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对外交往特征浅析 (2)

吐蕃王朝对外交往特征浅析【摘要】本文依据相关历史资料，并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时期对外交往的特征进行宏观上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吐蕃对外交往的基本轮廓，以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吐蕃王朝发展进程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项策略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探讨这些因素与吐蕃王朝崛起、强大和称雄中亚地区的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

关键字：吐蕃王朝高原地域佛教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的先进文化采取什么态度,是影响民族文化能否得到延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而处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在其发展的重要阶段——吐蕃时期就很成功的吸取外来先进文化，为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最终溶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

藏族先民们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唐代称为吐蕃，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藏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高原地域特点是藏族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所以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环境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

以此按常理来推理，藏族似乎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藏族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始终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惊人的开放特征，积极向外开拓，积极的对外交往，尤其是在藏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王朝阶段表现最为突出，这一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为此，本文将就吐蕃王朝对外交往特征与藏族历史发展之内在联系作一初步的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对外交往的开放特征与藏族的历史发展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漫长时期内，藏族先民就已经与周围的民族进行着长期的不间断的交往。

其土著文化系统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但西藏高原的土著文化却绝不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反，而是在不断与周边相邻地区各原始居民群体发生交往、联系或融合，不断广泛地吸取外部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可以说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藏族先民就已经有积极对外交往的历史和传统。

吐蕃王朝时期是青藏高原社会大开放和大发展的时代，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形成和奠基时期，同时也是藏民族这一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

然而这两个过程却是通过吐蕃社会的全面开放和向外开拓来完成的。

因此，开放性发展可以说是吐蕃时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点。

吐蕃时代的大开放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对外交往过程始终伴随着全面的向外扩张。

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即以向外的开拓和发展作为立国之本，并展开了持续达200年之久、强有力和全方位的向外武力扩张。

吐蕃武力扩张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作为一个高原王朝乃是极为罕见的。

在扩张之鼎盛时期，吐蕃势力曾东取长安，北占西域之四镇，西抵中亚各国，南达尼婆罗和印度恒河流域。

此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言："彼吐蕃者，西陵开国，积有岁年，蚕食邻善，以恢土宇。

高宗朝，地方万里，与我抗衡，近代以来，莫之与盛。

"不过，吐蕃扩张之最大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却是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并将青藏高原范围内众多的部落和部族纳人了其统治之下。

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标志着青藏高原各部落和部族从过去分散和多元状态开始迈向了一体化的进程，这无疑为藏族自身之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表现于两点：（1）吐蕃王朝的扩张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青藏高原地域的统一，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族的地域分布格局；（2）吐蕃王朝首次将青藏高原地区原分散和互不统属的众多部落和部族在政治、军事上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加之其统治时间长达两百余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征服与被征服各部之间的融合和同化。

这不但奠定了藏族的根基，也大体框定了藏族的基本成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吐蕃王朝的全面扩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几乎覆盖于整个青藏高原的庞大的藏民族。

可以说，正是吐蕃王朝的开放和向外扩张促成了藏族自身的形成。

2、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吸收。

吐蕃向外扩张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吐蕃广泛和全面地吸收外部文化的过程。

由于吐蕃向外扩张在本质上乃是吐蕃与周边文明之间进行的一场激烈竞争，尤其是与其处于同时代的大唐王朝之间的竞争大大激发了吐蕃提高其自身文化的需求和愿望。

所以，在整个吐蕃时期，与吐蕃王朝之对外战争平行发展并占有同等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学习和吸收。

从派遣吞米桑布扎赴印度学习文字并借以创制或改造藏文，到迎娶唐之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及尼婆罗之墀尊公主人藏；从延请印度、尼婆罗和汉人工匠修建大昭寺。

小昭寺和桑耶寺，到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文化；从不断派人赴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及延请高僧人藏，到向唐请《毛诗》、《礼记》、《左传》等；从主持印度僧与汉僧之间有关"渐、顿之争"的大辩论，到大量翻译梵、汉文佛经；从唐、蕃间多达290余次的使臣往来，到派人赴唐求取五台山图和引进汉地之医学、历算知识以及丝绸、磁器、造纸技术和茶叶等等，都无不体现了吐蕃在社会之各个方面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和异常强烈的学习和吸收。

此外，吐蕃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也对周边之制度多有摄取。

如《贤者喜宴》记，吐著"自北方霍尔、回绝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

吐蕃中、后期在政治和职官制度方面对唐制也多有摄取和模仿。

不过，吐蕃时代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最为重要的内容却是自印度、汉地和西域等地引人了佛教。

