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英语时文阅读课程论文（设计）课程名称：英语时文阅读题目：新古典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姓名：雷钰学号：1307544049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年级：2013级班级：13701任课教师：杨丽成绩：2016年10月中文摘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投资需求矛盾，收入差距加大等诸多问题，为解决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高层提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引起了专家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本文主要阐述古典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逻辑来分析供给侧改革，进而指出依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减税的供给理论和完全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理论并不能很好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目录一、引言 (4)二、新古典增长框架 (4)三、古典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逻辑与适用度分析 (6)四、结语 (7)参考文献 (9)新古典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一、引言“供给侧”这个词最近在官方语言中出现的频次开始增多，并成为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新角度。

2015 年11 月10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8 天内国家领导人又分别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三次提到“供给侧改革”。

2015年12 月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新古典增长框架斯蒂格勒( 1976) 认为，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在于缺乏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东西来解释他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

马歇尔对分工和专业化思想并非不重视，他在《经济学原理》中专门探讨了这一主题，并将分工网络描述为经济有机体，甚至将巴尔顿和瓦特发明蒸汽机归因于发明活动中分工水平的提高。

但因数学化处理存在困难，马歇尔未能将这个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形式化，他借助于数学对需求和供给以及价格机制进行“边际分析”( 经济学史称其为“边际革命”) ，进而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组织问题即专业化分工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即市场问题。

资源的稀缺性不是静态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

要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一是经济组织问题，二才是资源配置问题。

在同样的资源规模和资源配置下，不同的经济组织有不同的效率，这就说明经济组织的重要性。

对此，杨格( 1928) 曾指出以分工专业化问题为核心来分析需求和供给才是正道。

以杨小凯、罗森、贝克尔、博兰、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以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为基石构建了决策和均衡模型。

即: 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从专业化决策入手导出需求和供给，市场机制不仅协调资源配置问题，也协调经济组织问题，这个全新的分析框架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人都面临两种类型的决策: 一是专业化选择，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决策，它与角点解联系在一起，边际分析对此无能为力; 二是在选定的经济结构中配置有限的资源，即新古典的边际分析。

对每一角点的边际分析，可解决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而对角点之间的效率比较决定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模式，这属于经济组织问题。

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定了分工的水平。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分工状态，是由于交易效率提高之后，折衷这个两难冲突的空间增大。

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市场化的程度、产品种类、生产率、生产的集中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而这些正是经济发展的表现。

对此，诺奖得主阿罗给予的评价是: 杨小凯的决策和均衡模型使得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个“斯密—科斯”框架，其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回归到经济组织问题，它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却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身躯更年轻。

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自给自足，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专业化水平低，且学习成本高昂，经验、知识积累缓慢，很难产生技术进步。

生产率低下、储蓄有限、资本的积累也有限，人们处于穷困循环的境地。

此时，人们互不交换，不发生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从各种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生产经验，能够支付得起一定的试验费用和交易费用，于开始试验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出现局部分工。

此时每个人生产自己较擅长的产品，放弃生产自己最不擅长的产品，生产集中度提高，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减少，生产力水平增进。

但他必须用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交换别人擅长生产的产品，因而交易会出现，交易费用也会出现，市场开始发展。

试验过程中，人们权衡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

如果分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则回归到自给自足; 如果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则专业化生产得以固定。

提高了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又会加速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进而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费用，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直至每个人只从事一种产品的生产并出售，同时从市场上购买其他人生产的产品。

这时，专业化程度最高，可以节省每个人的学习费用和转换工作的成本，增进熟能生巧的程度，由此，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生产的集中度、交易次数、交易费用、市场发展也大大提高。

分工的结果必然产生分工网络，专业化的经济个体形成交换，彼此连接，互通有无。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分工网络不断扩大的过程，人们从自给自足过渡到局部分工，再过渡到完全分工。

经济个体在不断扩大的分工网络中进行专业化选择，供给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购买别人擅长生产的产品，彼此都提高了生产率。

分工越发展，分工网络越大，网络内的连接点越多，交易费用也会随之增加。

经济起步的国家，分工演进的潜力大，投资机会多，投资的回报率也较高。

这些国家一般有较高的储蓄率或较大规模的外资引进，分工演进的速度较快，经济增长也较快。

但一旦分工演进的潜力逐渐耗尽，分工演进的速度便变得缓慢或渐趋停止，这时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即经济发达而经济增长放慢的阶段。

此时，为创新进行投资的机会在慢慢消失，资本向落后国家转移，经贸活动向全球扩张，以寻找分工演进的机会。

三、古典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逻辑与适用度分析古典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伊认为：“一个产物一经产出之际，从那时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

他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观点，即“萨伊定律”。

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和税收，通过市场机制自我调节来实现供求均衡，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

但是到20 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产出的严重过剩和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是萨伊定律所无法解释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三大规律的存在，使得总供给不等于总需求经济偏离原来的均衡点，供给不能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

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经济将陷入周期性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循环之中。

凯恩斯主义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到20 世纪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失效，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拉弗曲线”理论，拉弗认为“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政府税率过高并不能使政府获得更高实际税收收入。

因为一方面税率过高，企业就有可能因为生产成本过高而撤资导致经济活动萧条，另一方面同等财政税收下存在着低税率的可能。

因此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财政税收才是最高的。

因此面对高税率他主张政府减税，以保持适当的税率来保证较高的财政收入。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部分传统产业由于生产成本高企，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差，不能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出现了开工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状况成为所谓的“僵尸企业”，如果为刺激经济的发展采取不加以区别的降税，会使得“僵尸企业”继续存活占用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说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还继续采用类似“四万亿”大刺激的方法，在出口萎缩，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扩大政府开支，驱动传统产业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债务负担，加速房价的暴涨，建立更多的空城和空的产业聚集区，浪费更多的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梦真的成为了梦而难以实现。

因此说，单纯依靠古典供给理论和凯恩斯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并不现实。

四、结语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系列举措符合古典增长思维，摒弃了过去依靠需求侧管理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未来供给侧改革要取得良好成效，一方面，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供给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公平竞争。

惟其如此，才能更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有利于创新试验和分工发展，进而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的增长。

参考文献：[1].贾康. 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2].邵宇. 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 宏观经济,2015(12).[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与超边际分析［M］．修订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