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学“天人关系”论
天人关系
同时，在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异不是短期能够统一的，所以，建立一种超越种族和宗教的生态文化系统，统一地球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真正摆脱狭隘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未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共同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关键词：天人关系；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部分哲学家把天理解为自然，于是天人关系即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相应的哲学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部分人，例如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中的一些人物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被动的。因而提倡无为，绝对地顺应自然过程。当代西方某些环境悲观主义者主张人类放弃现代文明，回到原始时代，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另一部分人，例如战国时代的荀子、唐代的刘禹锡等，肯定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显示出开发自然的进去精神。中国古代哲学家讨论天人关系，目的在于寻求人生目标。当代某些学者从战略上研究社会发展机器与环境关系，也利用类似的方法论原则。如强调按照环境的约束条件或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来规划社会发展，确立相应的价值观念等。这种方法原则是环境条件乃至生态规律对社会和人生目的制约作用的反映。如果由于知道思想不同，或对天人关系的实际状况的判断不一致，采用上述方法论原则并不一定导致相同的结论。
中国古代农业中的三才理论
中国古代农业中的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朴素唯物论的源头。
这里所谓的三才农学理论,就是以三才哲学思想作为工具来阐述古代农学原理的理论。
它的中心内容是论述有关农业生产三要素一一天、地、人以农作物为中心的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地处半封闭大陆性地域的中国，自然条件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耕要顺应天地自然，使得人们必须直接面对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提出三才论，讲天人合一，构成中华社会文化寄宗法伦理的基础。
古人“畏天”、“敬天”，讲天人合一。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人们就有了太阳崇拜，体现了原始的“天人关系”。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是天人沟通的政治表现，也是对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一种敬畏心理，企图不违背自然行事。
殷周易代，统治阶级从变革中意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天当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
而靠天吃饭的民众，由于一旦遇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就会遭到致命打击，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敬畏天命，安于命运的心态。
同时，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以达到足食温饱，就必须关注自然物候，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昏参中，旦尾中……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把农作物生长与季节对应起来，由人实行调控也就是说，先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发现客观规律必须被尊重，而人也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于是形成《易传·文言》中所提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
它标志着中国人在人与自然的问题的思考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观念。
再说到“地”。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耕种求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重实际而黜玄想”。
由于“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养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
《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要安土乐天就必须重农、尚农。
战国中期的商鞅就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
成书于战国的《管子》更认为农为“本”，工商为“末”，反复劝诫统治者要“重本而抑末”，此为历代王朝推行不悖。
吕氏春秋农学思想
《吕氏春秋》农学思想简论陈玲（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摘要：《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最早、最系统的记载，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其指导思想是有关天、地、人三者辩证关系的“三才”理论。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三才”理论《吕氏春秋》系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所撰写的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著作，其中所述及的农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发端，且因其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备受学术界关注。
1、中国传统农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所谓农业科学，“应是人们对于农业生产中有关事物与自然现象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性的认识。
”[1]中国农业，一般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历史时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传统的农学知识体系。
”[2]“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异的人物。
”[3]《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下宾客编写的一部宏篇巨著，大约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
全书共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多万字。
据《史记》记载，该书写成之后，吕不韦曾将其挂在咸阳城门示众，号称谁可以改一个字便可以得一千金，可以想见该书在吕不韦眼中是个何等骄傲的成就。
《吕氏春秋》专辟四篇来论述农业，即《上农》《任地》《辨土》《审时》。
它们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之作。
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赋予中华民族发达的农业技术，由此积累的丰富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体系，在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是以经验知识的形态存在着的。
中国古代农书的范围应“以讲述广义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为限”[4]。
中国古代农书一般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前者以《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为代表，后者以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等为典型。
《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虽然篇幅不大，也不是独立的专门农书，但却自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知识体系，因此也当属综合性农书的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第一章智慧与信仰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天人关系就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孔子是天人之学的开创者之一。
《老子》、《周易》等经典的种种讨论也都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
孔子把天看成是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界，天带有某种神圣性，人对于天应该敬畏和感恩。
在中国文化中，对天的敬畏和感恩一直延续下来，天坛的建筑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的实质是爱，是对生命的尊重。
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因而人应该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
孔子强调一个受教育者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独有的人生境界的学说。
孔子、老子、《周易》等开创的天人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最高智慧的结晶。
一、孔子的天人之学孔子，名丘，字仲尼。
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他的言论和生平活动记录在由他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成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
《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
在孔子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
不研究《论语》，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深刻理解古代中国人的内在的心境。
在孔子关于“天” 、“人”的学说中，有很多思想体现了人类的普遍价值。
诚如美国当代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所说，他在孔子《论语》中发现的是“人类兄弟之情以及公共之美” 。
这就是在2 1 世纪的今天，孔子的学说不仅受到中国人的重视，而且受到整个国际社会重视的原因。
天：生命创造之源在孔子之前，商代和周代，天命论是流行的观念，也就是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
孔子也受到这种天命论的影响。
但孔子在多数时候是将天看作是自然界。
孔子有一句有名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说，天是不会说话的，天以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作为它的言说。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天人关系”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论争的主题之一。
