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 亲热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1990年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爆发。
在美苏冷战中，中国被称为关键性少数派。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下的几个阶段。
一、友好合作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协定。
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
这一阶段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二、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阶段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5年3月的“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一阶段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
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
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期。
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
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
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
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一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背弃承诺大约在1918年夏，当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与此相反，孙中山代表中国南方国会和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通过美洲的华侨自上海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贺电非常感动，将此视为「东方的曙光」。
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覆函孙中山，表达了从中国获得革命支援的愿望，说：「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像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
」「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
」可惜，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这封信2。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
不久，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
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同年9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报导了这一消息3。
但由于协约国列强对苏俄的封锁，「宣言」正式递交中国北京政府并在中国报刊上全文刊载，则是1920年3、4月间的事。
1920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以〈劳农政府通牒原文〉为题，全文登载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4月14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全版编为「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专号。
“松竹相伴”一起干：中俄之间“没说的”
“松竹相伴”一起干：中俄之间“没说的”1. 引言1.1 中俄关系历史渊源中俄关系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苏联和中国建交，两国之间开始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苏关系呈现出紧密而稳定的特点，合作频繁。
随着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土争端的加剧，中苏关系逐渐破裂。
1989年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6年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开始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
此后，中俄关系不断深化，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共同捍卫国际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中俄关系历史渊源的深厚基础为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
1.2 “松竹相伴”友好合作“松竹相伴”是中俄关系中常用的比喻词汇，形象地描述了中俄两国友好合作的关系。
这种友好合作源远流长，始于两国建交70多年来，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保持着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姿态。
中俄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更在国际事务中紧密协调，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与安全。
互访频繁、合作密切，为中俄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松竹相伴”的友好合作不仅彰显了两国之间深厚的传统友谊，更展示了双方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决心与信心。
我国和俄国始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共同致力于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 正文2.1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指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建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合作关系的建立源远流长，得益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支持。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也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俄两国在安全、反恐、贸易、能源等领域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威胁。
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之教训
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之教训陈之骅：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之教训中苏关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共经历了42年。
这42年中，第一个10年是结盟时期，接着20年为对抗时期，80年代是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时期。
这一进程虽然持续不断，但很缓慢。
这也反映了两国积怨之深。
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应当指出邓小平的重要贡献。
他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睿智和高瞻远瞩。
上世纪的50年代，是两国结盟时期中关系最好的10年。
人们把它称作中苏“蜜月时期”。
但在50年代末期，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已经出现。
不过双方都基本上没有把它们公诸于众，而且它们还没有构成当时两国关系的主流。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的大约20年间，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继续发展，关系不断恶化，直到发展为全面对抗。
其特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继续扩大，而且发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1960年7月，苏联方面突然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300多份专家合同，中止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加深，敌对情绪加重，甚至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
苏联政府在中国边境和蒙古境内驻军由60年代上半期的10个师增加到1979年的54个师，总数达到了100万人以上，部署的导弹占苏联全部导弹的1/3，耗资约2000亿卢布。
庞大的军费支出使得趋于停滞的苏联国民经济不堪重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政府也加强了边境防御，耗费了大量的军力、人力和财力。
