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异同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之比较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人性角度出发，主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

其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在于努力“中庸之道”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问题。

孔子主，“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法治”。

孔子的追求“中庸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道德化，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是道德哲学的政治化。

孔子的“中庸”“三观的个合一”“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都具有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包括对于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参考价值。

一、从人性角度出发，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一分析孔子）“从个人发展到群体”的逻辑思路。

孔子认为，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是将心深处的“仁爱”外化为“推己及人”“忠恕”的之道，“仁爱”而将导向成“仁政”则是君王的立国之本。

孔子的思想集中表现于《论语》之中，《论语》在一书中，“仁”字出现了１０９次，“仁”说明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所谓的“仁”包括忠、悌、勇、宽、，恕、智、恭、信、惠等等，敏、几乎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和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孔子对“仁”的权威解释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求亲爱一切人，做到与一切人友善。

“仁爱”既是孔子伦理思想核，也是孔子伦理道德规体系的基本原则。

其具体做法就是“推己及人”从肯定方面来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一个，“忠”（论语雍也》；字从否·定方面来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一个，“恕”（论字）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语颜渊》。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

“仁爱”扩展到“爱物”即爱自然，爱宇此基础上，孔子还将宙，实现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相处。

由“爱人”“仁政”再到“爱物”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全部涵，，这一涵蕴含了到丰富的和谐因子，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和谐社会的孜孜追求精神。

“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本的。

但孔子认为“仁”的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爱自己的亲“爱”爱自己的父亲，；扩人，对自己亲人爱到极点，也只能叫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

所以“亲亲”必须扩大到“仁民”要对老百姓行，“仁政”。

孔子构想的理想社会，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天实现下”所谓。

“天下”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独、矜、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为。

”（二分析亚里士多德）“从个人发展到群体”的逻辑思路。

“善”“善政”和都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畴，集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学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天生是善良的，而同时“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本性上讲，，人应该趋向于过一种城邦（国家）的生活。

在他看来，城邦的起源是自然的或说是人性的结果。

城邦的目的是“促进善德”即促进，“优良的生活”。

城邦是人性的“高级组合”是至善的团体，，城邦所追求的善业是最高最广的善业。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因此，（《）孔子的“仁爱”反映的是“己”“他人”与的关系，其基本要求就是以人际交往为中介，把自我的反省转化为对他人的认同，以创造人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立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人之本。

孔子在《论语》中还将“仁爱”“仁政”认为只有以导向，“仁爱”之心行“仁义”之政，国家才能久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是立国之本，也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对个人来说，城邦的善是最高而最广的。

亚里士多德的善政，首先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善政与“‘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正义相联系。

政治学上的善就是依归究，开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药方”以化解，当时希腊城邦政治的危机。

从《政治学》一书的结构看，明显卷三、卷七、卷八为第一部分，重在探讨包括两个部分：卷二、理想的国家，卷四、卷五、卷六为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现实国家的研究（卷一为序论。

）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柏拉图的《理和孔子笔下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则更显得是一，想国》个现实主义者。

正义是城邦的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

人类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也就不可能有优良的生活。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过美好的生活———它的目标或目的是公民们的福利。

由此很容易推断，政府应该为美好的生活立法，所有公民的福祉。

都应该得到国家行为的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

整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

“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二、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在于努力追求“中庸之道”（一孔子的）“中庸”观的目的是“三个合一”。

一词，最早见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中庸”·乎！”论语雍也》。

大致意思是指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平衡的原则。

“中庸”可以说是孔子所持有的一种执着而不偏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折中调和积极而不激进、的思想，这种调和与均衡，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可以说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平衡状态，由此而形成了著名的“中庸之道”。

如果对孔子“中庸之道”的平衡智慧做一点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做如下三方面的开掘：）（１“天人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

即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敬天”畏天”在“、的基础上追求天、人两极的和谐统一，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

）（２“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

即在自己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理想状态是达到“人我合一”的和谐境界，集中体现于其“仁道”仁政”“、思想。

）（３“欲理合一”的中庸平衡智即在人自身各种欲望与理智调控关系问题上要达成心慧。

和谐状态。

孔子在承认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时几乎毫不例外地主对欲望必须进行理性的引导，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二亚里士多德）“中庸”观的目的是“两个结论”。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指的是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

因为这种境界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用他自己的话语表达，中庸之道”“可以包括如下容：慷慨是挥霍与吝啬之间的中庸，“庄重是自傲与顺从之间的中庸，谦谨是无耻与羞屈之间的中庸，文雅是滑稽与呆板之间的中庸，高尚是卑屈与顽强之间的中庸，娇柔是坚韧与病态之间的中庸。

如果说要过上善德”善行的生活，就必须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学科建构和知识创建的话，那么，从中庸政治思想到政体观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就是当然之举。

而且，顺着亚里士多德的话语逻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就城邦的组建或者政体的创设而言，应该以中产阶级作为基础。

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

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正义为希腊四善德（希腊四德：克制、勇敢、正义和智慧）之一，就政治而论，义德尤重于其他三德。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一个道德体系，凡所论证，于是否“合法”之外，必须先推求其是否“合乎正义”。

（三孔子与亚氏）“个人—群体”逻辑思路的异同比较。

从前面的文字容可以看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都认为群体来源于个体。

同时，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建立至善至美的群体，其逻辑思路基本相同。

但是，仔细分辨，也不难发现如下区别：）（１具体表述不同。

在表达“个人的良好德性”孔子用的是时，“仁爱”亚，“至善”在表达；“理想的群体”概念时，孔子里士多德用的是用的是“社会”重心落在，“民”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城邦”即后来的，“国家”重心落在，“君”）。

孔子的（２“理想社会”带有很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更注重人的诚信度与道德性，为以后的儒家政治法律观奠定了基础；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则更加带有现实主义成分，更注重人的理性，为其后的古典自然法学流派的政治法律观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加证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再多比较分析一下。

要理解孔子笔下的“社会”大概有四个要点：），（１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为大众的，不是为个人的。

）（２和谐社会应该能把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让他们为社会服务，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很讲信用，人们都能和睦相处。

）（３各种人都能够有其适当位置为社会贡献力量，比如说孤寡老人或者是有残疾的人也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养，让他们能够很好地生活，这样就可以保证社会每个分子都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

）（４和谐社会是诚信的社会，是没有欺诈的，也没有偷盗的，是一个夜不闭户的孔子笔下的“社会”如同柏拉图的，《理美好社会。

可见，想国》主要是道德观的影响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更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先有家庭（人的结合）然后，发展为村坊（家庭的结合，）最后到城邦（村坊的结合。

家庭）和村坊应该被看作城邦演化发展中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一方面受到其老师柏拉图的深刻影响，寻求建设理想的国家；另一方面，通过对希腊１５８个城邦国家的调查研第二个结论是，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讧”在他看来，。

富有阶层是狂暴、暴戾的，而赤贫阶层则是下贱、狡诈的，只有中产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同时，中产阶层也没有必要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

害怕其他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永远是彼此不信任的。

最后，他认为，只有中产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

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

或者是近乎中道，也就不易发生这种蜕变。

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政体还可以避免党争、讧和纠纷。

因此有理由相信，只有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城邦，才是最优良、最稳定的城邦。

（三亚里士多德）“中庸之道”与孔子“中庸之道”的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思想。

两者有何联系与共同点，又有何区别呢？我们发现，两者明显的相同点是强调“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