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表达的民主考量下

网络表达的民主考量下二、网络表达的民主性隐忧(一)网络表达诱致公共秩序紊乱网络的去中心化和匿名制度，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

这一方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可能使整个社会陷入紊乱与无序之中。

网民在享受着网络表达自由的快感时，很容易忘记原初目的，淡化了自己责任意识。

虚拟的空间对现实的解构，抹去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法律等一切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的界定，部分网民开始摆脱道德规范和法律观念的约束，将个人视为真理的惟一判断者。

他们在网上放纵自己的言论与行为，对自己言行的后果则毫不顾忌。

有的网民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

例如网友“夏日追随”在《枣庄论坛》上发布谣言帖。

·有的网民无视他人的心里感受，在网络发表辱骂或诽谤他人言论。

例如一名辽宁女孩因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玩不了游戏，竟对四川灾区人民发表长达了4分40秒的辱骂言论。

有的网民则发布一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

k 还有的网民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或其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

缺乏外在约束的网络表达导致一些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和伦理道德失范，这种言论自由失去了其本身所蕴涵的民主价值，转化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就明智的、有益的讨论来说，某些秩序的规则是必需的。

如果大家不接受探究和争论的合理程序，言论自由主失去了它的价值”。

[18]和谐的社会秩序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是任何个体利益可预期性的前提。

因此，在倡导网络表达的自由的同时，必须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寻找一个黄金分割点，以求得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保证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

(二)网络表达的多数暴政倾向民主就其内涵而言具有宽容性与妥协性，民主不仅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决定”的确认与保护，对于少数人与少数人的意见的保护也是民主的必然要求。

“在许多情况下，大众的共同意愿和一致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若强制舆论一律，意志统一，对这些不同政见者就不会有宽容，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19]“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自由讨论之所以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就因为这是创造有利于多数和少数之间妥协气氛的一个途径;而妥协则是民主本性的组成部分。

妥协的意思就是用这样一个规范来解决冲突，它既不完全符合一方的利益但也不完全违背另一方的利益”。

[20]网络为普通公民开设了话语权，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发表自己意见，“孙志刚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等都充分显现了网络表达的宪政民主意蕴。

然而网络言论有可能发生异化，小群体的意见常常走向极端化，使得网络表达呈现多数暴政倾向。

“通常由于‘瀑布’效应(‘cascade’effect)·的作用——不管是由于信息的传播(无论是真是假)，还是由于同一群体中其他人的压力——社会影响能够引导人们朝着特定的方向迅速发展。

有时，瀑布效应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而且非常理性地引导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使他们非常理性地相信或者去做其他群体中的成员觉得非常愚蠢或者更加糟糕的事情”。

[21]在网络上，人们发表意见有时缺乏应有的理性，对许多不良社会现象声讨和遣责往往偏离理性的轨道，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

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或看法产生认同感，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会形成一种压力，迫使持不同意见者受制于这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主流意见。

“铜须门”、“辱师门”、“虐猫门”、“很黄很暴力”、“辽宁女事件”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舆论强制和网络暴政这个沉重的课题。

民主以公共意见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然而民主内在驱动力是理性，多数人意见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偏离理性与正义。

“虐猫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的集体讨伐，“铜须门”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一边倒的咒骂可以看出网络中的“正义”常常是以一种非正义的形式实现的。

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公民的权利遭受的无情的践踏，多数暴政的倾向显现无疑。

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网络表达应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强制。

网络表达在实现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之时，也应遵守法律的底线，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当一个社会视法律为无物时，暴政的噩梦也就为期不远了。

网络上信息泛滥，真假难辩，缺乏自律的“口口相传”是滋生多数人暴政的温床。

以简单武断的推理得出的结论在群体化的从众心里的推动下却成了所谓的“真理”。

·任何人的言行必须与该“真理”保持一致，否则其他人就要群起而攻之。

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对刘涌改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遭到网民的辱骂;央视的名嘴白岩因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被网民称为“汉奸”、“卖国贼”;火炬手金晶只是说法国大部分民众是友好的，便被网民从“民族英雄”拖入“卖国贼”之列。

当众口铄金抹杀百家争鸣时，“多数暴政”的乱象由生。

“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

[22] “现代自由民主的传统倾向于对多数人原则做出限制。

例如，它不应被用来压制少数派，少数人的权利只应该在某个公认的标准内受到拒绝。

如果少数人受到它的压制，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就变成‘多数暴政’，它是行政暴政的征兆”。

