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本义”的诗学阐释

欧阳修“诗本义”的诗学阐释

摘要：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再像汉唐那样紧密，文人及其文学创作都具有相当的自觉性。欧阳修首先提出“诗本义”之说，力求突破秦汉以来传统诗经学限制，强调从诗歌文本出发，精读诗歌文字，以情解诗，以期还原诗人创作之初的原始之意。但汉语及其演变的复杂性和时空的久远，使得完全意义上的诗之本义的探求成为一种空想。

关键词：诗本义；欧阳修；诗经学；诗经

“诗本义”指《诗经》三百篇中各篇诗歌的本来意旨即诗人之“志”。换言之，就是诗人创作时所要言说和表达的最初意思。后来“诗本义”理论扩展到整个经学、诗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成为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源远流长的命题。

一、“诗本义”说的提出

(一)欧阳修与“诗本义”说

确切地说，欧阳修在《论九经正义中删去谶纬劄子》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诗本义”说。此文具有经典性意义，在诗经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欧阳修在该文中对汉唐以来的传、序、疏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朝廷有必要对历史上纷纭杂说的“诗经学”作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判断。

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其贡献绝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也在于他能够将理论贯诸实践。为了提出系统的诗本义理论，强调其理论的重要性，欧阳修专门撰写了一部“诗经学”著作——《诗本义》，对诗本义理论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本义》的内容及理论意义的评定如下：

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日]废，推原，所始实于修。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臣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

当今学者对欧阳修诗本义理论的重大意义多持肯定态度。如谭德兴先生说：“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声。以文学性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诗》

学乃《诗本义》的重要创新内容，这充分体现了经学与文学的互动。”蒋立甫先生则认为，欧阳修的《诗本义》最先打破唐以来《诗经》研究的僵局，大胆批驳《诗序》和毛、郑说诗的谬误，提出依据文本、求诸人情、考之文理、以探求诗人之意；肯定“情欲心”的合理性，其对“淫诗”的解读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诗经》研究由经学转文学，欧阳修开拓之功不可没。

(二)“诗本义”说形成的背景

欧阳修“诗本义”说的提出有着相当浓厚的学术背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代疑古思潮的泛起。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八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若璩按谓欧阳永叔)，毁《周礼》(按谓欧阳永叔、苏轼、苏辙)，疑《孟子》(按谓李觏、司马光)，讥《书》之《胤征》《顾命》(按谓苏轼)，黜《诗》之‘序’(按谓晁说之)。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关于宋人疑古、疑经这一点，前人多有论述，今人台湾学者屈万里先生的《宋人疑经的风气》论述十分详细，兹不赘言。

其次，宋代文化的发达、宋代文人的文学自觉意识普遍增强也是“诗本义”说产生的重要背景。较之汉唐，宋代文人其文人身份的自觉意识非常明显，甚至连欧阳修、朱熹这样非常正统的学者，也格外留意于从文学角度关注经学，特别是“诗经学”。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贵族势力人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学术思想的自由和变化；而学术思想的自由和变化，则直接导致“诗经学”从经学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有了重新回归文学本来面目的可能。香港学者李家树《从经学到文学——方玉润(诗经原始)读后》对此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论述。

再次，文学与政治的轻度松绑，这也是宋代诗经学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宋代以后的文化逐渐摆脱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在宋代，文学不再肩负全部重大的政治使命，逐渐成为士大夫们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种自我调节。这使得文人关注《诗经》的目光有机会从政治化的诗经经学中游离出来，而从文学的角度反观“诗经学”。因此也就能够从文学作品出发，来阐释诗之本义。

最后，“诗本义”说的形成也是朝廷重新厘定经典的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统治下，赵宋朝廷比较注重文化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这就需要对历史上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文化经典加以重新厘定和阐释。仅北宋前半段，朝廷就编订了大量的类书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大型书籍。这之中，对于诗经及其诗经学的厘定与重新阐释，则成为重中之重。在这种环境中，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思想的学者，欧阳修自然也会对诗经学十分重视。

(三)欧阳修以外其他人对“诗本义”说的推动

在欧阳修同时代，对诗经学予以关注的人很多。而从各种角度追寻诗歌之本义的研究工作，除欧阳氏之外，尚有刘放、苏轼、苏辙、晁说之等人，甚至还包括王安石、陆佃人，都对《诗经》之序传、笺注、注疏提出质疑。南宋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学角度追求诗经之诗本义。如南宋郑樵(《诗辩妄》)、朱熹(《诗集传》)、王质(《诗总闻》)及程大昌(《诗论》)都对毛序和郑笺提出驳议，并大胆从文学角度重新评点《诗经》。至明清两代，研究诗本义者仍然大有人在。其中，清代的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和崔述(《读风偶识》)成就特别突出。他们的研究成果较之宋人更进一步，思想也更为全面；当然也更为激进，几乎全面否定汉唐“诗经学”对《诗经》的解读。他们依然是本着欧阳修开启的思路，试图回到诗经时代，对诗歌进行还原解读。

二、欧阳修“诗本义”的理论建构

欧阳修“诗本义”具巨大的理论建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批评的自觉

自魏晋六朝以来，文学逐渐走上自觉之路，文学批评也随之自觉进行。因此，人们对文学包括诗歌的创作和解读，都逐渐有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批评理论。尤其是诗歌鉴赏理论，汉唐以来已经相当发达，宋代则达到一个高峰阶段。欧阳修等人不仅撰写《诗话》，也撰写了《诗本义》。虽然欧阳氏没有摆脱序、传，但他打破“诗经学”僵局，从文学角度，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