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中资企业海外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内容
《中资企业海外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展海外投资与业务拓展。
然而，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着诸多复杂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可能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进行全面、科学的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对于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稳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海外安全风险的主要类型（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首要风险之一。
不同国家的政治局势不稳定、政策变化频繁、政府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等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些国家可能发生政权更迭、政治动荡、社会冲突等事件，导致企业的投资项目受到干扰甚至被迫中止；政府出台不利于外国企业的贸易保护政策、税收政策调整等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二）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汇率波动、市场需求变化、通货膨胀、利率风险等。
汇率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波动，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则会对企业的资金成本和投资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三）社会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包括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威胁、民族宗教冲突等。
一些海外地区社会治安较差，犯罪率较高，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面临较大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也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民族宗教冲突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司法制度和合同执行等方面。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企业如果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可能会陷入法律纠纷，导致经济损失；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执行效率低下等也会增加企业维权的难度；合同执行方面的风险则包括合同条款的模糊不清、对方违约等情况。
（五）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包括地震、洪水、飓风、火灾等不可抗力因素。
一些海外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企业如果没有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可能会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
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1. 引言中信保（China Export &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贸易提供风险保障和信用保险服务。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是中信保根据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研究所编制的一份重要报告，旨在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各国家的风险状况，为其海外投资和贸易决策提供参考。
2. 数据收集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编制过程首先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各国家的经济指标、政治稳定性、金融体系强度、自然灾害风险等。
数据收集的渠道包括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行业研究报告、国际组织和机构发布的数据等。
3. 数据分析收集到的数据经过整理和分析后，中信保的专业团队会对各国家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他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对每个国家进行打分和评级。
评估过程中会采用统计分析、趋势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 报告编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中信保的专业团队会编写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4.1 概述报告的开头会对整个报告进行概述，介绍报告的目的和背景，以及编制报告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等。
4.2 国家风险评估报告会根据中信保的评估结果，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分级。
评估结果通常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展示，以便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每个国家的风险水平。
4.3 风险因素分析报告会对各个国家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等。
分析将会详细介绍每个风险因素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对企业的影响等。
4.4 建议和预测最后，报告会根据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状况和风险因素的分析，提供对中国企业的建议和预测。
这些建议和预测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贸易决策中更好地预防和管理风险。
5. 报告发布和使用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通常会通过内部渠道进行发布，供中信保的客户和相关部门使用。
基于ICRG数据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分析讲解
基于ICRG数据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分析1李媛汪伟苗琛（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沈阳110870）摘要：在综述四个国家风险评估机构及其评估方法基础上，建立了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三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创新性地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后，利用ICRG的2012年6月的原始数据计算了140个国家的国家风险得分，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各国风险得分呈现正态分布；亚洲国家风险水平较平均地分布在50分到90分之间，欧洲国家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风险水平整体较稳定；优质风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发达国家占67%，发展中国家占33%。
最后对中国“走出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启示。
关键词：国家风险；海外投资；ICRG一、问题提出经过十多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达到907.1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在“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政治风险咨询专家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分析中国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和伊朗等国的投资行为后得出结论：“由于同一些不稳定的国家进行交易,中国的全球投资策略正在付出代价。
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姿态的提高,代价也将提高”。
1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沈阳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与风险控制机制研究（F12-276-5-11）”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媛（1964-），辽宁沈阳人，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服务贸易。
2011年1月14日，苏丹南部独立使我国在该国投资建设的完整的石油产业链被分割为两部分，如今油田较为集中的南北交接地带又成为冲突多发地区。
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内战使我国在该国大规模承包工程企业的营地和工地经历战火洗劫后“满目疮痍”，而恢复合同和索赔商谈迄今仍无结果。
2014年3月16号，克里米亚进行全民公投，公投结果脱离乌克兰并以联邦主体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该地区的外资企业命运充满了不确定。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是指外国投资者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的评级报告。
这种报告通常由专业的投资机构或咨询公司编制，旨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通常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经济环境，包括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通货膨胀率、汇率稳定性等方面的评估。
2. 政治环境，涉及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法治环境、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支持程度等内容。
3. 投资环境，包括法律法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的评估。
4. 行业分析，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产业进行分析，评估其发展潜力和投资机会。
