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作文素材积累

亲炙大师·千年回眸陶渊明（一）少年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二）壮年陶渊明：遥遥从羁役暂与园田疏（三）晚年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一）少年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田园诗宗陶渊明，以冲淡隽永的诗文辞赋，躬耕南亩的身体力行，为世人熟知。

很多人都知道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更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从此终老田园。

诗人李白还加以发扬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句。

大部分人对陶渊明的了解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但是也仅止于这个“辞官归去”的背影。

陶渊明少年时，那些大英雄和大文豪们大多已经去世，后英雄时代的王谢世家也走向没落，晋室衰微，各地掌握军权的军阀林立，已出现了末世之象。

在这乱世之中，陶渊明一出生就在局中。

陶家世代居吴地，先前在鄱阳（今九江市都昌县），后迁居浔阳（今九江），高祖父陶丹为三国时东吴的扬武将军，地位不高，曾祖陶侃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截发留客”——她剪去长发换取物资来招待宾客，“封鮓退书”——她退回儿子从公所得的腌鱼教育他为官清廉。

在她的教导下，陶侃从寒微的浔阳鱼梁小吏出身，一路东征西战，先后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封柴桑侯、长沙郡公，官至东晋大司马，位极人臣，曾被认为有篡晋的实力和野心。

但是，在晋室的中原贵族和世家眼里，陶家属于南方蛮族之一的溪族，即使功高盖世，世家贵族们常常有求于陶侃，也仍然看不起他，背后讥讽他为“溪狗”。

陶侃去世之后，陶氏家族的大部分人每况愈下，陶渊明的祖父还做过太守，到了他父亲就只担任过可有可无的职位“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不因做没做官而愠喜，性情淡泊。

在陶渊明八岁时，他父亲去世，家境没落。

父系一族的陶侃给陶渊明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陶侃以寒微出身，能掌握时局动向，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不能不说对青年陶渊明的“猛志逸四海”有所刺激。

陶侃虽然晚年过着豪奢的生活，但是他终生保持着勤劳严谨、理智节制的态度，饮酒不过度，爱惜竹头木屑，劝农课桑，爱惜劳动，曾经因为有人随便扯下没成熟的稻子而施以惩罚。

在他的治下，“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陶侃惜谷》）。

对农稼的重视，对劳动的爱惜，在陶渊明身上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这不能否认有陶侃对他的影响。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陶渊明和母系亲属往来较多，他的外祖父孟嘉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陶渊明曾经为孟嘉写了一篇详细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他的生平和轶事不仅熟识，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赞扬和仰慕之情。

孟嘉是江夏郡人（今湖北省阳新县，与九江交界），也是吴地世族，曾祖孟宗是二十四孝之“哭竹生笋”的主人公，曾任三国时东吴的司空，与陶家应为世交。

孟嘉娶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陶渊明的父亲，与陶家的关系可说是非常密切了。

孟嘉的出身比陶家高，属于吴地的士族，孟嘉自身温文儒雅、襟怀淡泊，早年就“名冠州里，声传京师”（《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曾任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是当时最受赏识的名士一流，留下了“孟嘉落帽”的典故。

孟嘉高贵潇洒的名士风度和含蓄高贵的文人修养，与陶渊明冲和淡泊的气质有着显著的同类气味。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孟嘉对陶渊明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和东晋权臣桓温关系匪浅，深受桓温器重，晚年长期在桓温的幕府任职，担任过桓温的从事中郎、长史等职务，在《晋书》里《孟嘉传》是附在《桓温传》中的，可见他们的从属关系。

这为陶渊明后来进入桓温之子桓玄的幕府，提供了一种参考，也打了一个基础。

纵览陶渊明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脉留下的“读”，几乎就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的生活宗旨，后来江西人“耕读传家”的家风，佛教禅宗“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教义，与陶渊明不无关系。

除了陶侃和孟嘉，还有两个人对早年的陶渊明也形成影响，一个是陶侃的孙子陶澹，好读《易经》，十五六岁时就追求道家长生之术，后来州县要推他为秀才，他就入山隐居不出了，“终身不返，莫知所终”（《太平御览▪逸民部卷三》）。

这和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人物有着些许相似的意味。

还有一个是孟嘉的弟弟孟陋，也是一位隐士，不过他并未离开家门，只是不去做官，桓温想邀请他出来，被他婉言拒绝。

他是一位儒士，注释《论语》十卷，“学为儒宗”“名著海内”（《鄂城孟氏宗谱》），不和当时的官场中人交游，常常一个人去钓鱼，连家人都不知他的去向，活得很自在。

陶渊明身上就有着他的影子，特别是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良辰孤往，息交绝游的淡泊境界和生活方式，应该与陶渊明非常契合。

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这种性格的养成应该和幼年时期，身边长辈的言行举止和审美情趣大有关系，他的父亲、堂叔、外叔祖都是这种隐士之流的人物，对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修养、道德情操都有着潜移默化塑造。

陶渊明二十九岁之前写的诗歌几乎没有留存，人们只是根据他后来在诗中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来推断他的生活。

他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琴与书都是士族雅士的必备修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受过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

事实上儒家道家的学术经典陶渊明都有涉及，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渊明写诗用典用事《庄子》最多，有49次，《论语》第二，有39次，《列子》第三，21次，还有他在诗中歌咏古代的贤德隐者志士和《山海经》里记载的神话人物，“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其一》），不难看出陶渊明在青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兴趣广泛，精力充沛，非常注重自身的品德情操和文化修养。

