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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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

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

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国家是社会开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中世纪的欧洲分崩离析,并无统一的中心权威,也没有牢固的国家观念。

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国家认同才得以确立。

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实际上仅指国而无家的含义,汉语以国家称国,是中国传统自发衍生的产物。

从《尚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来看,国家兴起之际,国与家是有等差之分的。

由于《礼记》强调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尚书》对家的看法已超越了家庭和家政管理的范畴,上升为诸侯国的政治统治形式,这就为国、家并提奠定了根底。

是故有“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国家无礼那么不宁”(《荀子》)、“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诸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国家的说法,但并无真正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

天下观把权威的源泉和中心称为中国,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

即是指域内,是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

所以中国之“中”的含义,其一可以解释为向内缩小的聚焦作用,可谓其小无比;其二可以解释为向外扩大的发散效应,亦可谓其大无比。

中国古代疆域范围常按聚焦与扩散的规律变化,小到拥有中原地区,大到囊括大半个亚洲。

这种天下观是与历史上华夏文化长期独领风骚相一致的,也与大一统中央王朝重复出现并构成历史主流相一致。

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物产丰盈,自给自足,形成了中国人传统而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文化心理的长期延续导致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对当时世界的巨大变动茫然无知,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视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蛮夷。

这种天下观反映到民族关系上就是夷夏观,又称为华夏中心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合法性的世袭君王,他们特别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甚至将其看得重于民族实体。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61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EASTERN FORUM —JOURNAL OF QINGDAO UNr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20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侯德形(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摘 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 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

国家主权思想最 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发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 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期洋务派的挽利权思想;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兴民权以维国权思想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界的 人民主权话语体系。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思想;人民主权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6-0061-12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就狭义而言,主权即制定 或变更法律的权力。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对外主权)”。

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基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 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则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 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①。

而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和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主权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挽利权、树国威,代表人 物是洋务派,主要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是西方国际法,尤其是丁趙良所译《万国公法》。

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

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

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作者:程凯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05期摘要: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双重影响而产生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塑造中国近代历史格局的过程中作用巨大,同时推动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

本文以为,近代中国国家意识产生的外推力,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列强的殖民侵略作为表现形式。

作为内动力,体现为开明士绅和知识精英的宣传,及全体国民救亡图存集体观念的形成。

关键词: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知识精英民族独立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5-0048-02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印记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为思维指导性和历史差异化,即国家意识以本民族的共同记忆和价值情感为基础,并伴随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不断调整演变。

古代中国的历史脉络表现为王朝更迭,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趋势。

思想基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格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信条,“唯贤是从”“礼治天下”。

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受到传统民族主义即“华尊夷卑”的华夏中心主义和“家国一体”论的影响,导致中国历来没有系统的国家关系的概念,更多地体现为“夏夷之辨”和“家国天下”,即天下观替代并发挥着国家观的功效。

及至19世纪面对西方文明,以儒家文明为基石的天下观与西欧以民族主义为基石的国家观产生碰撞,其结果却因天下观缺少“主权”观念而致使国家利益受损,清廷却还茫然无知。

直至号称“天朝上国”的清廷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传统夷夏观逐渐衰落,追求民族独立和进行民族建设的民族主义才得以产生,并以此为基石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

一、近代中国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近代国家意识,根植于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族群主体的集体认同,表现为国民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情感认知和态度信仰。

其理论支撑以自我归属的国内关系为基本内核,延伸为国家互动的国际关系。

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_清末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衍生与国家整合

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_清末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衍生与国家整合
!&族 国 家
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概念, 它是一个普世王国的形态, 没 ( !"#"$ ) 有主权、 疆界的观念( 许倬云: 《 中国文化与 世界文化》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第 ’( %&&& 年 , 页) 。 这是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 之, 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由于人类活动受地 理环境、 交通工具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各个