贯穿于吐蕃中、后期的激烈佛、本之争，不但标志着吐蕃传统社会已受到佛教的强烈冲击，同时也标志着佛教与本教及吐蕃本土文化之间融合的开始。

佛教在吐蕃时期的全面传入，不仅提升了整个吐蕃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吐蕃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同时佛教作为一种系统宗教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系统也对吐蕃以后西藏社会之重新构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因此可以说，藏族整体文化的奠基和其基本面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力于吐蕃时代的极度开放和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吸收。

3、吐蕃对外扩张战争与掠夺导致吐蕃王朝的强盛，给吐蕃本上带来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这为吐蕃王朝空前强盛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吐蕃对外的扩张战争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这在吐蕃对唐发动的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尤为突出。

《资治通鉴》记："每岁积石军（陇右）麦熟，吐本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

"这种以轻济掠夺为目的的进攻，在吐著对外发动的战争中占有很高比例。

吐蕃每一次对唐进攻得手，几乎无不伴随对唐朝财富的大规模掠夺。

如786年"八月，吐蕃寇径、陇、分、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

"787年，吐泰军队攻陷分、径及连云堡等地，"驱掠连云堡之众及分、径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到弹筝峡，自是径、陇、分等贼（吐本）之所至，俘掠殆尽。

"。

引唐书·郭子仪传》载："（吐萧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赋兼乘数四。

"763年吐备攻人长安，亦"剽掠府库市里，焚阎舍，长安中萧然一空。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财宝贮于瓜州者，均在吐著攻下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穿着唐人好绢帛矣。

"对外的扩张战争不但使吐蕃从被征服地获得大量的税收来源，同时战争本身也给吐蕃带来了巨额财富，这构成了吐蕃王朝强盛之基础。

由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到，吐蕃王朝的发展和强盛始终是建立在强烈的对外开拓和开放基础之上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全面吸收，正是开放导致了吐蕃王朝长达200余年的发展与辉煌。

吐蕃王朝以后藏族社会之发展同样与开放密不可分并一如既往地呈现了极为开放的特征。

在吐蕃王朝以后，藏族历史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分别是：13－14世纪元朝统辖和管理西藏时期、明代帕竹政权时期、明末至清朝前期。

这三个时期藏族不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表现了空前的活跃，同时对藏族自身的历史发展也是重要转折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期。

这一切都得益于吐蕃王朝的开创性作用。

吐蕃时期的开放是在各个方面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收，同时也包括了在民族成分上对青藏高原地区各部落与部族的兼并、同化和融合。

故吐蕃时期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吸纳、兼并和融合，是兼收并蓄。

因此，对藏族与藏族文化来说，吐蕃时期既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的形成和奠基时期，也是藏族自身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吐蕃以后藏族社会的开放则是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并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同周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因此，吐蕃时期开放是全方位的，藏族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惊人的开放特点显然不是偶然的，而应与其所处的高原地域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体说来，促成藏族历史呈现开放特点之原因，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理环境因素。

由于藏族所处的高原地域环境本身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加之其自然条件较为严峻，物产寡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族文明的物质发展水平。

与此相反，西藏周边地区的各种文明，无论是中原文明、南亚文明或是中亚文明，因其所拥有的地理环境、交通和自然条件都相对优越，故其文明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因此，在历史上，藏族文明的物质水平与周边的文明地区相比，始终处于一种较低的发展水平和相对滞后状态。

这种状况，决定了藏族文明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本能地产生一种突出其封闭的高原环境，向周边各文明地区汲取营养的强烈需求，产生主动趋向周边发达文明地区并向其倾斜和靠拢的趋势。

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的这种本能的向外发展趋势，不但是其自身物质与经济利益方面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具有在文化上广泛吸收外部文明营养之要求。

吐蕃王朝的扩张及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纳，就正是这种趋势的典型反映。

所以，从某种意义说，正是相对封闭的高原地域环境赋予了藏族文明在发展上的相对开放特点。

也就是说，恰恰是由于高原地域的封闭，才产生了要求打破地域的限制来获得发展之愿望和需求。

第二，其政权与政治形态发展的需要。

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传人吐蕃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使吐蕃在佛教文化方面与印度、西域和中亚的佛教各国乃至于中原地区的交流、沟通和联系成为必然。

一方面藏族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必须与周边的各佛教流传地区保持交往联系并汲取其营养，佛教成为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政治统治而大力发展佛教，推动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因为在奴隶制国家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就必然要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而控制劳动人民反抗的方法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就是思想控制，特别利用宗教作为精神武器以麻痹劳动人民对他们残酷统治的反抗。

宗教在奴隶制国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奴隶制经济走向衰退的时期作用会更加明显，。

藏族的发展历史证明，藏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充满活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族，一个具有巨大的兼容性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一个具有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和辽阔地域分布的民族，是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惊人的开放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其开放性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