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全文

《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全文

胡雪岩做事》" title="《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 action-data="http%3A%2F%https://www.360docs.net/doc/603482535.html,%2Fmiddle%2F5 d9de995gb7848817fdbb%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这句百年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深刻地揭示了精通内圣外王之术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深谙智慧权谋之术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也明确地指出了曾国藩做人以及胡雪岩做事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人们的影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建立丰功伟业，能够不让人们忘记的人物又有几个？而曾国藩和胡雪岩就

是那些无法让人忘却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从一个山村穷秀才，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毛泽东年青时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并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胡雪岩，从一个身无分文的钱庄小伙计，赤手空拳在乱世中开辟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名扬天下的“一代臣贾”、“红顶商人”，他传奇的赚钱神话使得无数人为之痴迷，成为所有商人的终极梦想。没有谁轻易让人们奉为圭臬，没有谁轻易在历史上刻下名字。他们两

个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绝学，才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是他们人生的智慧谋略的深刻体现。这些绝学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5000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展示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绝学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路，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智慧。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识好歹，明时务，知进退。曾国藩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坚持以退为进的策略，平时善于藏住自己的锋芒，善于明哲保身。羽翼未丰时绝不乱动，坚持龙蛇屈伸之道，这使得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单打独拼不能成就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

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以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最终会让自己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长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他务实力行的功夫。胡雪岩的打造名气之法。名气就是财富，品牌就是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名气和品牌是不可或缺的。胡雪岩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先做名气后赚钱，用力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利用绝招做好自己的门面，还通过行善仗义来传播美名，这些使他的生意兴隆非凡，财富也就随之滚滚而来。胡雪

岩的谋而后定之绝。“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谋深，虑远，成之因也”。这是《菜根谭》谋略篇中的两句论断，它深刻地揭示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胡雪岩在做事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谋略，凡事都力求做到深谋远虑，盘算局势，先谋再战，从而使得他能够占领生意场上的制高点，谋取做事过程中的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胡雪岩的圆融处世之术。圆融处世，方能谋得各方人脉，也才能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应付自如，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事业提供难得的保障。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做到了圆通、圆活、圆融、圆满，这使得他结识了众多的商业朋友、社会朋友以及官宦朋友，从而使得他在人生旅程之中如鱼得水，在各种困难面前游刃自如，成为了一个为人处世的绝世高手。胡雪岩做事》" title="《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胡雪岩的借势乘势之智。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的人士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积蓄成势、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胡雪岩能够在乱世中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大，富可敌国，其突出特点就在于他非常善于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势力为自己服务，终于成就了他的宏图伟业。胡雪岩的因人致

用之慧。韩非子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意思是说，只会用自己力量的人，是下等君王；能用别人力量的人，是普通君王；善于激发臣下智慧的人，才算得上高明的君王。韩非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虽不能事必躬亲，但必要善用他人。胡雪岩成为一个集钱庄、丝行、典当、军火、粮食、房地产生意于一体，经营范围涉及浙江、江苏、上海几乎半个中国，甚至还把手伸到外国人那里去的红顶商人，其秘诀就在于他因人致用，集中众人力量为己所用，从而创造出经营上的奇迹。胡雪岩的有胆有识之举。人生无处不风险，不敢承担风险，唯唯诺诺，终不会有大气候，要想出人头地、称雄一方就必须具备大气魄、大胆识和果断的豪情。胡雪岩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有胆有识，敢于冒风险。他经营的钱庄、药店、典当、军火等生意，以及向洋人借款等等，都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拥有过人的眼光，敢于刀口舔血，这让他屡屡成功，成为一代商家巨贾。胡雪岩的守信谋利之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实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经商之道也就是做人与待人之道，如若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顾客将丧失，同行将敌视，只有破产路一条。反之，则定会生意兴旺。胡雪岩在处世经商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正道上取财，重信讲义，言出必行，恪守守信谋利之道，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至上的信誉，也为他带来了长久不衰的滚滚财富。胡