[23]宪政和民主价值追求不仅仅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也要规范民众权利行使，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少数人的暴政正当多少，多数人的暴政破坏性更大，因为当多数人成为暴徒时，社会缺乏有效的对抗力量，一切只能听之任之。

更为可怕的是，多数的暴政极易转化为少数人的专政。

设若某一团体或个人掌握了所谓的主流话语权，形成了“权威意见”，网络民意就成为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三)政府在网络民愤语境下的民主政治失态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人们对于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可以自由评价，人们基于自身感受对政府的行为可能产生许多比较情绪化的言行。

在网络民愤语境下，有的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淡定，对网络中涉及政府的情绪化言论产生一种敌对心理。

他们往往以网络表达的非理性因素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为由对网络表达进行强力压制，有的地方甚至搞新时代的“文字狱”，最终诱发了一些不良公共事件。

对网络世界中的言论，现代民主政府应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正像政府不可以偏袒一种宗教信仰甚于其他宗教，在对其公民可能提倡的各种观点中，政府也必须持守中立。

尽管政府对在公共空间中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可能施加‘内容中立’的限制，但这些管制‘不可以受到对所要表达的观点的同情或敌视所影响’。

最高法院已经多次裁决，第一条修正案‘禁止政府对其公民强加一种官方的真理观’或者偏爱的良善生活观，‘特别是，第一条修正案意味着政府没有权力因为信息、观念、主题或者内容而限制表达’。

”[24]公民表达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

网络民愤、民怨言论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言论，情绪化的言论是基于现实状况的一种强烈的感情抒发，它虽然不必然代表理性，但具有内在的理性因素。

“任何对情绪化反应的提及，都可以激起对煽动行为的担忧，但是情感本身应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常常源于信仰，比如，愤怒可能源于一个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冤枉的此类事情的信念。

情感可以是道德判断的线索，从这一角度看，排除情绪化反应的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规则都可能抑制/阻碍了阐述观点的特定方式，而且不可能保证观点的陈述力”。

[25]公民对政府的情绪化言论往往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批评与建议，它通常源于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理性因子。

在现实社会中，由民怨、民愤的监督力量引出的大案不少，例如周正毅案即导引于民愤·。

现代民主政府的目的指向和平、安全与福利，其决策或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即是公共意见，而公共意见的获取必须建立在认真听取任何一种意见基础之上。

网络中的民愤言论即使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见，它是一种对政府及其成员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这种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但无论其内容对错，政府不能剥夺这种意见的表达权，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26]政府存在的目的决定其必须对网络民愤言论保有宽容的态度，即使民之所愤有所不当，政府也应采取疏导的政策，而不应对其进行压制。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27]在任何社会，疏缓民愤民怨的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一味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在表面上形成了平静局面，然而“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28]民众转而将怨忿憋于心中，但久了终是会憋出毛病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形成猛烈的“井喷”。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29]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时，作为国家的主人的牢骚言论只要不损害公共秩序，就不应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否定性评价。

赞歌好听，牢骚逆耳。

一个具有民主肚量的政府，不应该只允许人民对其赞美，而不允许其人民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或怨言。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的推动者不是那么只会唱赞歌的顺民，而恰恰是敢于发脾气的民众。

顺民具有很强的奴性，他们所要做的是听从安排而不敢有所异议，这实际是对人类整体智慧的扼杀，对主权在民理念的否定。

那些对现实失望的民众，虽然他们的言论具有非理性因素，但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现实之映射，在一定的价值预设下，透过这些现象表面可以提纯出某些理性的成份，这恰是现代民主进程所需之现象因素。

三、民主政治下的网络表达的当下治理绝对自由的人是疯子，绝对的民主是混乱。

自由的舌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然而舌头往往成为扼杀民主的工具。

·当个体或某一团体的言论绝对化时，这种在言论主体眼中的所谓民主对于他人就意味着专政。

进入网络社会后，民主政治获致发展之新契机，然而网络中的羊群心理催生、助长了网络暴力，使民主背离其原旨。

透过网络暴力，不难发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已被践踏，人与人之间建构在平等基础之上的道德义务和民主面相已荡然无存。

因此，当下必须加强网络的道德自制和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和伦理意蕴。

(一)网络表达的内在限定性：网民自律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自律是享有自由的前提。

在网络空间中，唯有伦理与道德倍受重视之时，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才能实现。

“民主制下的公民必须不仅要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而且要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威胁的排他地追求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