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怠政

明神宗对明后期的影响——从万历皇帝怠政的角度分析摘要：万历皇帝的怠政是由诸多原因所造成的。

其主要原因应从张居正及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国本事件以及万历皇帝自身心理的方面来解读。

由此而引发的怠政的表现、怠政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万历皇帝的怠政对当下的启示及教训。

即“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关键词：万历皇帝怠政原因表现教训及影响万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

母贵妃李氏。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继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长达48年之久，即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但是在其在位的48年里，怠政就长达30年。

著名明史专家孟森曾评价万历皇帝说“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

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

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敢济可观，偏倚亦可厌，而若穆宗至嗜欲害政则尚无有，纯乎阁臣为政，与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

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

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

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

是为醉梦之期。

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

是为决裂之期。

”而万历皇帝怠政的前因后果则显现无遗。

一、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万历皇帝从亲政之初的励精图治到后期的长期怠政的转变，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

下面主要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将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万历皇帝怠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官集团对其皇权的压制，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的越发的激烈，以至于达到顶峰。

而两者之间矛盾的深化，最终导致了万历的长期怠政。

文官集团的则是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代表，万历亲政初十年，张居正对其的压制表现尤为突出，而万历皇帝只能作为学生受着帝师张居正的辅导和操控。

张居正当时所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万历的皇帝身份。

在张居正辅政期间，明朝出现了暂时繁荣的局面。

年幼的万历皇帝对于出现的大好局面表示欣慰，因而对张居正赏赐有加。

但张居正利用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对皇权有极大地分割，从而导致日后的两者之间矛盾的尖锐。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丙午，张居正卒，终年58岁。

一代名相谢世，万历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

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两年期间，神宗对他的态度马上就来了个大转弯。

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政治荣誉，将其满门查抄，万历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

同时在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万历皇帝也了解到张居正阴暗的一面，明白了道德伦理和私心贪欲是一体的，而文官集团却常常向他展示阳的一面，而极度掩饰阴的一面。

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第一次矛盾的爆发，让万历皇帝不再完全信任文官集团，为以后的怠政埋下了伏笔。

而文官集团中的言官们则使这种情况愈益的恶化。

张居正案之初，万历皇帝只想借言官之手去扳倒张居正，消除其留下的威信，建立自己的权威。

但等万历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却发现自己失去的对言官的控制。

在倒张运动中，言官们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背地里谋取自己的利益，让万历皇帝意识到自己不是倒张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洞悉真相的万历皇帝丧失对部分官员的信任，也对朝政渐生倦怠之心。

而国本案的发生使事情再无转机。

(二)国本案激化君臣矛盾万历十年八月丙申，以皇长子生，诏赦天下。

皇长子朱常洛为恭妃王氏所生。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贵妃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

但是恭妃王氏并不收到万历的宠爱，相反郑氏却集皇帝的宠爱于一身。

因此万历皇帝对皇三子的喜爱远胜于皇长子，也将皇三子作为太子的人选。

但无奈明朝的皇位继承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此为礼法所规定。

一心要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万历与礼法的维护者和践行者之间就矛盾重重。

时皇三子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就上《恳切宸断册立东宫以立国本事》，望万历能够立皇长子为太子。

而万历则欲立郑氏为皇贵妃，同时企图用自己皇帝的身份立皇三子为太子，但当即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和劝谏。

期间万历试以缓兵之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终未能如愿。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诏书如下“朕长子，常洛孝敬宽仁，天钟粹美。

奉朕谕教，时敏厥修。

今德器日益端凝，学业日益精进，允勘弘爱，慰朕至怀。

敬入奉于圣母，诹询十五日吉，授册宝威皇太子。

仰承庙社之灵，俯顺臣民之望。

”最终长达十余年的东宫之争尘埃落定。

通过国本案使万历认识到皇帝只是制度的产物，而文官集团则是制度的操作者。

自己一旦有僭越，就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而此时的万历就选择了荒怠政务来表达自己心中对文官集团的不满。

(三)万历的帝王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明神宗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事疑事。

其结果则是怠于朝政，委权与软熟之人；但又不放弃权力，事无巨细，必亲自独断。

可见明神宗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临朝与一身的皇帝。

以下重点将其权力欲与怠于朝政进行阐述。

神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不同学者的意见不太一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众说纷纭。

下面就几个主要观点罗列出来:晚明名士夏允彝（字彝仲）对神宗怠政的原因进行如下分析：“自（郑）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

”由此可见，神宗的怠政于宠爱郑氏有着一定的关联。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认为是：“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这“软熟之人”的魁首就是申时行，因为申阁老：“遇事迁就，以成其过”，奏章留中，讲筵停罢，都是他开的先河。

笔者认为，神宗的怠政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以来沉迷于酒色，以致于疾病缠身，使他对于繁忙的朝政感到力不从心。

而且这一过程也是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而加剧的。

二、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励精图治是君主治理天下应有的品德，然而神宗并没有继承明太祖和成祖勤于政事的优良传统，反而光大了其祖父世宗怠政的恶习，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荒政1、罢早朝、日讲、经宴不郊、不庙。