雪岩的寻机运机之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遇是决定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善于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称其为机会。胡雪岩从一个乡间的无名小卒到杂粮行打工者；从钱庄学徒到业务经理，再到资助王有龄；从依靠他人开钱庄当老板到成为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这与他的寻机运机之妙是分不开的。他牢牢抓住机会，把握住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没有机会时创造机会，在抢占机会时行动果断，从而成为当时的全国首富。尽管曾国藩、胡雪岩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距今已有百余年，但他们的绝学却仍是我们今日不可抛弃的法宝，他们历经风吹浪打之后留给我们的处世瑰宝，是那历史天空永远熠熠生辉的启明星。问世间，道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朋友，如果你是那智慧之道、成功之道的追寻者，那么请认真阅读此书，汲取其中的智慧并践行其中的道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成就自己的梦想，不愧于这伟大的时代吧！曾国藩做人的八大智慧谨始慎终之绝: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和气致祥之妙: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

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借人成事之功: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冲淡平远之境: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时刻做到谨行慎思

【曾国藩做人语录】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

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曾国藩的湘军创建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人拦住。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的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非常渺茫，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的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结果吃了不少亏。待得时间

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强和敢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心中。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更不知道

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曾国藩比较敬重他。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岂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阁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胡雪岩做事》" title="《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仍能够垂帘听政，但不会太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到那时候，她将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

点权势都没有，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了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

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奏了曾国荃一折，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的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可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身节俱全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

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泉，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曾国藩做人语录】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

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自从立下了这个毒誓之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多言有许多害处。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

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会虚心。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做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曾国藩的弟弟）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

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

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作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以慎治骄，立于不败【曾国藩做人语录】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骄兵必败”，军事上许多失利往往由“骄”字而生。许多人经受得了失败的打击，却受不了胜利的冲击，取得了一点胜利，就忘乎所以，结果由胜转败，留下了遗憾。明朝人周承帮在其所著的《兵家要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惜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意，故卑其辞而隆其礼，佯为败而示其怯……使我将骄卒惰，方始乘之。”他详细地分析了兵家因骄而败的规律。骄兵所以必

败，因为轻忽，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所以易为敌人所乘。曾国藩深悉骄者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华而败者，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他又说，古来凶德致败，不过二端，一为长傲，一为多言。不仅用兵如此，做人、为官、处世，无不如此。同治六年(1867)，他总结僧格林沁在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认为是由于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轻兵急进而致败。他告诫湘军将领蒋益澧说：“从古兵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所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不过，有些将领还是未听曾国藩所劝，轻易出兵，接连有郭松林遇伏，所部损失大半，张树珊、彭毓橘兵败身死的教训。曾国藩因遭遇过太多的失败，所以性格日趋谨慎。他认为，“慎”字是治疗骄病的良方，可以使人立于不败之地。他曾对心腹幕僚李榕说过：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以“慎”字医“骄”，曾国藩主张用兵以稳慎为基础，得一“稳”字诀，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给吴国佐的信中说：你部新集中的部队，宜合不宜分，应当在徽州坚筑营垒，戍守城垛，“以‘立于不败’四字为主”，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只能专保郡城，不可轻易出击。但吴国佐自以为善于用兵，没有听曾国藩的劝

告，轻出应敌，惨败而归。曾国藩坚决反对单兵轻进，认为这是轻敌致败之兆。他主张合兵一处，因为合兵就像握紧的拳头，势力既强，可战可守，可进可退。而如果分兵，就像五指张开，虽然灵活，但力量分散，易于受伤。为此，他主张在兵力不足时，宁可合兵坚守一处最重要的地方，放弃其他次要的地方。这一稳扎稳打的战略，后来被总结为湘军制胜的秘诀。曾国藩的谨慎并非是胆小怕事。谨慎为他赢得了深思熟虑的时间和余地，也为他避免太多的失败提供了保障。他不仅用兵谨慎，为官同样谨慎，戒骄戒躁。咸丰十年（1860），鲍超因功由总兵升为提督，露出骄傲的情绪，曾国藩立即写信告诫他说：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此处所谓谨厚载福，即是说以谨慎纠自满之弊，才可保福避祸。一年后，曾国藩又给鲍超写信，重述了一遍，将这番道理归纳为“小心大度”四字。其中“小心”，即指谨慎，用以防止骄傲、轻忽。甚至对得意弟子李鸿章，他也如此告诫过。曾国藩用兵由败转胜，为官常保不败，为后人所称羡。实则其根本一条，就是“慎”字诀。民国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就做出过这样精当的断语：“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慎于独处，事事检点自己【曾国藩做人语录】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