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学习目的】通过本讲的学习要掌握几个重点内容，一是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并认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了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的历程；三是寻求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学习安排】5学时

【学习内容】

2010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当前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经济增长粗放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刻不容缓，要大力推进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这不仅昭示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而且也指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以解读。以期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更充分的了解，并且取得广泛的共识。

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一）单纯追求GDP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时主要采用的指标是经济增长。它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或者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GDP）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仅仅强调的是数量增长。这种单纯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单纯追求GDP会导致忽视发展经济的目的。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为了增长的增长则把增长或追求GDP当作目的，这就会忽视很多有利于文明身体健康的公共事业。（2）单纯追求GDP导致为了增长而不择手段，由此引起各地的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而且还对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激励，结果是污染环境，使资源不堪重负。（3）单纯追求GDP还会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如果GDP被当作唯一的目标或主要的目标，这会使地方政府形成GDP导向的政绩观，如此，数量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提高质量或者为此需要的技术创新被忽视，其结果就是集中于制造环节这一产业链条的低端，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传统的经济增长采取的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最明显地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这种“三高一低”的特征。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在世界上比重已大大超过经济增长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而且增长的速度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进一步地提高。这对我国的能源形势形成很大压力。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二者占能源总消耗的90%。煤炭是我国能源结构中比重最大，尽管我国目前的煤炭探明储量还可以开采上百年，但是，煤炭的高污染引起的过高的环境成本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导致对环境压力要求必须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煤炭使用的技术创新。石油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仅次于煤炭，但是我国相对不足的石油储备和快速增长的石油消费形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这种矛盾引起的对国际石油的依赖度加大，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受国际石油价格影响的程度，而且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

过高的能源消耗引起的高污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忍受环境质量差的限度不断降低。过去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也越来越难被人们接受。因此，在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目的日益彰显的背景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很难为继。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出巨大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表面上是通过外贸的渠道影响了我国与进出口相关的实体经济。但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这种冲击主要是对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冲击。

粗放式经济增长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1）这种增长方式所走的一条产品便宜路线。而产品便宜是由于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环境便宜决定的。因此，这种路线走起来很被动，一方面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资源的价格都会提高，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拐点；另一方面会有劳动力、资源更便宜的国家会与我们竞争，而且我们在这种竞争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是在下降。（2）这种增长方式所走的另一条产业链低端的路线，即附加值很低，没有核心的生产、核心的技术，没有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创意，没有后面的售后服务等等，挣的中间的加工层面的，仅仅是加工层面很少的利润。（3）这种增长方式所走的还有一条路线是过度依赖外需。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冲突，特别是我国不断强大的背景下，这种局面会使我们陷入日益突出的矛盾中。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挑战集中于这几个特点上。产品便宜引起的外贸摩擦越来越多；产业链的低端使面临着制造业大国带来的冲突，如现在世界市场上的许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但是中国制造实现的利润却很低；过度依赖外需随着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需求的调整变成对我国的制约。

总之，我国过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目前的形势下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而这种不适应不仅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应该转变的问题，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如果不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的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甚至会出现更大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的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经济发展经历中，加快经济增长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课题。期间虽然有些政治路线斗争的干扰，但是，中国人近百年因落后而挨打的记忆，成为赶超和加快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因此，谋求经济增长几乎贯穿了新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各个阶段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些不同。

（一）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基本采取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选择一是受技术约束而不得不作出的。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不仅是中国丧失了发生工业革命的机会，特别是因此拉开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在100年间受尽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欺凌。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具有的现代工业的比重只有7.9%，许多工业品都冠以一个“洋”字。这样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走粗放之路。二是从增长的难易程度进行的。新中国成立时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经济发展的起点也非常低。在这样的形势下，最容易实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因为相对于技术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自然资源也可以说是“地大物博”，因此，所选择的只能是以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三是受产业结构影响作出的。建国之初，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一产业占70%，因此，还属于典型的农业国。第三产业很不发达，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更是落后。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实现经济增长只能是粗放的。

30年的粗放的经济增长，虽然使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的较大的变化，不仅建起了一个相对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年均经济增长也超过的6%，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些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使得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的代价非常高。

（二）1978年——：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20世纪80年代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在初期的拨乱反正时，就强调要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1979年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提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药充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80年代初实际上已经提出。1981年五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就十条方针，可以说是重视和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以后中央也多次提出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例如1982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大，即提出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随后在同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提出，“六五”计划要求，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

“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产品质量差，物质耗费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技术管理、严明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健全检查制度、监督制度，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改造，采取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一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使用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概念，具体提出：“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0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又一次专门提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2.20世纪90年代提出两个“根本转变”

1992年，中国掀起了新的一轮追求速度的发展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十四大仍然提出：“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认真转好引进先进技术的笑话、吸收和创新。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1995年9月，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时专门讲到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吧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

1996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提出要实现的两个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指出这是未来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

3.新世纪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对建国5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和对世界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以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完成了关于工业化认识上的转变。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分析我国“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时，认为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一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进而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正式将过去一直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是一个发展观念的转变。科学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完成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有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胡锦涛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

如果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算起，中国为实现这种转变已经奋斗的近30年，但是，时至今日，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此困难？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难题？

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如下几个难点：

（一）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

实现经济增长不仅决定于生产，而且还要借助于流通、分配和消费，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的问题，而且还是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还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西方经济学家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而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到2009年，我国绝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个行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即使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风力发电行业也出现过剩。利益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3.33：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

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

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的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三）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

