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刑法的道德基础

论环境刑法的道德基础内容摘要：环境大生态伦理应当为环境刑法奠定道德基础，本文在冷静反思“环境权”热之后，力倡环境义务先定论，划定了环境刑法“不害环境”的伦理底线。

关键词：环境刑法道德基础环境权不害环境环境哲学的基本观念通常意义上，环境哲学可以定义为连接人类、自然和价值的一般理论。

它与生态哲学的环境研究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相同，但是生态哲学更强调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技术－社会的关系，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的关系，寻求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环境哲学是比生态哲学更为广泛的学科。

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哲学可以视为是环境大生态哲学和环境可持续哲学的有机结合。

理由如下：首先，它是环境大生态语境下的人类反思。

它意识到“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

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面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成为进化的帮手，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要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

其次，它是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智慧对环境大生态的关注。

它主张种际、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强调自然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社会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和动力，尤其注重人类这一物种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必然依赖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

再次，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环境大生态观是可持续观的伦理基础，环境可持续观是大生态观的价值方向。

环境大生态观要求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将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有机系统整体，肯定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基于这种大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要求作为大生态系统中最有智慧和最有影响力的控制者的人类，必须考虑到大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质量、发展趋势以及对当代和未来人类的影响，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使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也使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

最后，环境大生态具有自身的合理目的性。

按照环境大生态自身的互动性规律运动，会趋于各个系统总体上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大生态是以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价值方向的——公平、正义、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谐等价值理念由此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环境大生态伦理美国著名学者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曾经指出：“由哲学家们所研究的伦理关系的扩展，实际上是一个生态演变中的过程。

它的演变顺序，既可以用生态学的术语来描述，同时也可用哲学词汇来描述。

一种伦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从哲学观点来看，则是对社会的和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

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

伦理若向人类环境中的第三因素延伸，就会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生态上的必要性。

按顺序讲，这是第三步骤，前两步已经被实行了。

环境保护运动就是社会确认自己信念的萌芽。

”强调自然界万物具有“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属性，应当得到人类道德关怀的基本手段，环境伦理学家强调：“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是生态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

这两个范畴相结合，构成了自然道德的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自然道德就无法建立。

”传统伦理学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和评价标准的伦理学，它狭隘地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世界立法”，强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主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指出：“我们就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他生命也是目的；我们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

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

这里作为“目的”或“主体”的价值显然是指“内在价值”。

环境伦理学中所谓的“内在价值”就是指自然界万物所具有的一种工具性价值之外的，独立于人类评价者的价值，也就是本文所强调的环境（独立）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我展现，这种伦理哲学首先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抛弃，进而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借助自然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生态学、系统科学等科学理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来证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阿恩•尼斯曾经指出：“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良好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

这种价值是独立于有限的人类目的的工具有用性之外的。

”联系前文所述，大地才是“主人”，而人也不过是世界的匆匆“过客”，人没有理由僭越自己适格的生态位，否则只会导致自己成为大自然的弃儿，而后代成为大自然不再欢迎的“客人”，从而终结人类的持续存在，又如何奢谈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树立环境哲学的生态伦理观，要将道德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承认大自然的道德主体地位，要求人类认识到自己的适格生态位，进而担负起自身的责任。

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生存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都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整体系统具有自我维持、自我调整、自我组织的机能，它使整个生态系统呈现出稳定、平衡与协调性，人类只有在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因此，我们要尊重和维护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和秩序，担负起爱护和保护大自然的道德责任，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和良性循环，建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和谐共处，共同有序的发展。

要求人类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真正把人看作环境大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从而复归人的生态位，这并不是贬损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相反，建立在环境互动论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才能为人的存在找到更加坚实的基础，结束人类“无根”的漂泊状态和悬浮状态——因为：“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但大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

”只有坚持在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基础上理解人的主体性，才能真正树立平等的观念，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克服自身的狭隘性和盲目性，并进而成为环境大生态之中最具责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一员。

