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46)3
【摘要】“第三极文化”是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与绍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理念,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比较哲学家与汉学家安乐哲是“第三极文化”理念的响应者、倡导者与践行者,他通过思想阐释、典籍英译、文化传播等途径为“第三极哲学文化”的重新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优化共生体系的“和”概念是“第三极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关系构成的人的理念。
安乐哲英译中国典籍是为了让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使用阐释域境、术语表、中国学者注解、中西译者合译等方式努力纠正西方读者的误读。
此外,他还出版中国哲学阐释著作、类比西方哲学概念、积极开展课堂教学,并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能急功近利,应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传播格局。
【总页数】7页(P267-272)
【作者】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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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读者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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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认知的多重历史视域融合
等 多方 面 ， 知 中 国传 统 哲 学典 籍 在 特 定历 史条 件 、 会 发 展 、 族 认 同等 过程 中提 出的 相 对 “ 定 ” 认 社 群 规 意
义。 这 种规 定 意 义 从 历 史的 角度 而 言 ， 于历 史上 的 阐释 者 和 译 者 均 已不 是 “ 观 知 识 ” 而 是 “ 观 知 对 主 ， 客
儒 主 要 指 皇 权 “ 崩 ” 至 今 的新 儒 学 ， 已 基 驾 后 它
本 脱 离 政 治 权 利 的 “ 架 ”回 到 了 学 术 与 文 化 框
轨道 。
圣化 ， 汉 到 明清 的 ２０ 秦 ０ ０余 年 间 ， 学 家 实 际 哲
上 就 是 阐 释 者 的 角 色 。 他 们 不 敢 公 开 声 称 创 立
中国哲 学 的 发展 按 照冯 友 兰先 生 的理论 ，
可 分 为 子 学 时 代 和 经 学 时 代 。 总 体 上 说 ， 学 子
时代 是 中国哲 学 的原 创 时 期 ， 一 时期 的经典 这 当然 是 元 典 。 汉 以 降 的 经 学 时 代 起 ， 国 哲 学 中 就 进 入 了 阐 释 发 展 的 阶 段 。 由 于 把 元 典 作 者 神
定意义。
关 键 词 ： 中国哲 学典 籍 ；阐释 ； 多重历 史视 域 融合
中图 分 类 号 ： ０９ Ｈ ５ 文献 标 识 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０ ８— ３５ ２ １ ） １ ０ ３ ０ １０ ２９ （０ ０ ｏ — １８— ５ 收 稿 日期 ：０９— ０—１ ２０ １ ０
基金 项 目 ： 家社 科基 金 项 目“ 国哲 学典 籍 英 译研 究 ” ０ Ｂ Ｙ １ ） 国 中 （７ Ｙ ０２ 阶段 性 成 果
是 附 属 于 政 治 的 文 化 现 象 ， 非 独 立 的 价 值 文 而 化 体 系 ，Ｌ 孟 、 的 系 统 理 论 是 从 普 通 人 而 非 孑 、 苟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维系着一个 民族得 以安身立命 的根基。它 主要
是指 周 代 ， 尤 其 是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形 成 的 元 典 文
本， 如后代所称的《 五经》 《 四书》 《 荀子》《 老子》 《 庄子》 《 墨子》 《 公孙龙子》 等， 及汉 以后相关 的
子集 ， 同时也包 括魏 晋南 北 朝 之后 传 人 中 国的佛 学典 籍 。以儒 、 释、 道 三 家 为 主体 ， 兼 及 其 他诸 子 百家 的 中国哲学 典籍 ， 不 仅 集 中体 现 了 中 国文化
中国哲 学 是 中华 民 族 文 化 的 产 物 。我 们 生 为 中 国人 ， 浸 濡 在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生 活 的基 本 方 式 里 ， 我们 有什 么理 由不 去 进 一 步 的认 识 这 种 文 化 的 精 神这 种 文 化 的 意 义 呢 ？作 为 一 个 慎 思 明 辨 的 中国人 ， 我们是 无法 逃 避 发 掘及发 扬 自己历 史 智 慧与 民族智 慧 的责 任 。 ｌ ｌ Ｊ （ 可 以说 ， 中 国哲 学典 籍承 载着 中 国哲 学 的核 心 价 值 ， 作为经典文本 ，