他自叙“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强调的是一种对阅读的热爱，“甚解”不是不解不懂不知，而是不去过于搜求达诂。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其十），不仅读千卷书，还行万里路，看来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家庭经济条件不错，能支撑行游万里的资费，他也有着基本的防身技能，很可能自小习武，陶侃一族本身就是好勇善战的溪族，才能建立赫赫战功，陶渊明后来数次担任军队的参军镇军职务，虽然是文职，但行军辛苦，也需要健壮的体魄和军事素养，而且在东晋时期去往距离北方民族非常近的张掖与幽州，是有一定危险的。

这一段行游经历带给青年陶渊明的，还有对时局动荡、南北分裂的宏大视野，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目前无法考证陶渊明是什么年纪开始出游，出游的见闻也极少见于他留下来的一百多首诗文里，但是一个具有儒学文化修养，心地淳厚善良的少年人，行游万里所看到的家国乱象，必然让他有所思考和动容。

他“性本爱丘山”，但是身为陶氏后人，身处江州之地，心怀四海猛志，又怎么会置身世外？他当然会投入历史和人生的滚滚洪流。

（二）壮年陶渊明：遥遥从羁役暂与园田疏在陶渊明二十九岁年近而立之时，他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的眼前有两个选择，往后一步是息交绝游独善其身的隐士之路，往前一步是投身济世踏入洪流的仕途之路。

陶渊明选择了向前。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他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这样的缘故才出来做事的，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后来陶渊明归隐后晚年生活贫穷，房屋被烧，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条件比这时候更为恶劣，当时的江州刺史请他出来做官，他不为所动，直接拒绝。

这说明对于陶渊明来说，出仕不只是囿于现实，也是一个从心的选择。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

江州就是九江，陶渊明的老家，离家不远，对他来说是很便利的。

很多人不太了解的是，祭酒是个什么官职？祭酒，最早指的是在祭祀礼仪时浇奠祭祀的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

从汉代开始，成为了官名，《汉书·王莽传》载：“为太子……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

”到了晋代，晋武帝设国子祭酒，后历代大多沿用，就是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管官，任职者一般需要通晓文史，掌管书籍文典。

江州祭酒，也就相当于江州（九江）主管教育文化的官员。

作为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江州祭酒这个官职清贵，其实不算低，陶渊明应该在地方上有些声望，才能被推荐任职。

但是在礼乐崩坏、军阀掌权的魏晋南北朝，人才拔擢凭借的是讲究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而不是读书科考。

江州祭酒不仅是个边缘化的职务，而且对陶渊明积极济世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不久陶渊明就辞官而去。

有一种说法，陶渊明辞官是因为不喜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

王凝之名气不大来头不小，他的父亲是“书圣”王羲之，他的弟弟是王献之，他的妻子名气也很大，是素有“咏絮才”的谢道韫。

王凝之迷信五斗米教，敌人都攻打到城楼了，他还跪在坛前祷告，最后祸及全家。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谢道韫手持刀刃守在家门前抗击，从容被捕，她的大无畏风骨让敌军也深为佩服，将她释放。

据说当年谢道韫嫁给王凝之后，回家省亲闷闷不乐，家人说你嫁给王家公子，还有什么不满足。

她回答“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意思是家中都是才俊名士，想不到天底下还有王凝之这样的人，才女的郁闷可想而知。

这样的一个人作为陶渊明的上司，王家又与陶侃曾为政敌，他任职不久就请辞，也说得过去。

当然史书是说他“不堪吏职”，辞官归家。

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官职高于祭酒），他也不去，仍然待在家里闲居。

可以确定的是，他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是江州地处长江中游，战略地位仅次于荆州和京口，每次时局动荡，这里都会受到波及。

陶渊明即使想不问世事，他那颗家国之心也未必能完全安静下来。

在出仕从政的道路上，陶渊明眼前一直有两个榜样：一个是从小吏做起，一步步走向公候之路的曾祖陶侃；一个是入军阀幕府，成为重要幕僚，通过军阀的权势去实现政治理想，比如外祖孟嘉。

第一条道路以江州祭酒的辞职宣告失败，于是陶渊明转向第二条道路。

公元398年九月，桓玄出任江州刺史，十月在江州被推为盟主。

陶渊明看到了从政的另一条途径，他时当壮年，三十六岁左右，还有再试一次的资本和勇气。

陶渊明入桓玄的幕府，一是孟嘉的榜样力量，二是孟嘉在桓玄父亲桓温幕府多年，有良好的关系和人脉，而且桓玄不仅本人“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晋书桓玄传》），著有《桓玄集》二十卷，具有诗人气质，曾颁布改简为纸的命令，让纸张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局中，桓玄年青势大，他以荆州为基地，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当时人们把挽救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当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人物来到江州（桓玄任江州刺史时不到三十岁），父辈有着良好的交情，彼此有共同爱好和文学修养，陶渊明应该是抱持着很大的热情进入桓玄麾下的，证据就是他得到了桓玄的重用。

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两首诗中，我们知道公元400年陶渊明奔赴京都，被桓玄派遣前往京都出使，这个任务非亲信不能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