5. 风险评估，对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汇率风险等进行评估，并提出风险防范建议。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阅读这些报告，投资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风险，有助于他们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同时，这些报告也可以帮助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了解外国投资者的需求和关注点，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总的来说，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在促进国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投资者、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发布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发布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涵盖了占中国海外投资流量九成的114个样本国家（不包括避税港），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延续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类共42个子指标的量化体系，全面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别风险情况。
2023年的风险评级结果中，评级最高的国家是瑞士，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分别是：新西兰、丹麦、卡塔尔、韩国、挪威、瑞典、阿联酋、德国和澳大利亚。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中，德国、新加坡的排名有所下降。
排名进步明显的国家如南非、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排名分别上升20位、16位和13位，主要是因为对华关系良好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
本次报告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子报告，以及RCEP专题。
本年度评级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大体不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华关系得分虽显著高于整体水平，但个别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值得注意。
RCEP成员国的国家风险评级得分好于整体水平；但纵向比，RCEP成员国的投资风险有所升高。
部分RCEP成员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需重点考量的因素。
2018年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1602亿美元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需要，统筹研究确定第一批 15 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名单。
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投诉实行“首诉负责制”
国家卫健委出台《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办 法》规定，医患沟通中有关诊疗情况的重要内容应 当及时、完整、准确记入病历，并由患者签字确认。 医疗机构投诉实行“首诉负责制”。
在银行业对外负债中，存贷款负债 7287 亿美元， 债券负债 1848 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负债 3841 亿美元。
此外，外汇局还公布了 2019 年 2 月我国国际货 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按美元计值，2019 年 2 月，我 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476 亿 美元，支出 1596 亿美元，逆差 120 亿美元。其中， 货物贸易收入 1317 亿美元，支出 1232 亿美元，顺 差 85 亿美元 ；服务贸易收入 158 亿美元，支出 364
2018年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达11164亿美元
2019 年 3 月 2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8 年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 11164 亿美元，对外负债 12976 亿美元，对外净负债 1812 亿美元。
在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存贷款资产 8315 亿美元，债券资产 1365 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资产 1485 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 75％、 12％和 13％。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1.1％，低于 2 月 0.4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 ；中、小型企业 PMI 为 49.9％和 49.3％，分别比 2 月上升 3 个和 4 个百 分点。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风险与对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风险与对策［摘要］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亮点纷呈。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都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应加强战略对接，创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落实顶层设计，提供投资合作支撑；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投资便利化；畅通投资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对策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以及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日益紧密，并提振双方投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已累计吸收中国500多亿美元的投资，与中国新签额度达3049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9个贷款项目额度为17亿美元；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达40亿美元。
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45.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占同期总额的8.5%，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与中国企业新签了8158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达1260.3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36%。
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中的份额达到51.6%。
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较上年增长9.7%。
中国海外投资报告
中国海外投资报告
根据中国海外投资报告，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增长的趋势。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430亿美元，同
比增长4.2%。
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
资国之一。
报告还指出，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其中，制造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行业，占总投资金额的40%。
科技投资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
报告还提到，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私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占总投资的80%。
其次，
投资方式趋向多元化，包括并购、绿地投资、股权投资等。
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对海外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包括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市场准入障碍等。
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总体来说，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
然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前仍需要认真评估风险，加强管理和合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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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Working Paper No.201801January23,2018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CROIC-IWEP）国际投资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目录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 (4)一、评级背景 (4)二、各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综述 (5)（一）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简介 (5)（二）评级对象 (6)（三）评级指标体系 (6)（四）评级方法特点 (7)三、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9)（一）指标选取 (9)（二）标准化、加权与分级 (13)（三）评级样本 (14)（四）本评级方法的特点 (16)（五）未来规划 (19)四、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总体分析 (19)（一）总体结果分析 (20)（二）分项指标分析 (22)五、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主要排名变动国家分析 (30)（一）泰国（↑12） (30)（二）塔吉克斯坦（↑12） (31)（三）乌兹别克斯坦（↑12） (32)（四）乌克兰（↑6） (32)（五）保加利亚（↑5） (33)（六）柬埔寨（↓13） (34)（七）蒙古（↓10） (34)（八）伊朗（↓8） (35)（九）南非（↓7） (36)（十）希腊（↓6） (36)“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级子报告 (38)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原始指标 (48)表1GDP总量 (48)表2人均GDP (50)表3GDP增速 (52)表4GDP5年波动系数 (54)表5贸易开放度 (56)表6投资开放度 (58)表7Chinn-Ito指数 (60)表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62)表9失业率 (64)表10基尼系数 (66)表11公共债务/GDP (68)表12外债/GDP (70)表13短期外债/总外债 (72)表14财政余额/GDP (74)表15外债/外汇储备 (76)表16经常账户余额/GDP (79)表17贸易条件 (81)表18银行不良贷款/贷款总额 (83)表19扮演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程度 (85)表20内部冲突 (87)表21环境政策 (89)表22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 (91)表23劳动力市场管制 (93)表24商业管制 (95)表25平均受教育年限 (97)表26社会安全（每十万人谋杀死亡人数） (99)表27其他投资风险 (101)表28执政时间（任期还剩几年） (103)表29政府稳定性 (105)表30军事干预政治 (107)表31腐败 (109)表32民主问责 (111)表33政府有效性 (114)表34法治 (116)表35外部冲突 (118)表36贸易依存度 (120)表37投资依存度 (122)表38是否签订BIT (124)表39签证情况 (126)表40投资受阻程度 (128)表41双边政治关系 (130)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CROIC-IWEP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一、评级背景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到1961.5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了34.7%，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例的13.5%，首次超过10%。