性研究（ １ ３ Ｙ Ｊ Ｃ Ｚ Ｈ ０ ０ ２ ）
作者简介 ： 杨
静， 女，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 主要从事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１ ３１
的哲学 体 系 ， 产 生 新 的 经典 ， 但 也 有 可 能会 曲解 或过 度诠 释 元 典 的 内容 ， 正如刘笑敢先 生所言 ： “ 中国哲学 诠 释传统 的 典 型形 式是 以经 典诠 释 的 方 式进行 哲 学体 系 的建 构 或重 构 ， 这 一 方 式 包 含 着‘ 客观 ’ 地诠 释 经 典 的 ‘ 原义 ’ 和建 立 诠 释 者 自 身 的哲学 体 系 的 内在 矛 盾 和 紧 张 。 ”＿ ５ Ｊ （ ’由此 可见 ， 如何 安 顿好 诠 释 者 的历 史性 是 一 个 严 肃 的 方 法论 问题 。 国 内许 多 学 者 都 意 识 到 中 国 哲 学
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可编辑）
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匿圈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李涛运城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山西运城o44ooo摘要：中国古代典籍的完美输出，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翻译画龙点睛。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需要译者对英汉两种语言都有良好的审美修养和细腻的审美感受。
译名不仅要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更要帮助外国友人理解中国典籍的内涵深意及蕴含的灿烂文化。
关键词：古代典籍；文化；翻译标准；基本策略；翻译方法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 7>2013 O1-0083-04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底汉学家中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成就最为卓著者蕴深厚，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正进行着之一。
广泛而深人的接触，并逐渐和国际接轨。
外界对中二中国古代典籍书名英译回顾国古代文明的准确理解，直接的载体是古代典籍，英国传教士JamesLegge 1815―1897 是一名其书名的翻译便是最直接的了解视角，正如眼睛是出色的汉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心灵之窗，好的书名翻译是欣赏全书的点睛之笔。
将“四书”书名分别译为 TheFourBooks：Confucian精准的典籍书名翻译会激发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Analects，TheGreatLearning，TheDoctrineofthe的兴趣，甚至会点燃对其深入了解的热情。
Mean和TheWorksofMencius，这些书名的翻译被一、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概况认为是第一次权威性的翻译译作，客观全面地反映一中国古代典籍翻译简述出“四书”中每本书的要义和核心思想。
1885年传教士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播是中国早期《礼记》在伦敦出版，书名音译为 TheLiKi，这是典籍翻译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对孔子著作的翻 Legge所翻译“五经”中的最后一部书，这一成就至译。
高延《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典籍片段回译研究
高延《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典籍片段回译研究
秦明星
【期刊名称】《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8)003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汉学家高延的英文著作《中国宗教体系》,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著作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典籍片段,并对此进行了英译.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著作,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对这部6卷本的英文著作进行了翻译,对其中所引用的中国典籍片段进行了回译.笔者有幸参与了部分翻译,现详细地探讨一下典籍片段回译的方法.