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教等各方面的合作几乎全部中断，贸易往来也急剧减少：贸易额在1970年仅为4200万卢布，从1971年开始回升，但在此后的10年间，也只是在1.4亿至3.4亿卢布之间徘徊。
20年的对抗使两国和两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中苏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曲折。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
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
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
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
分歧的开始，固然有思想意识上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
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60年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作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
60年代的10年，中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关系破裂
60年代的10年，中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关系破裂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从生死兄弟到生死冤家，在50年代，在西方人的眼里，中苏两国在实质上已经结成了同盟。
但是在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变成了敌人，中国由倒向苏联，开始转变为倒向美国。
进入7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更是开始联手对抗苏联。
一、苏联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制造事端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也不例外，虽然新疆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但是内陆对新疆的支援却不得不终止了。
当时的新疆地区与内陆的联系只有一条兰新铁路，而且铁路只能通往乌鲁木齐。
除此之外的地区，就只能依靠人和骆驼。
此时苏联开始对中国下手了，几百名苏联克格勃特工化妆进入了新疆北部地区。
新疆地区和苏联的中亚地区属于各民族杂居的地区，很多民族在两国境内都有分布。
苏联就是利用这一点，开始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
克格勃特工在新疆北部散发了15万份苏联边防通行证，苏联还在边境地区建立了高音喇叭，怂恿中国一侧的边民逃往苏联。
1962年的春夏之交，大规模的居民外逃出现了。
大批中国边民不顾地方干部的苦苦劝说和边防部队的阻拦，执意要进入苏联。
苏联方面使用卡车将这些冲破了国境的边民，接到了苏联的一侧。
在那一段时间里，共有67000多人逃亡了苏联。
新疆最北部的两个县跑的只剩下了几百人，地方的工作已经无法展开。
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和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都是少数民族，军衔都是少将。
他们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前往苏联。
中央军委经过考虑以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这两个人在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几十名校尉各级军官，这是至今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军官集体叛逃事件。
二、中苏两国谈判在宴会上不欢而散1964年，推行政治经济改革而触犯苏联各派利益的赫鲁晓夫被赶下来台。
作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勃列日涅夫成为新一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改善中苏关系的好机会，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
从1959至1969的10年时间里 苏联都对中国做了什么
[键入文字]从1959 至1969 的10 年时间里苏联都对中国做了什么说到中苏关系，可以用4 个十年来形容。
友好、决裂、对抗、重归是这四个时期的代名词，中苏之间在经过了10 年亲如兄弟的关系之后，正在走向逐步决裂的局面。
从1959 到1969 年的十年间，中苏关系从破裂走向了全面对抗。
那么在这十年里，苏联究竟对中国都做了什么?一、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开始策动中国边民逃亡从1958 年开始，中苏关系就已经十分紧张。
到了1959 年已经降至了冰点，中苏两国高级别的会谈全部停止。
沙俄这个国家在侵占了中国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后，拥有了和中国长达7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
苏联取代沙俄以后，丝毫也没有例外。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苏两国的边民在放牧和其他日常活动中，还会相互打招呼执意。
但是在中苏交恶以后，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的西段也就是新疆地区，挖掘了宽度十几米的边境封锁沟。
中国边民的羊群一旦靠近边境线，苏联军人轻则开枪射击，重则使用装甲车冲撞中国边民。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边民被打死打伤多人，放牧的牛羊多次被苏军抢走。
苏联还在使用民族政策，向新疆地区渗透。
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很多民族在苏联境内也有分布，如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等。
苏联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使用高音喇叭劝说中国边境居民进入苏联。
对于愿意进入苏联的中国边民，苏联方面白天车接车送，晚上用探照灯指引。
从1959 年至1961 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6 万多中国边民进入了苏联境内，甚至包括几十名官兵。
中国为了应对苏联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向新疆地区加派了兵力，边境的巡逻次数也明显增多，在加上外交上的努力，终于遏制住了苏联的行动。
二、苏联方面口出狂言，中苏关系持续紧张1964 年，苏联各派联合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在各派的妥协1。
中苏关系
中苏/俄关系：大起大落一.中苏/俄关系的曲折历程1.“一边倒”方针下的中苏蜜月期（1949—1960）“不平等的伙伴”战略联盟模式1949年毛主席访苏，两国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政治军事同盟。
在当时反帝、反殖和争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斗争中，中苏两国利益一致，行动上相互配合。
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纲领性宣言，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向了高峰。
双方虽有分歧，但两国政府能够顾全大局，求同存异，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2.中苏对抗：意识形态冲突到武装对峙（60年代—80年代初）战略对抗模式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
此后两国的分歧、冲突进一步发展，分歧的范围更加广泛，冲突也更加尖锐。
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两国关系，1969年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事件，使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70年代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大肆扩张，并支持越南反华、入侵柬埔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我国西南安全。
苏联的这些行为，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3.中苏关系缓和到正常化（80年代初—1991）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两国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而缓和、改善中苏关系也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被提上了议程。