— — 清 末 近 代 中 国 国 家 观 念 的 衍 生 与 国 家 整 合
文明之间的交流颇少, 所以, 每一种文明在 对世界的看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 即 “ 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种族中心的世界幻 象” ( 冯客: 《 近代中国之种族观》 ,杨立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页 ) , “ 所 %&&& 年 , 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倾向。所有 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 ( 佩雷 菲特: 《 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 , 三联书店, %&&* 年,第 +*) 页 ) 而 在 东 亚 地 区, 中华文明一枝独秀。 无论从文明的发展 程度, 抑或是从现实环境来讲, 古代中国所 处的环境也使中华文明一直未受到异质文 化颠覆性的强力冲击。因为向与中国接触 者, 多为弱小民族。即便以秦汉匈奴之强, 虽与汉室有引弓之国与冠带之室之分( 《 史 记》 卷 宗 %%, , 《 匈奴列传》 ) , 但仍无法动摇 中华文明的根基。 因此, 中国在与周边国家 构筑关系的时候,多是以文明的发展程度 而划分的, 这种关系不是属于国际的性质, 而是伦理的性质; 没有主权和平等的概念, 而是按照儒家关于仁义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的学说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反映着 家庭关系, “ 中国象一个父母,要求周边国 家像儿女一样予以尊重和服从。 从本质上, 中国世界秩序是中国文化的扩展。” ( 邓正 来编: 《 王铁崖文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第 (-* 页 ) 在这一“ 天下” 里, 中 %&&* 年 , 国“ 根本上就不是个‘ 国家’ 尤其不是个民 ( 赵汀 族 . 国家,而是一种政治 . 文化制度” 阳: 《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 是一种文明” (,,* 年 , 第 (+ 页 ) ( “ /012#3 45 67$ , 8923#; :;;#"21 <"#"$,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观念从最初的模糊概念逐渐形成,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本文旨在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特点,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的反映。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面临着内外交困、社会动荡等各种挑战,因此国家观念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介入下,中国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整体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探索。

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政治上,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衰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这些历史事件都对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使国家观念成为理解和适应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

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和融合,也使得国家观念逐渐具备了独特的特点和内涵。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在实践中经历了多次的试验和调整。

其次,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由模糊的概念转变为更加清晰和具体的理论框架。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位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通过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国家观念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努力。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详细分析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因素,并对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摘要:在近代动荡、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国内双重矛盾的影响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的初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推进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形成确立阶段。

由于它的发展和形成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带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特点,其最终的形成和确立,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影响近代的中国,是一个经历巨大考验与变化的国家,在清政府日渐腐朽时部分有识之士则在西方的文明与船坚利炮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思想的转变,对王朝与国家的相关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并积极向社会传播他们所学到的新思想。

随着人们对西方近代国家文明的认识逐渐加深,旧的传统王朝“天下”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国家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家观念。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从根深蒂固的古代王朝“天下”的国家观念,转换到以“民”为主的近代国家观念,是中国国家观念在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突变,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现阶段,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天下”的传统国家观念,自封建王朝时代以来就深深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就是以当朝帝王为中心,以边缘地带为附属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直到自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盲目态度,仍然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进攻的时候,人们才被迫重新开启了对世界的认知。

虽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天下”的王朝国家观念,使人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对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在条约签订时,并没有被清王朝所意识到,仅把条约视为“权衡之计”而无动于衷。

但是,面对列强的种种侵略,当时的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受到冲击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世界,将自己所学习到的西方知识和理念,著书立说,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面貌。

如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给人们介绍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基本构成,以及各大洲的基本情况,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进行了描绘,这些著作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论述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社科院

论述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社科院

论述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社科院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云变幻。

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一过程。

首先,近代国家观念的面临挑战。

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人们更关注的是家族和人身的归属感。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了外来侵略、领土割让等重大变故,使得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尊严。

这一觉醒促使中国开始形成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

其次,外国的影响与启发。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外国的影响和启发。

特别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

他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将其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国民族特征的认识。

外国的学说、思想和制度等方面的引进也为中国的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此外,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优越感,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知。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以此来寻求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他们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的需要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强调中华民族特性和文化自信的思想,为中国的民族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后,政治运动与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近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中,中国民族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

例如,五四运动对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激发了中国青年对外来侵略的不满和抵制,进而促使他们寻求民族独立和振兴。

同时,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国,在艰苦的战斗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民族观念。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多方面因素交织的过程,其中既有外来的影响和启发,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政治事件的刺激。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形成逐渐清晰,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科学院可以通过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探寻其中的规律和变化,为中国的民族建设和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作者: 刘慧娟
作者机构: 西安财经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出版物刊名: 贵州社会科学
页码: 52-56页
主题词: 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影响
摘要:中国封建时代缺乏国家主权观念。

伴随着近代中国全民族救亡图存的主题,近代国家主权观念逐渐产生,并经历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萌芽、各种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基本确立三个发展阶段。

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使中国对外争回了大量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对内则使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对独裁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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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作者:刘慧娟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7日一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

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

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

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

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

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

”[1](P5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

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

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

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

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

……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

”[6](P226 )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

”[7]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

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

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

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

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

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

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

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

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

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

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

”[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

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

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

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

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

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

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

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

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

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

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

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

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

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

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

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

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

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

”“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

”[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

”[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

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

”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

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

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6](P3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21](P68—70)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

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

”[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

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

”[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

”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

”[22](P498)(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

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

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

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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