达到交流与评价的目的。
后来的各种批评，包括文学评论，都是这种议述功能的体现。
当然这是一种文化功能，不能说是本能，也就是说，议论和陈述往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产生的然而也是不可遏止的要求。
大家可以进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也可以进行审美批评和文学评论。
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比较，文学评论和审美批评超脱甚至可以远离一定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种特别明显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某种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内涵会比较丰富，学理可以较为深入，作为批评文体可能也容易体现出批评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评，都往往可以举文学评论的示例供言说。
批评可以看作是人类初期文明叙事的申述与概括，在文学意义上也是如此。
中国上古时代的诗歌《击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这确实来自于上古的先民，则这首歌典型地表现了原初叙述与批评(议论)的关系：前四句是一般叙事，最后一句却是申述和议论，具有某种传达价值观念的批评功能：“帝力于我何有哉?”表达了一种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对王权的批判和对自由境界的肯定，这样的人生观和意识情调，在人类文明的上古时代非常难得，代表着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自觉。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论文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
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学科。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
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
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
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
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
”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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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泄导人情。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阕。”
在《采诗官》中白居易也抨击了诗人对当权 者们的谄媚：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 兴喻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自始章句无规刺， 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 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 所贺皆德音，春宫每奏唯祥瑞。”
《寄唐生》高度赞扬了唐生的诗歌是：“非 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 在《伤唐衢》里说诗歌应该“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
白居易把歌咏民间疾苦，“使下人之病苦闻 于上”，作为诗人的一项义不容辞职责。他不但 是这样说，也正是这样作的。在他所写的讽喻诗 中，有大量的篇章，直接唱出了当时人民在重赋 盘剥之下的悲惨境遇和无告之苦。
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谄成，另一方面就主张 “救失”和“补缺”，希望诗歌能成为批评政治 的武器。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 歌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阕， 而难于指言者，辙歌咏之”。他向皇帝疾呼： “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第二，白居易在倡导诗歌应该批评政治的同 时，又十分强调诗人担负着宣泄民情、表达民间 疾苦的任务。早期诗论，虽然“美”、“刺”并 提，但着重强调的是诗歌对老百姓的教化、统治 作用。白居易则与此不同，他特别强调用诗歌来 反映他论
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在 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百 姓的疾苦，在文学史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他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并发展了以往的进 步的诗论传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较系统的、 重在批判现实、暴露黑暗的诗歌主张。
一、关于诗歌产生的根源
历来文人往往鄙视白诗的“俗”，如吴聿说 白居易的诗“甘于浅俗”，乃由于“才有所限”； 张戒称白诗“其辞浅近，其气卑弱”；释惠洪嗤 白诗“近于鄙俚”；王世桢甚至指白居易为“张 打油，胡钉铰”的“作俑者”。实际上，通俗的 形式，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的关键之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李壮鹰11426
《牡丹亭》写出之后，有人将其中的不合韵 律的地方改了，汤显祖看了哑然失笑，并且举了 王维画雪中芭蕉而有人改为梅花的故事来说明， 不能用俗人的眼光来看待《牡丹亭》。但他并不 是不重视韵律，但他认为韵律应该为表情服务， 顺其自然最好。
二、明人论小说
小说也和戏剧一样，在我国文学史是也是属 于晚出的文学样式。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看来， 小说也不登大雅之堂。明代的通俗小说创作是很 有成就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金瓶梅》都产生在明代。但是正 统文人对这些小说是歧视的。
情也。”他有两句话：“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说明情是人们行动的动派为“言情派”。
汤显祖不但在理论上极力主张言情，而且在 他的戏曲创作上也体现出自己的宗旨。他的著名 戏曲《牡丹亭》，可以说是“搜抉灵根，掀翻情 窟”。他反对那种僵化、死板的声律对表述性的 限制。作者要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就不能照顾 到每字的韵律：“如必按字摹声，即有窒滞进拽 之苦，恐不能成句矣。”。
“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 据其所载，师徒四人，各一性格，各一动止。试 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 人，则正以幻中有真”。所谓“幻中有真”，很 好地说明了小说在虚构中表现真实的道理。而且 这四个字，也透彻地说明《西游记》这样的小说 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本质，是用想象虚幻的 形象来表达真实。
李贽高度肯定了戏曲对现实的作用：“孰谓 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
怨”，“有此世界即离不得此传奇”。李贽也创
作了许多戏曲，并且评点了很多剧本。