环境义务先定论笔者进一步认为，以上这种道德担当应当扩展为法律的义务，在此结合有关研究成果提出法律意义上的环境义务先定论。

环境义务先定论的提出，可能被认为是对当下中国环境法学界所热衷的环境权话语的一种批判，但实际更严重的是，它的锋芒所指即真正目标乃是权利本位主义。

权利本位主义已经风靡整个现代法学界，它的勃兴是现代法学中兴的标志，藉此建立起来的权利话语已经完备周详。

但是，权利话语是建立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背景下的，因而，权利本位主义以及权利话语也有适合它生存的特定语境，在“权利——权力”关系中，权利优先说无疑是正当的而且是应当大力提倡的，但是，它只能说明“以国家立法为法律规则产生的依据，以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为权利来源的背景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说“公民权利先定”，可以成立。

不过，“它证明的是公民权利对国家的先在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对于义务的先在性。

”而“用公民权利对国家的先在性来证明权利对于义务的先在性，是文不对题的。

”而对于当下环境权话语来说，也犯了这样的逻辑错误，究其原因，就是权利话语忽略了更加广阔的“背景”—环境，因此，当环境这一背景成为问题的时候，权利话语（其中当然包括环境权话语）的合法性也必然受到质疑。

忽视环境这一背景的环境权是无合法来源的，它欲图在肯定国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先占原则的前提下为公民环境权的合法性提供论证的努力是意义不大的，而且容易陷入国家在一国法律体系之内也享有环境权（利）的悖论。

笔者认为，环境权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有它的合法领域，在承认国家先占原则的前提下，强调公民环境权才是合法的和有意义的，但是，国家先占原则本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是尚需论证的课题，而且，这并非现阶段我们努力的中心目标，当务之急乃是从环境义务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

笔者认为，如果要将环境权理解为公民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那么首先就必须承认环境本身的权利，而实际上就是要求首先承认环境的独立性价值，这就要求承认环境本身的道德主体地位，而这一方面环境伦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厚重广博的知识储备。

如果说，环境伦理学从“愿望的道德”出发，要求人类摆脱人类沙文主义的桎梏，将人的“良知良能”扩展至整个环境大生态系统从而赋予环境的道德主体地位，藉此建构起环境（自身）价值和环境（自身）权利的知识体系。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环境法学（包括环境刑法学）就是将这种“愿望的道德”转化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整合，从而建构起人类环境权利的话语体系的。

在笔者看来，要想使环境权不至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么就必须全面审视“人－自然－社会”这一环境大生态系统，以人与环境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理解环境义务和环境权的关系。

一个显明的道理是，人类必须先对环境尽一定义务之后，才可能在道德和法律上有资格要求环境给予相应的回报，即获得“天赋人权”的一部分——环境权。

有学者指出：“人与生境的契约，它是人际的，人与生态系统存在同构的契约，亦由人自身充当资格主体，只是她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的，而是相对的、多维复合的，她通过人的自觉意识来把握和实现她所代理的他者的意志和利益。

”正是由于环境是无言者和弱者，因此，在这种人际契约之中，必须更加注重对人的环境义务的强调，而不是首先强调人对于环境所享有的权利。

环境刑法伦理底线的建立环境无论在政治国家，还是在市民社会的知识话语中都是容易被忽视的，为了防止出现前文所述的在环境问题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于环境的合谋与共害，那么就必须谨慎地对待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

笔者倾向于在环境刑法之中确立起一种底线伦理——不害环境的道德。

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富勒提出了两种道德即“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区分。

所谓“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类力量的道德。

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

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

而法律的内在道德包含着一种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它始于最明显的和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而延伸向人所可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据此，笔者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契约关系”之中，环境始终是以弱者和无言者的身份出现的，而如何对待弱者和无言者，始终是一项重大的生存法则。

自然环境是最无辜的第三人，而且是无法哭泣、无法悲伤的无辜者，因此，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无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