【总页数】5页(P78-82)
【作者】秦明星
【作者单位】郑州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郑州 45006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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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典籍中的古代度量衡英译研究r——以高延《中国宗教体系》为例 [J], 秦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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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论视角下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研究——以《论语》英译本为例 [J], 徐光霞
4.链霉菌高拷贝质粒pIJ101 DNA的研究Ⅱ.在大肠杆菌中具有终止子活性片段的
克隆和分析 [J], 邓子新;Tobias Kieser;David A.Hopwood
5.《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语言回译和文化回译研究 [J], 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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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21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
作者： 宋晓春[1]
作者机构： [1]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出版物刊名：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页码： 939-948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深度翻译;《中庸》英译;翻译阐释
摘要：21世纪初美国出版的三种《中庸》英译本均呈现出显著的深度翻译特征。
安乐哲译本通过在引言中论证中国哲学的过程性、译文中运用焦点与场域语言以及注释中诉诸类比等深度翻译形式凸显了对中国过程哲学的阐发;浦安迪译本则侧重于文内隐注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显化翻译建构了一条经典重构的诗学路径;迦达纳译本着重通过爬梳《中庸》经典化历史、复制双行小注的注疏体和引用业已为经典的朱熹注等方式践行了以“经”构“经”的史学路径。
本文结合中国阐释学的境域论,将这三种译本中哲学、诗学和史学的多样化阐释解释为译者与其最为切近层次存在境域之间张力的产物。
典籍英译如何译?——评《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皆已“ 达意” ,但汪氏“ 以诗译诗” ,在“ 达意” 的前
提下保持押韵,因此能够“ 传神地达意” ,形成了独
特的优势。
中国 古 典 戏 曲 主 要 指 元 杂 剧 和 明 清 传 奇。
《 策略研究》 选择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剧作:
《 牡丹亭》 《 西厢记》 和《 长生殿》 。 第八章首先对
早期理雅各的《 论语》 学术型译文,与韦译简洁流
畅的译本进行比读,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了韦
译本长期深 受 西 方 读 者 欢 迎 的 原 因。 同 时 也 指
出,韦译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而理译的翻译策略则
能够有效避免文化负迁移,因此,读者接受和文化
保真之间的矛盾有待更籍英译“ 如何译” ,是国内首部针对“ 文
库” 翻译策略开展系统研究的著作。 全书纲举目张,兼及各类文本,译评犀利客观,为典籍英译
翻译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 中国典籍;翻译策略;大中华[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 15883 / j. 13-1277 / c. 20210405406
其中,哲学典籍涉及儒家、墨家和道家;文学典籍
数量最多, 可 进 一 步 细 分 为 古 典 诗 歌、 戏 曲 和 小
说;科技典籍包含综合笔记类、地理类和茶典。入选“ ” 的《 论语》 译本来自西方汉学家
亚瑟·韦利。 韦译本在国内外皆获得了广泛而持
久的认可,曾多次再版。 《 策略研究》 第二章选取
接受状况不佳的“ 主要原因不在于译本的可接受
度,而在于译本的流通量、保有量小,关注度不高;
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国人所译典籍拥有大量潜
辜鸿铭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及其启示
辜鸿铭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及其启示中国哲学文献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系统性、深层次的认识，也是中国智慧与人类生存之道的书写呈现，承载了中国人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凝聚着人际共在与合作的哲学理性。
经过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近现代海内外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中国哲学文献的西语翻译成为传播中国智慧、建构人类理性的一股清流并延续至今，史称“中学西传”。
在近代翻译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晚清名士辜鸿铭就是“中学西传”的典型代表。
然而，由于19世纪以后中西关系的逆转，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们倾向于关注“西学东渐”，而对“中学西传”趋于淡忘，对辜鸿铭在翻译中华文化经典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有所忽视。
在当今语境下，总结并反思中哲西译和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参考和借鉴辜鸿铭当年的一些翻译做法，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有一定助益的。
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在其《中庸》英译本的序言中表达了《中庸》是中华智慧之书，其英译是为了便于欧美人了解中国文化之“道”，培养道德责任感。
有人据此认为，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文化，呈现中国良好形象。
实际上，辜鸿铭的真正意图在于救世。
他翻译《中庸》（1906）、《论语》（1898）的着眼点是全人类。
他认为《论语》的翻译，其核心在君子之仁，也是西人所缺失之道德。
他说：“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
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
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矛戈生焉。
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于此也。
”显然，辜鸿铭翻译中国经典的关注点在于全人类的文明教化。
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是因为他试图依据儒家文化设计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重建人类道德伦理秩序。
辜鸿铭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力图将其中包含的道德价值译介到西方文化之中，以力劝西方社会接受仁爱道德文明，放弃枪炮暴力文明。
虽然“四书五经”之前已有翻译，但辜鸿铭认为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并不准确，甚至有误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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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
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
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与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
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P20)。
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与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与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与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
”(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
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
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
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
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
性即理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率,循也。
道,犹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
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 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
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
《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
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
《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
”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
”[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
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
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
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
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
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
所谓“天者理也”。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
”(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
”(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
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
”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
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
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
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
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
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
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
“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
”[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与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
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
(P79)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
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
”“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 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 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
”[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
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
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
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
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
[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论体系对元典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