明代后期，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 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戏曲在理论上的认识也就更 深入。而且由于人们对于戏曲理论的看法不一致 而出现了争论，这就是“临江派”和“吴江派” 两派的争论。前者是以大戏曲家汤显祖为主，因 为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所以叫临江派；后者以 另一个戏曲作家沈璟为主，沈璟是吴江人，所以 叫吴江派。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体例之简介摘要：本文从《四库提要》所载诗文评中选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进行体例的简要介绍，并涉及三种诗文评各自的价值和现在流传的部分版本。
关键词：《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体例版本《文心雕龙》体例介绍《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而且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总结了前人创作的经验教训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所发展，并使之系统化，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缜密的文学理论体系。
2008年下半年，熊老师条分缕析地讲解，并指导我们阅读了这部文学理论名著。
现将自己对《文心雕龙》体例的肤浅认识，略述如下。
《文心雕龙》的体例，主要是指全书的组织结构，并涉及到全书的理论体系。
刘勰在《序志》中对此已说得比较清楚了。
而《文心雕龙学总览》把《文心雕龙》的结构划为六种，即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
①其实，不管是何种分法，都是以《序志》为依据的，对《序志》一篇的理解又互有异同。
当我们把《文心雕龙》当成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来学习时，完全可采用以下的五分法。
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徵圣》、《宗经》、《正①参《文心雕龙学综览》，杨明照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纬》、《辨骚》五篇。
“枢纽”者，关键也，放在全书的前面，可见与作者的基本思想有莫大关系。
《原道》是刘勰论文的根基。
这里的道兼含儒家“炳耀仁孝”之道和老庄的“自然之道”两个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方面，但以儒家的思想为本根。
《徵圣》、《宗经》、《正纬》、《辨骚》四篇据涂光社《文心十论》言是“‘文之枢纽’的两正两奇之论”。
①《徵圣》要求作家“徵圣立言”提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的美学原则。
《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这两篇阐述儒家圣人和五经的博大精深，应为作家和作品的楷模，是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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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批评与公安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以充实、提高，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扫荡了明末的旧文风和开创了清初的新文风。
关键词：钱谦益；公安派；文学批评；继承；创新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有学集补遗》、《投笔集》，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对于诗文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
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难免予以轻视，甚至为文人士子所不齿。
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缘故而被动摇贬低。
然而，钱牧斋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是处于“四海宗盟”的显赫地位的，他因为“挽回大雅”、“嗤点前贤”自任自许，成为该时期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牧斋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诗文批评上的贡献应予以重视，不能以人废言、以偏概全。
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略加探讨就可以清楚发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无不与公安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确评价和认识钱牧斋的诗文批评主张，分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迈不过坎。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公安派深受晚明革新思想的雾露滋润，这主要体现在其对阳明心学的接受上，尤其对李贽的倾倒。
阳明心学是公安派甚至整个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其强调个性解放，把自我放置到凌驾一切的高度。
与此同时，作为时代代言体的文学也开始了变革运动，坦露真情、弘扬自我成为该时代文学的主题。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继承了阳明心学人性平等的思想，宣扬“安身立本”，他强调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进一步叙述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权利。
李贽是王艮的再传弟子，其思想在泰州学派上又突破了一大步，成为晚明最激励的思想家，他的叛逆思想将“人”的价值、欲望扩大到极致，是人的解放最热情的歌颂者。
其在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即在一篇《童心说》（《焚书》三）。
他宣扬“童心者真心也。
”“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这些话是从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转变而来的。
而他要做“真人”，存“真心”，就要冲破蹈常习故，陈陈相因，所以他不得不作狮子吼，一醒世人之耳目。
他提出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正是公安派中最明显最痛快的主张。
“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于水火”，这正是公安派人常说的“一段精光”。
他们认为必须有这一段精光，才是天下之至文。
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长的时代正是李贽思想扩布天下之时。
李贽堪为青年袁宏道的精神领袖，袁宏道曾往拜访李贽，亲自聆听教诲并与李贽惺惺相惜，成忘年之交。
李贽曾赞誉宏道：“盖谓其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
”与李贽的交往中，袁宏道思想“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未有涯也。
”以自我为中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成为宏道人生与作文的信仰准则。
钱谦益了解李贽有一个过程，他先是“少读李卓吾之书”，由此知其端倪，后识李氏“高足弟子”的袁中道等人，特别是听了袁中道对李贽的褒扬之后，才进一步“如见卓吾之声音笑貌。
”（《初学集》卷三十一）于是钱谦益在与“皆卓吾之徒”的公安派主将的往来中，对李贽的思想也自然地会耳濡目染了，最终发展到倾心的向往。
