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摘要：抽象与具体、实证和规范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恒久的话题。

在方法论研究中，有两个经典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来表述抽象和具体、实证和规范的关系问题。

本文在分析两个方法论隐喻的基础之上，详细讨论两个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李嘉图恶习休漠的铡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言：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

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一、“李嘉图恶习”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

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

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

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

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

“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

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

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

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

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

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

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二、“休漠的铡刀”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切实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那骚·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西尼尔因为其对经济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应用经济学的贡献而为人们所知。

关于经济学的本质与范围，以及经济学家的职能，他的观点十分著名。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论及财富的，必须与立法科学鲜明的区别开来，后者包括幸福与福利这样的主题，而财富与福利是毫不相同的两个问题。

经济学家必须时刻牢记，在寻求政策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对财富的考虑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西尼尔渴望将经济学确立为一种具有一般有效性的、实证的和演绎的科学。

穆勒受到了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的影响。

孔德的思想与我们论述相关的是他的一致同意理论和实证方法。

一致同意是个非常有成效的思想，可以说预示了经济学中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该思想坚持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相互依赖的：一个时代的宗教和哲学的倾向；其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其技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并不只是并排而立，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他们由相互作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过程，某一部门的任何深刻的变化都与其他部门的相关变化相伴随，或者在先，或者在后，或者碰巧同时发生。

孔德的实证方法，是归纳法的先导，曾被看作是得出一般结论的唯一合适的方法，然而，一旦从特定经验中得出一般结论，它可以按照演绎法加以检验。

关于经济学，孔德对其加以批评，认为经济学存在本身破坏了前者，而经济学的方法则不能满足后者。

接下来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与规范问题。

在多数学者当中，尤其是受到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中，存在一种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

其实，马克思本人并不是这么强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等地对待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明确地反对实证主义。

马克思当年，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

但是他显然十分重视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事实的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宣称:“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

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在《资本论》这部叙述资本主义运行内在机理的学术著作中，主要阐明历史过程的“是”与“将是”，而几乎没有叙述关于“应是”的命题。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他是排斥规范分析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多的仅是去诠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当然在方法上也更多的使用的规范的定性分析方法。

表现出的这种过多倚重甚至迷信规范分析方法的原因，其主要根据大多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即“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

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提倡和注重规范分析，是不对的。

准确地说，“抽象力”，或曰抽象分析并不否认实证分析，因为数学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抽象，是逻辑的最高层次。

马克思历来也很重视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经济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分析是相当实证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了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以及众多的统计图表。

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数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三、两个方法论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倾向，这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

基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并有大量的论著问世。

“两个范式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现实状况是，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忽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问题，“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水平的教员比较缺乏……，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仍然比较严重”。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

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

“一般地讲，经济学家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专业能力……在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运行的”。

凯恩斯也曾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

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系。

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

例如，伦敦大学奇克教授说：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定阶级意识、价值观念系统的集中表现，它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碍人们达到客观的科学认识，有的则需要和有利于客观的科学认识。

J.C.豪尔绍尼认为“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