与思孟学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有所不同，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以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在物我之间、天人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来，区分物我，严别天人，把“天”当成一个存在于人伦社会之外的客观对象。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是以“分”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参”。
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天论》）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阴阳风雨、四时变化，都同属于物质世界，即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富国》）。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论》荀子把一向被人们当作神来崇拜的“天”当作按照自身规律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自然。
荀子认为自然界中各种怪异现象亘古有之，都是天地、阴阳矛盾运动的表现，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由此出发，荀子反对用祭祀来求雨解旱，反对“卜筮然后决大事”（《天论》）。
在荀子看来，天有天职，人有人职，人事的吉凶休咎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把人类的福祉寄托在所谓“天”的身上，实在是一种盲目无知的徒劳之举。
荀子的天人观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第一次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抹掉了“神”和“天”的神秘主义色彩，给天人关系以唯物主义的解说。
荀子主张在破除人的迷信和无知的同时，消除人的自卑，确立人的自信，凸显人的主体性，从而恢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在更高层次上求达天人之间的和合统一。
一方面，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人类从属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类生灵，人依赖自然，不能逃遁也不能超越自然，人不可以“与天争职”（《天论》）。
另一方面，荀子认为人在“天”的面前并非一个可怜的被动的存在，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天论》）。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文献中的三才理论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文献中的三才理论摘要：《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四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
也是先秦时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一次总结，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作。
其中包含的三才理论主要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反过来支配和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三才理论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033-01《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公元前300年-前236年）组织他的门客们集体写作的，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以知道确切成书年代的书（公元前242-前239之间），它在先秦文献中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而喻了。
战国时期，专门的农书有《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可惜它们都散佚无存了。
而《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
它们虽不是独立的专门农书，但却联成一体，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农学思想。
中国传统农学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包含了某种富于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论述天、地、人关系的“三才”理论。
“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
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和（或人力）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
这种理论主要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反过来支配和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发展。
《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第一次明确提出天、地、人为农业生产的三个因素。
“稼”是指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人”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天”与“地”是指农作物赖以生长的阳光、空气、土壤、水分等自然环境。
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是“人”。
把人放在第一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也重视客观因素。
这一看法，以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农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一、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从总体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
其中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为其主干。
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较早，中国哲学中的人生论，可析分为四个部分：1.天人关系论，即关于人与本根之关系，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论究。
2.人性论，即关于人性之研究。
3.人生理想或人生最高准则论，即关于理想生活之基本准则之理论。
4.人生问题论，即关于人生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兼与独，损与益，动与静等等讨论。
中国人生论之立论步骤常是：由宇宙论而讲天人关系，进及于性论，再由性论而讲生之最高最高准则确立后，便推行其原理以讨论人生各种问题。
二、人与宇宙的关系三种基本观点：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相胜，但天人合一为主流。
天人合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
”（尽心）张载：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
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
（正蒙诚明）程颢：“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语录十一）天人相分：与孟子不同，荀子强调天人的分别。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天论）天人相胜：唐代刘禹锡提出的学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天论上）三、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体现，体现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中国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智慧宝库，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塑造了自己的精神传统，这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所应继承的宝贵思想资源。
1.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精髓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精髓苏州大学胡火金中国古代农业长盛不衰，在自然农业经济运作模式下，以环境安全、生态保护型的农业生产方法，在有限的土地上维持着众多人口的生计，维系了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绵延发展，铸就了中国农业文明。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独特的“土壤”里产生发展，并在传统农业文明中不断强化、提升，由此引导了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及其农业实践，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精髓。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同源同体。
“天人合一”是人类早期自然理性的深刻体现。
采摘狩猎时期，人类依赖天然的动植物资源，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获得生存繁衍机会。
昼夜交替、寒来暑往、草木枯荣、鸟兽出没等等直接关系到食物的获取，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繁衍。
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熟悉了自然规律，渐渐掌握其大致的规律，指导采集狩猎生活。
人类起初与天地自然万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累积了关于自然事物的零散的经验和知识，由此结成了最原始的天人关系。
农业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产物，由动植物驯化到农业的发展，人们必须依赖和珍视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依赖地理、气候条件和动植物资源，维持生存繁衍。
农业文明及其前期，人与自然趋于“一体”、“共生”和“亲和”的关系，这是人类各族的共同特征（!）。
自然环境及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
随着人类适应性的加强和智能化活动的加剧，人类不断改变着生存环境，各种背景差异导致了民族及区域的不同选择，由此形成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分别，西方走向“天人二分”，中国则固守“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和天地人“三才”论，三才论也即天地人宇宙系统论，这是一种直观的普遍联系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中国有机自然观的突出体现。
这种整体思维取向，影响和透渗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特色的主要问题之一。