他曾高度地评价李贽：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青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人知卓老为柳下之不恭，不知其为伯夷之隘也。
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
狮子送乳，香象绝流……遗山《中州集》有异人之目，吾以为卓吾可以当之。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贽对伪学的抨击指责，对钱谦益思想的启发大有裨益，这从钱氏的文学主张和思想观念中能找到传承的线索，而公安派无疑是钱谦益接近李贽的桥梁。
第二，钱谦益视李贽为“异人”，明末时期时人称李氏为“异端之尤”，李氏本人又以“异端”自居，才高气傲的三袁兄弟把他当做老师，以弟子礼恭而敬之。
将以上的这些综合观察，公安派的成员与钱谦益有直接的接触，他们的气息相通，兴趣投合，又共同深受李贽思想的濡染，也正是他们，同心戮力，参与并领导了明末文学革新运动。
具体到钱谦益身上，他主要通过公安派而吸纳阳明心学，并最终成为了一位革新派的作家。
钱谦益读李贽的书，与李贽的弟子袁中道交往，最终也视李贽为“师友”，成为李贽的思想的崇拜者之一。
这可以从他的《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看到：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
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盯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
已从袁小修游,备悉其为人慈样易直,疏节阔目,约略如吾辈盛壮坦率未曾学问时。
然吾辈一涉世故,少知学间,枝叶烦纤,不能遂其本怀；秃翁老而好学,涉世日深,素心远性,未尝少改,斯其所以异也。
《有学集》卷二十一钱谦益的诗文批评也因为间接地从公安派那里继承了李贽思想的精粹，所以，他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受到公安派的熏润陶冶，打上李学的烙印，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就反对文学复古来看，钱谦益是继承了公安派批判前、后七子因袭模拟的主张的。
面对前后七子“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陈滥之辞”的复古拟古文风，造成文坛一片“剽贼佣积”的恶劣文风，公安派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感到无比的痛心疾首，于是他提出“性灵说”以反抗这种风气，其实“性灵说”也就是“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主张由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借品评弟弟中道的诗歌在《叙小修诗》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佳者，尚不能以粉饰蹈悉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积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优劣论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
”（《袁中郎全集》一）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强调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正常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为古人所拘，不为古法所囿，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独创精神。
为了反抗前后七子的复古潮流，公安派提出了诗文要重视“变与真”和“韵与趣”。
特别是其“变与真”的思想，尤为值得我们重视。
公安派本于历史的演变以反抗当时的复古潮流，袁宏道在《与丘长孺尺牍》中说：“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在《与江进之尺牍》中也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亦势也。
”他为何要这样重在变呢？盖即所以存其真。
“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这就是存其时之真。
“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这又是存其人之真。
所以他在《与江进之尺牍》又说：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乎？所以必变才能见其真。
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郎不反对复古，而反对赝古，反对剿袭为复古。
他认为变则有其真，袭则亡其真，所以他视心而不师法，“心”，其实就是公安派宣传的旗帜。
可以看出，公安派所倡导的“真与变”即翻尽窠臼，自出手眼。
所以他继续强调：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若只同寻常人一般只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
（《袁中郎全集》二十四，《答李元善》）正因新奇变态都需要从自己胸中发出，所以亦步亦趋，随波逐流，不能真，也便不能变。
这样才能“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雷思霈之序中郎《潇碧堂集》）他的诗云：“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见”可窥见他是要顶天立地从己见出的。
因此，公安派对“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着，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的前后七子给予了无情的攻击，对他们的诗文批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诘难，为晚明剽窃雷同、佣积沉闷风气正盛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了一种昂扬的活力，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前后七子的宗古拟古的流风余韵，对诗坛荒芜、文苑衰落的局面起到了补救的作用。
钱谦益的诗文批评理论继承公安派，仍是强调以“性灵”为主，这是对抗复古主义最有力的武器。
与公安派的成员一样，钱牧斋诗文批评理论的重点也是旨在抨击复古派的弊端。
他举出三条，即“曰僦”、“曰剽”、“曰奴”。
钱谦益认为这些最大的病根就是“伪”。
他说：“诗文之缪,佣耳而剿目也，俪而斗叶也。
其转缪,则蝇声而绷窍也,牛鸣而蛮语也。
其受病,则皆不离乎伪也。
”（《初学集》卷三十一《刘咸仲雪庵初稿序》）显然，“诗文之缪”，甚至“转缪”，其根本就是“伪”。
钱谦益这些切中要害之论，明显继承了李贽等人反对“伪”、“假”，抵挡“闻见”、“道理”侵入童心的观点，而受公安派的影响也包括其中。
为了补救诗文处于“缪”和“弊”的境地，钱谦益从治疗病根“伪”开始，把倡导“真情”、“真情”放到突出的位置。
他说：文章途辙,千金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华夕槿也。
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
（《有学集》卷三十九《复李叔则书》）由此可见，“真”在钱谦益观念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具体到诗文领域，钱谦益正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批评理论，不遗余力标举“真诗”。
公安派作家，特别是袁宏道，在继承李贽诸人注重“真文”、“真诗”的时候，更倾向于做“真人”，到了钱谦益那里，作家的“真”，即“真人”与作品的“真”，即“真诗”、“真文”得到了更为有机的统一。
从而对把诗坛文苑变成森严恐怖的鬼域魔国的前后七子作出最有力的的挞伐。
他直接把矛头指向罪魁祸首李梦阳、王世贞。
他在《王元昭集序》这篇序文中,表达了其对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态度: 古今作者之异,我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