自万历十四年（公元1568年），万历即开始间接地罢免朝、郊、讲、庙，但尚以“头眩体虚”，“头晕疼身体酸软”，“风寒感冒”，“足疾”等借口不去亲历亲为上述事情，庙遣官代行，还以“非敢偷逸，恐弗成礼”的无赖借口狡辩掩饰。

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71年）三月之后，对于这些事情则不再找借口，直接传免，而到万历十八年二月之后“讲宴永罢”。

2、奏章留中，万历厌恶臣工对其离经叛道的不君行为的抗争，所以，不管是事关社稷的军国大计还是匡救君失的章疏，统统留中不报。

3、缺官不补，外则州、县、府、布政司、巡抚、御史，内则六卿，严重缺员，概不能补。

六部乃至阁部大臣可以拜疏自去。

（二）敛财1、开矿。

早在万历十二年，奸徒已窥知帝之好货，“屡以矿利动帝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

”后因三大征接踵和乾清、坤宁、皇极、建极、中极诸宫、殿连续遭灾，以助工为由，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遣官开矿。

2、榷税。

在大规模开矿的同时，又于二十六年向各地派出大量盐监榷税。

其税名目众多，一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大珰小监，纵横绎骚，以供进奉。

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三）皇权的衰落明初统治者设计、缔造的强大的皇权，虽然使用于朱元璋和朱棣这样强有力的君主，让他们能够利用强大皇权积极方面的同时也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在他们以后，其皇子皇孙均长于深宫，久享太平，耽于逸乐，缺乏统治经验，更不再有乃祖兢兢业业、亲政不怠的作风，而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积月累。

在此种情况下，皇帝本人已无力驾驭着强大的皇权，或者也不愿挑起这沉重的担子。

就万历中后期的神宗而言，虽然能防范宦臣的窥政，但其贪财的本性却使他从容、利用宦官敛财，矿监税使的公开掠夺反映了皇权的肆虐和淫威。

三、万历皇帝怠政的后果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

故其行为、品质、素养、作风乃至性格至关重要。

神宗之所以怠政，与他的个人品质无不息息相关。

而神宗腐朽与堕落的品质所带来的怠政也相应的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国家的财政彻底崩溃早在万历十八年，国库的“钱粮禀粟”已经枵然一空。

由于矿税的盘剥骚扰，公私交困，农末皆病，生理萧条等等。

严督只能是官逼民反，驱之为乱。

国家的财政已彻底崩溃。

计臣焦虑万分，万历不闻不问。

相反，利用宫中的婚丧大礼等一切借口百般勒索百姓，给自己已经彻底崩溃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二）空国之祸。

因长期对廷臣、言路的打击和长期缺官不补，导致缺官极为严重。

万历三十一年，科、道只剩下两个七品小官在履行纠察大小臣工之职。

最严重的时，“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只一尚书，养疴不出。

户、刑、工三部及督察院堂上官，俱以言注籍。

通、政、大理亦无见官。

”九卿俱旷，史所罕见。

地方上都抚监司亦屡缺不补，郡守缺十之五六。

以吏、兵二部缺掌印不划凭，积数千中外大小官员久滞都下，困苦潦倒；诏狱之囚，亦因理刑无人，长年系狱，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亦不得早雪其冤。

国家机器长期处于带病运转，半停顿状态。

（三）朋党之祸由于奏折一概留中，大小臣工无所诉曲直，各个党派之间相互斗争，在朝堂之上，大臣与小臣，大臣与大臣，小臣与小臣之间都是水火不容。

整个朝廷中呈现出只有朋党而无政府，其中尤以齐、楚、浙三党为横。

每次的京察大计（癸巳、乙巳、辛亥、丁巳）则是党争的焦点。

致使其水火日甚，党祸日深，国事益不可为。

(四）社会大乱神宗的长期怠政，矿税多年的肆虐，同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使广大是百姓已无生存的空间和机会。

这时盗贼四起，卖儿鬻女。

所以，广大的百姓只能揭竿而起，举行起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

例如，云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先后发生了民变。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

(五)军备大坏而引发辽事恶化朝局大坏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军备落后，军纪散乱等等一系列的军事问题，同时军队由于长期缺饷而躁动异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兵变。

而这一现象者辽东地区显得尤为突出，边军因长期严重缺饷而鼓噪为乱，但由于边防的将领贪婪钱财，将其军饷克扣，这无疑为兵变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清军相继攻陷抚顺、拔开原、陷铁岭，形势危急，群臣伏阙，请视朝议政，万历不理。

《明史》中对辽事大坏有一个精辟的分析：“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愒苟岁月。

天子又万机不理，边臣呼吁默然不闻，致辽事大坏”。

所以，辽事的大坏与万历皇帝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使其一手造成的。

(六)三饷加派，割肉充饥，更是加速了政治、经济、社会所有弊端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