中国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源远流长，“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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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和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略论曾雄生摘要：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
本文从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环境的适应（应对）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土壤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跛的两条腿。
全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
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
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
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
从中得到启示。
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
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
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
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
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
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
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
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
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
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
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地，即土壤。
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
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
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4]“菘菜不生北土。
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
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
”[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
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
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
[6]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
《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
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
”《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
”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
”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
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
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
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
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
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
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
《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
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
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
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 "孟祺" 在《论九谷风土 "风土" 及种莳时月 "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 》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
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
墳、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
”再次是地势。
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
“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
”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
”（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
“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
水流径于地。
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
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9]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
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
”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
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
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
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
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
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
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
《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 "得时" ”和“先时”、“后时” 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
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
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
”[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
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
[12]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
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
“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
[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
二、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古人所说的风土论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环境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中国语有一句成语“沧海桑田”，指的就是环境的变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农业的起源就是气候变迁所致。
农业起源之后，气候变迁并没有停止，自竺可祯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之后，[14]人们对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状况的研究日趋深入，与此同时，气候变迁对农业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15]普遍认为，气候的变迁不仅影响到动、植物的分布、农业牧业的分界、还影响到作物的种植制度，以及农作物的产量等等。
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如何评估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以气候变迁对于动、植物的分布的影响为例，我们认为，能够反映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的变化应该是自然界自然分布着的动、植物，而并不是人工栽培和豢养的动、植物。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据以证明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是不足为据的。
如，有学者认为，汉、唐时期，长安城有柑桔和荔枝的种植，以此证明当时的气候处于温暖期。
[16]实际上历史长安柑桔种植并不是自然分布的结果，而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细加分析，我们也只能得出，汉唐长安城（笼统地说北方地区）气候依旧寒冷，至少没有变暖到可以种植柑桔和荔枝的地步。
汉代长安的确曾引种过柑桔和荔枝。
请注意是引种。
既是引种就不是原产，柑桔和荔枝的原产在于江南。
“后皇嘉树兮，桔来服兮，受命不迁兮，生南国兮。
”这是战国时期屈原对桔树的颂词，战国时期属于人们所说的温暖期，但温暖的气候似乎并没有改变柑桔的分布。
于是有汉代人曾试图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柑桔的分布，将柑桔从南方引种到北方。
但汉代北方的气候显然没有温暖到可以露地栽培的地步，而只是在保护地进行栽培，具体说来是在上林苑中栽培。
上林苑是皇家园林，它可以依靠皇权，不惜人力物力来制造小气候，以适应桔树的生长，汉时已有蔬菜温室栽培[17]，有人认为汉代长安在移栽荔枝时也采用了温室栽培，扶荔宫可能就是一处温室[18]，尽管如此，汉代长安城的荔枝移栽还是不成功的，经过多次移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19]。
唐代长安城的桔树也主要是种植于宫中。
城市在气候学上的“热岛效应”可能对长安城的温度产生影响。
唐代设有温汤监，专门负责利用温泉进行蔬菜瓜果的促进栽培，[20]唐代是否将此项技术用于宫中种桔不得可知，即便如此，也是很不成功的。
仅有的150余颗果子，即被表为祥瑞，证明当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移植柑橘的。
[21]有学者注意到，魏晋时期“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这一事实，以此来证明气候转冷所致的牧区南进和农区南退。
[22]但是，这种将农牧区演变简单归结为气候转寒是片面的，因为牧区的南进实质是畜牧民族的南进，游牧民族进入到农区之后，由于他们还不能接受农业生产，因而只能沿袭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可是当他们逐渐了解了农业生产，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后，他们便放弃了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