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人物
《左传》赏析
1、宋穆公传位兄子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穆公继位，并不是来自父亲武公，而是接替其兄宣公的君位。
宣公时，有太子与夷，但他认为，“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所以，他愿意把君位传给有贤能的弟和。
和“三让而受之”，这就是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他对接替兄长的君位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等到他临去世时，委托大臣把君位还给兄长的儿子与夷。
他的考虑可能出于两种情况：一是私己之念，报恩心理，“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二是只有立与夷，才是让贤保德，“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所以，穆公即不传子，也不传弟，而是传给了侄子与夷。
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宋穆公的这种做法大加赞扬，他认为宣公有识人之能，穆公是个讲义的真君子，弟和即能当上国君，有才有义；儿子与夷的君位最终又轮到了，真是两全其美啊。
5、《晋公子重耳之亡》鉴赏公子重耳就是日后夺取了晋国政权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本文可以看作是晋文公传记的一个组成部分。
重点记述晋文公在争霸前的流亡生涯和成长经历。
时间长达19年(公元前655年一公元前636年)，历经狄、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足迹遍及中原华夏和北狄南蛮。
所以，看起来文章是在顺叙晋公子重耳的流亡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了春秋列国问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晋国在春秋列国中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文章善于在列国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叙写历史人物。
公子重耳离开晋国逃亡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晋国内部权力斗争，主要是晋公子王位之争激化的结果。
重耳在流亡过程中，受到不同的礼遇，同样跟当时列国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
重耳当时经过的小国，如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皆“不礼焉”；而经过的各个大国却反而受到规格不等的礼遇，如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
这决非偶然。
从当时列国形势大局和地理位置来看，齐、宋、楚、秦虽和晋是异姓国，但因都在争取霸权，急需获得同盟的力量；而晋国正是他们争取联盟的首选目标，所以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采取了礼待的态度。
由四篇课文看《左传》中的部分人物形象
由四篇课文看《左传》中的部分人物形象
《左传》是中国古代着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国家和人物的史实。
从四篇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中部分人物的形象。
首先，《左传》主要以孔子为中心，记载他的政治理论、思想思路以及其他智慧和态度。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从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中，他表现出了极其严格的自律、高尚的信念、慎重的行事和勇敢的态度，以及睿智的智慧和忠实的精神，诠释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
此外，《左传》中还提及了孟子，他是孔子的弟子，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孟子的言论和行为充满了社会正义的思想，他主张以“仁”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还主张崇尚礼仪，以此来调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持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诠释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
另外，《左传》中还描述了荆轲的形象，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谋士，他不仅勇敢地守护了楚国的国王，而且还拒绝了贿赂，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楚国，被誉为“楚国英雄”。
从这一段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荆轲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忠诚、忠贞、敢于面对危险、英勇无畏的精神，被誉为有着“仁义礼智信”精神的“楚国英雄”。
最后，《左传》中还描述了冯翊，他是一位聪明、勤奋、努力而且有智慧的谋士，他反对暴力和邪恶，认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就要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
这反映了“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智慧和理智的态度。
从上面的人物形象来看，《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多种多样，但都遵循着“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展现出了勤奋、聪明、忠诚、勇敢、智慧、理性的精神，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这是一种古老的道德准则，它包含了古代人们对社会行为的精神要求。
左传中的人物
《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
《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
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
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
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
《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
《左传》中的历史观与人物形象
左传中的历史观与人物形象引言《左传》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被誉为史书之绝艳、文学之精妙。
作为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左丘明所撰写的历史记录，该书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和各诸侯之间的斗争，更展现了作者对于历史观和人物形象的独特见解。
本文将探讨《左传》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观以及涌现出来的卓越人物形象。
历史观1. 历史循环和道德因果在《左传》中，“替天行道”是一个核心概念，强调非正义势力最终会被邪恶行为所击败。
“替天行道”一词源自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
他认为天理正气会实现自我纠错，如果有君主偏离正路或无罪获罪者则需要有勇士充当“替天行道”的角色去纠正这些错误。
2. 尊重事实真相与客观公正《左传》具有较高的史实性，力求客观地记录各国之间的政治纷争和历史事件。
作者左丘明通过详实的记述，展现了他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并试图在历史中寻找合乎道德标准和行动准则的典范。
3. 战国思想与儒家观念并存在《左传》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
与此同时，《左传》也体现了儒家观念的根本原则，包括仁义、礼法等。
对于历代学者而言，《左传》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形象正是这种儒家观念与战国智者思想交融的产物。
人物形象1. 孔子——君子之典范《左传》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便是伟大的儒家思想家孔子。
孔子被描绘为一个具有博学多才、理智冷静、行为端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多品质兼备的君子形象。
他通过言行示范重新定义了君主和士人之间真实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齐桓公——仁政典范《左传》中齐国君主齐桓公的形象更是仁政典范的代表。
他具备聪明睿智、实施改革、强调人民福祉等特点，被誉为春秋时期的贤君。
他通过推行改革政策和勇于任用贤能之士来增强国家的实力，赢得了子民们的敬爱和拥护。