自2003年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4年实现增长，在2002-2016年期间的年均增速达到35.8％。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超过同期利用外资流量，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同时，2016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3573.9亿美元，排名比上年前进2位，位居全球第6。
2016年也是中国对外并购最为活跃的一年，数量金额创历史之最。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企业海外竞争力的逐渐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也将释放出更多投资活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多次因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因素而遭遇挫折。
例如，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下，特朗普总统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直接驳回了中资背景的峡谷桥基金（Canyon Bridge）对于半导体公司莱迪斯（Lattice）的收购案；德国经济部重新评估福建宏芯基金6.76亿美元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最终导致福建宏芯基金对爱思强的收购要约失效；中国投资的英国利物浦新华埠重建计划濒临烂尾，投资成本恐怕难以收回。
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风险，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4二、各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综述（一）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简介国家信用评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市场上形成了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三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垄断的局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标准普尔是全球知名的独立信用评级机构，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并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
目前，标准普尔对126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进行了评级，并于每周更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
穆迪主要对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级，分支机构遍布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计约7000人。
惠誉是唯一一家欧洲控股的评级机构，规模较以上两家稍小。
如今，经历了数次并购和巨大增长之后，惠誉已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设立了50家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致力于为国际信用市场提供独立和前瞻性的评级观点、研究成果及数据报告。
与此同时，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评级机构也实现了蓬勃发展，它们通过差异化竞争在市场上谋得了一席之地。
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经济学人信息社（EIU,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以及环球透视（GI,IHS Global Insight）。
EIU是“经济学人集团”下属独立单位，主要进行经济预测和咨询服务，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
EIU风险服务的目标客户是由于从事借款、贸易信贷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而面临跨境信用风险或金融风险的机构。
ICRG自1980年起便开始定期发布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目前，该指南的国别风险分析覆盖了全球近140多个国家，并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数据更新并逐月发布。
GI于2001年成立，目前为3800多家客户提供详尽的国家风险分析，主要针对在海外开展营商活动的投资者。
GI评级的覆盖范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家付费咨询机构，分析的风险对象涵盖范围极广，包括国家的营商、主权信用乃至一国某个地区的运营风险。
5由于评级体系的构建对方法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多样性有较高的要求，且评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较为复杂，目前评级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的评级机构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评级机构大多处于起步阶段。
这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简称大公）于1994年成立，拥有自己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定期发布主权信用评级报告。
到目前为止，大公已经发布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等级报告，评级对象主要来自亚洲、大洋洲和欧洲，其中具有AAA级的国家和地区有7个。
（二）评级对象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针对的是主权债务的综合风险。
大公国际和ICRG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对主权债务风险做出判断。
在金融市场上，主权债务风险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一国国债的违约概率、预期损失和回收率。
EIU评估的风险包括主权风险、货币风险和银行部门风险。
ICRG的风险评级更具独特性，主要考察的是直接投资风险，其评级除考量除金融市场因素外，还往往涉及到和当地经营直接相关的因素，比如治安环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考量了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风险，这与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形式的多样性紧密契合。
（三）评级指标体系尽管三大评级机构和大公、EIU、ICRG和GI这七家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各有不同，但指标体系都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模块。
在经济方面，一国的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经济基础。
而一国的外债占进出口比重、财政收入赤字占GDP比重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短期偿债能力。
经济基础和短期偿债能力共同构成了一国的总体偿债实力。
6在政治方面，各大机构都会对政治稳定性、参与度、治理有效性等指标做出考察。
政治风险在本质上衡量的是一国的偿债意愿。
即使一国财政实力充足，资源丰富，但由于政治动乱依然可能加大该国的偿债风险。
在社会方面，不同的评级机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大部分机构注重考察社会的弹性程度，也就是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往往在种群和谐程度、法律健全程度等指标上有所反映。
对于衡量直接投资风险的GI评级体系来说，社会弹性是尤其重要的指标模块。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了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并引入与中国关系这一指标模块，力求更为全面、综合，从而有针对性地衡量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
（四）评级方法特点在制度偏好方面，标准普尔、穆迪与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和ICRG都将政治因素视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将政治自由化程度、民主政治观念和体制等作为评判一国政治好坏的标准，同时强调经济开放对于一国信用等级的正面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国的具体国情。
大公在评级时特别突出了国家管理能力这一指标，力求避免完全以西方政治生态为标杆的评级模式。
但由于缺乏一定的评判标准，如何对各国的治理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的衡量成为摆在大公面前的一道难题。
EIU在经济实力的评价上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做出了区分，采用不同的评级标准，对制度偏好的问题有所改善。
GI则更加强调制度的实际效果，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小，在制度偏好上较为中立。
在客观程度方面，由于客观的定量因素不能完全衡量一国的国家风险，因此定性指标是必须的。
这对于无法定量衡量的政治与社会风险来说尤其重要。
所有7个评级机构都采取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级方法，其中定性指标的量化通常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并且最终的评级结果也都由评级委员会通过主观调整后给出。
这不可避免的会引入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因素。
此外，几乎所有的评级机构都是盈利性机构，向客户收取的评级费用和年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而被评级对象为了获得高级别，也会甘愿支付高额评级费用。
因此，双方利益的驱动或对评级7的独立客观性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