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环节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有人测算过，2004年中国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监管，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四）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消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是科技投入相对不足。如教育经费投入，在1994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要实现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的15%，占GDP 的4%，但这个比例到今天也没有达到。一方面，改变政府的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五）调整利益格局与实现利益平衡

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社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等因素的扶持下先富了起来；一部分行业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从而成为了垄断行业，进而产生了巨大的垄断利润；当然也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灰色地带”谋取了许多物质

财富。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利益团体相互博弈的格局，尤其随着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明显。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动到部分个人、团体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势必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虽然中央政府早已三令五申要求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要求保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但是出台的各项政策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使中央的意图难以真正落实。其实不仅是房地产行业，想要让任何一个领域内的既得利益者将“嘴里的肉”吐出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将调整利益格局称为啃“硬骨头”绝不为过。但是，发展方式转型就意味着破旧立新，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啃掉利益格局这块“硬骨头”。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统一思想，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围绕这一目标，可以选择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在于：

（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

首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是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或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仅关系着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问题，而且也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社会稳定能否继续保持的问题。因此，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次，调整城乡结构。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也引起中国经济社会部协调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制度和政策上的便利，加快推进城镇化。

最后，调整地区经济结构。30年改革开放呈现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协调，而且改变这种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有人认为这种地区结构不平衡可以复制东亚发展的雁型模式，也就是说，改变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潜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

（二）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

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但是，我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主要从事附加价值和盈利率很低的装配制造作业。面对这种情况，出路首先在于促进与科学相关技术的成长。这一方面要靠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另一方面要靠繁荣昌盛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性支撑。

但是，目前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开发性投入，都还难于为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开发的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基础研究的支出比例过小。此外，从研究开发的主体看，主要开发研究是由研究所、高等院校等非企业组织进行的，而企业的开发研究能力很低。这种科研体制是不利于研究开发取得成果。

因此，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

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給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效、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

科技创新是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新的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较之先行工业化国家，我国工业化有一个更为优越的条件，这就是能够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由于信息产业创新活跃，发展迅猛，而且因为其基本功能是改善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现代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对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意义变得更为突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其产值很快从1993年的913.4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6920.9亿元，是1997年之后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因此，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快信息通信技术在我国各个部门的渗透，降低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支重要力量。（三）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央反复重申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却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

首先，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给予发展科学技术高度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就一再发出“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进军”的口号，也制定了多个“赶超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但是，赶超的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没有为科技创新提供适合的制度环境。

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提出“由外延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后，从1971——1975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把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加快技术引进、有计划第进行企业的更新改造确定为重点，企图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安排和大量的国家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为此，苏联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然而，苏联加快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经济也没有到达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高速增长的要求，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下降。

这种“苏联现象”，即一方面是庞大的教育科研和开发体系，一方面是越来越低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提示我们，庞大的研究开发和教育体系的缺乏适宜的制度条件的情况下，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以来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这里的症结在于，苏联建立了一种封闭、僵硬的行政性科研体制和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体制，压抑和损害了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我们要实现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主导，形成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和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次，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是切实改善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意义重大。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附加值低、盈利率也低的简单制造业在我国发展如此迅速，而盈利率高、附加价值也高的服务业和研发设计等制造业中的服务部门却如此缓慢？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对其深层原因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有着很不相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对体制、机制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却很高。服务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因为大大增加。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里，服务类行业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我国发展服务业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现代市场不再只是在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小范围本地人市场，而越来越多的是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更大的市场，甚至是全球化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进行的非人格化交易，仅靠过去行之有效的商人之间的双边乃至多边信用关系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已经不够用了。在这种交易中，要有可靠的司法体制和良好的执法环境才能促进交易高效率的进行，也才能给一些对制度依赖性高的产业深化发展的机会。

最后，信息化水平提高对体制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信息化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信息化过去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这一成绩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分不开的。以通讯业为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经济的信息传输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相对单一的纵向信息传输模式越来越让位于网络状的横向信息传输模式，这刺激了中国通信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再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为例，借助市场竞争和全面开放政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已经成功地融入了全球市场体系，在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以及国际贸易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

因此，面对信息化产业巨大的发展前景，以及它对于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具有意义，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传统体制依然发挥作用并制约信息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政府认定项目、企业和研究机构执行计划的无效做法，也必须放弃那种由行政机构建立基金、行政官员决定给谁资助和“政策倾斜”一类做法。

（四）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深化改革、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但所有这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的条件能否发挥作用或发挥作用的大小，都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首先，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权力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中的那些全能的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干预确有效率的条件下，不应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结构调整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权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从现在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到，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能够给党和政府的机体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2004年7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就是一部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过大的权力，实现政府依法治市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立法。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限制政府权力

和建设有限政府的工作还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花更多的时间。

其次，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需要配套改革。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国家财政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改善整个政府体系的动力和机制。目前。我国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融资的财政系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继续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盈利性的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社会治安维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开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以此实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步减少对企业经营性发展项目、应用性研究项目的资助，增加对教育、科学、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的目标。当然，完善的政府财政目标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目前世界各国无不鼓励和激励私人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由于后者往往在组织方式、信息取得等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这类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中作用。况且，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高度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事务完全由国家来处理，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来提供，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建设，强调各种社群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发挥工会、商会的作用，使它们能够有效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同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施自我纪律。

最后，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政府坚决高自己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群组织和市场去处理，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提供法制环境；通过总量手段保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迫切而艰难的任务，只有成功实现这个转变，中国才能在这个发展变化的世界中真正自立自强。其中，基础性制度建设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职能坚定不移地推进自身改革，因为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金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习读本［M］.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