3. 盖聂——英雄与忠诚《左传》不只展现了孔子等历史名人，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熟知但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如宋国将领盖聂。
盖聂被描绘为一个英勇无畏、忠诚于国家大义的形象。
左传人物形象分析（2）
左传人物形象分析（2）2、机敏勇敢、沉着机智、善于辞令：识破秦军计谋后，弦高沉着冷静地扮作郑国使者去犒劳秦军，“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暗示郑国早已获悉秦军偷袭的企图，不费一兵一卒迫使秦军撤退，足见其机智多谋。
先轸1、能言善辩、富有远见：先轸从现在秦-晋的关系、伏击秦军顺应死君意愿两个方面驳倒栾枝，体现了其高超的辩论能力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下文秦将逃脱后”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的言论也充分证实了先轸的能谋善断。
2、忠心、耿直刚烈、鲁莽冲动：身为从晋文公时期便参与国家大事的元老重臣，先轸忠诚而热爱国家，敢直接怒斥晋襄公释放秦将，并当朝“不顾而唾”，其凛然正气和刚直倔犟的性格暴露无疑，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赳赳武夫形象跃然纸上。
晋襄公1、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因为自己母亲的几句话就放走秦将，为日后埋下隐患，听到先軫的告诫又立马反悔，派人追回秦将。
2、从谏如流，有识人之明，对内宽厚：面对先軫、栾枝的劝谏能及时采用，虚心纳谏；另一方面，从先轸这样敢直接在朝堂上吐唾沫的刚烈之臣也能被留在身边来看，晋襄公有识人之明且对待臣民宽厚仁德。
左传人物形象分析 [篇2]《左传》中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特征纵然跨越千年，《左传》那令人折服的文学成就，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而在光辉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作者的笔下，一个个丰富饱满、个性鲜明、动作可掬、维妙维肖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十分注意通过材料的取舍、故事手法、细节的刻画以及人物的语言等多种艺术手段，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描绘，可谓显示出了非凡的独创精神。
那么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到底有哪些突出特点呢？选取人物事例的典型化。
通过具体的事件描写人物，在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表现人物性格。
在对人物的事件选择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往往首选有关国家安危存亡的政治事件。
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
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重耳，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晋国国君晋文公，生于公元前697年，卒于公元前628年，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下面为大家带来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快来看看吧！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1在《晋公子重耳之亡》这篇文章中，记载了晋文公重耳从出奔，流-亡到回国夺取政权的经历，通过对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的描述，运用正面、侧面、细节描写、对比描写等描写手法，比较完整形象地刻画了重耳的形象，了解重耳是怎样“由一个贪图享乐、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春秋时代显赫一时的一代霸主”的。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在重耳回到晋国以前，他在各国受到的生活待遇，娶妻于狄、齐、秦，有礼于宋、楚，无礼于曹、郑等。
而回晋以后，则主要记叙政权巩固上的大事，听从寺人披的意见以除奸，听从头须的意见以善待随同流-亡者和守国者，求介之推则表明知过能改以及求贤用贤的意识等，展现出重耳雄才大略的政治形象。
通过这前后两方面的对比，形象地展现出重耳的成熟过程。
具体来说，重耳从狄国到齐国可谓是第一阶段，这时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只知享乐的公子，不能承受艰苦而怀妻安居；从曹到郑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曹、郑之人对重耳的观察说明重耳已经不是从前的重耳，必将得志于天下；从楚到秦则是重耳自我的表现，体现他政治上、性格上的逐渐成熟。
后者，事件发生的渐进过程更进一步张扬了他政治上是怎样成熟的，从这些看来，重耳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细节描写上来看，重耳的成功也不是凭空就达到的。
我认为第一，得益于重耳所遭受的磨难，磨难使他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机会。
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从当初大祸临头而迫不得已的出逃到流-亡中的屈辱、困苦、安乐的体验，如当时经过的小国，如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皆“不礼焉”，使他明白了身在宫廷、耽于逸乐所不可能明白的人生真谛，在身、心两方面受到陶冶和磨炼。
左传人物分析
左传人物分析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它以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详细记载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作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经典之一，《左传》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一些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独具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着重分析《左传》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并对其影响和贡献进行探讨。
1. 孔子孔子是《左传》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在《左传》中，孔子被描绘为道德高尚、智慧卓越的形象。
他通过提出“仁爱”、“礼仪”等思想，致力于国家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定。
孔子的言行对当时的君主和贵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学说也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鲁隐公鲁隐公是《左传》中的一个君主形象，他是鲁国的国君。
在《左传》中，鲁隐公受到了正面的评价，他被描绘为一个仁义之君，注重民生，勤政爱民。
鲁隐公致力于改革鲁国的政治制度，推行以贤能为官的政策，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齐威王齐威王是《左传》中的另一个君主形象，他是齐国的国君。
与鲁隐公不同，齐威王在《左传》中被描绘为一个残暴、暴虐的君主。
他专横跋扈，违背礼仪，对百姓实行高压统治。
《左传》通过对齐威王的负面描写，表达了对暴虐君主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礼”的重要性。
4. 孟子孟子是孔子的学生，也是春秋时期知名的思想家。
虽然《左传》中对孟子的描写较少，但通过一些对话和描述，我们能看到孟子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才华和影响力。
孟子致力于宣扬人性本善的思想，强调个体的追求和社会的和谐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宋襄公宋襄公是《左传》中宋国的君主，他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君主形象。
在《左传》中，宋襄公受到了积极评价，他被描绘为一个敢于与强敌抗衡，奋发向前的君主。
宋襄公多次带领宋国军队进行战争，为宋国争得了不少领土。
他的事迹体现了勇者无畏的精神，为后世提供了激励。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他们的言行以及塑造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时期政治、社会、思想等多个方面的信息。
左传读后感：史书中的人物形象
左传读后感：史书中的人物形象左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篇章，记录了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变迁和国家命运的兴衰。
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书中所描绘的各色人物形象所吸引。
这些人物形象生动鲜活，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首先，左传中的孔子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左传中鲁国的国师。
孔子的形象在左传中展现得极为饱满，他既是智慧的化身，也是为民众做出无私奉献的表率。
书中多次描述了孔子教育弟子的情景，他言传身教，推崇仁义道德，倡导礼乐教化，对于人民政治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通过对孔子形象的描写，左传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卓越智慧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
其次，在左传中，我还被管仲的形象所吸引。
管仲是鲁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对于鲁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书中通过对管仲的描写，展现了他过人的智慧和富有魅力的领导力。
管仲主张以德治国，重视人才选拔和培养，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政策，使鲁国国力迅速增强。
同时，管仲还积极推行军事改革，提出了“八索兵法”，使鲁国军队实力大大提升。
通过对管仲形象的塑造，左传向读者展示了管仲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勤勉进取、智慧过人的一面。
另外，左传中的孟子形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孟子是春秋时期宋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以提倡仁政、主张民主而闻名于世。
左传中对孟子形象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他的仁爱之心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孟子在书中多次以身作则，力图推动统治者的善政。
他关注民生，关心百姓疾苦，提倡仁爱与公正，力图通过政治改革为民众谋福祉。
左传通过对孟子形象的描述，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孟子身上那一份令人敬佩的挚诚和为民众谋福祉的强烈责任感。
总结起来，左传中的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子、管仲和孟子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言行、思想和事迹都闪耀着智慧和勇气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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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人物《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
《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
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
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
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
《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
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
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
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
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
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
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
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
《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
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
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
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
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
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
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
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
杜预《集解》，注释《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
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
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
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
”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
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
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
二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
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
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
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
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
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尔雅·释诂》训“纯”为“大”。
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
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
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
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
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
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
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
《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
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
”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
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
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
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
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
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
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
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
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
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
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
”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
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
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
”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
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
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