1982年中国十二大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再把反对某一特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苏联由于在70年代过度扩张，使其丧失了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苏联需要收缩战线；中国与日本、美国相继建交，又使苏联在亚太地缘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与中国继续全面对抗，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迹象恶化，苏联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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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亲热-冷战-热战-回暖发布时间:2011-08-28 09:14 作者:李景贤/口述，黄薇/整理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从新中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历经42年零86天。
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
在中国驻苏联（俄罗斯）大使馆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李景贤，更愿意改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说法：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十年“亲热”：领袖互访从1949年到1959年这第一个十年，用“亲热”二字形容中苏关系并不夸张。
1949年10月2日，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6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2月16日，他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
我高考填志愿时，第一个是北京俄语学院，那是1956年，苏联很吃香，“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口号满天飞，当时我好想去苏联留学；第二个是北大中文系。
结果让俄语学院录取了。
1960年秋，我以“全优”（全都是“5”分）毕业。
当年，外交部派人去学校选人入俄语翻译班第三期，我被选上，在校培训，为期四年。
1957年4-5月份，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们外语学院（此时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学生们也去欢迎伏老，队伍排在北京饭店前面。
毛主席陪伏老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我们这帮学生看得真真切切，车队开过后，仍兴奋不已，久久留在原地不肯离去。
十年“冷战”：毛泽东发表“九评”然而好景不长。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赫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
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
苏联专家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损失。
从1960年到1968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得冰冷起来。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反目成仇，相互“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赶上了中苏“大论战”。
毛主席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名为“批修”，实则要“整垮”赫鲁晓夫。
但发表了九篇文章后，赫鲁晓夫就于1964年10月14日被人赶下台了。
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
“批修”文章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当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越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
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浓。
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带劲，特“扬眉吐气”。
在1962、1963年，我们这些学生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到了1964年就可嗅得出来，同“老大哥”闹翻了，但当时怎么也没有料到，后来两国军队竟在边界上打大仗，而且还真正地、狠狠地往死里打。
1963年秋，我到外交部工作。
从那时起，中苏之间的来往就少了。
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我被对外文委借去当翻译。
周总理会见苏方客人时，我有幸当翻译。
记得周总理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告诉总理，现在中苏间人员往来少了，每年才几次，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
周总理说这个办法好。
这是当年来访的苏联七八个团组之一。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双边来往便彻底中断了。
那时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
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上门”一说。
有时候夜里，国内让使馆去苏联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领导总是让我去执行。
因为是非上班时间，只能把抗议照会送到人家收发室。
第一回还不错，人家签收了。
第二回就不行，因为苏外交部主管官员事先给收发室打了招呼：“中国人来者不善，拒收！”我怎么说人家就是不收，无奈中只好把照会送到苏联外交部大门内的值班警察处，他们也已被打过招呼：“拒收”。
我必须完成任务，便把照会扔到警察脚下，立马就跑，人家警察眼疾手快，把照会扔了出来，我捡到后又扔回去，立即上车就要开走。
警察气急败坏地拉着车门的把手，想打开车门把照会塞还给我，我猛踩一脚油门就跑了。
过了不到一刻钟，苏联警察开车来到使馆收发室，要把照会还给我们。
我当时还留在收发室以观后续动静，见此状告便告诉收发员：不开门，别理他。
警察拍门拍了十几分钟，无奈中把照会扔在收发室门下，就开车走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类做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十年“热战”：冲突和示威不断升级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用“热战”二字来形容也未尝不可。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
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打了三大仗，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我是从1967年“红场事件”后，第一次作为随员被派到苏联常驻，先后三次赴苏，一共待了大约十二年。
从1966年“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在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
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丁点儿贸易，每年只有两百多万瑞士法郎。
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两次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造反派”两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
“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砸烂苏修狗头！”“油炸勃列日涅夫！”等口号，有人还当众烧毁“稻草人勃列日涅夫”。
相应的游行也两次发生在莫斯科。
每次有两三百苏联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
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示威”时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北京那帮“造反派”那么狂热。
我和同事们在使馆主楼七层向下看“热闹”。
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
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而且“动作”远比当时在北京那些“反修”行为“文明”。
按国际法准则，一国驻外使、领馆的土地，是其国土的间接延伸，俗称“界外领土”，哪怕只占国土面积几万亿分之一。
但是，这片特殊国土处于驻在国领土包围之中。
驻外使、领馆被监视、监听，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而且，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窃听、窃看的办法也不断翻新，安放窃听器，已是半世纪前的“笨招”了。
对此，我们使馆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
美国人的“防窃”办法也极为给力。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新馆舍的施工人员全部从美国派来，全部建筑材料，包括一钉一线都从国内运来，只有用的水是例外，那是莫斯科市的自来水。
试想，从美国把水运来，那得装多少艘大船！横跨大西洋万里迢迢运水，成本太昂贵，况且，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用水来搞窃听、窃照的。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日夜被苏联军、警、特包围，馆员一出门就会被特工人员紧紧盯梢。
我们严格遵守“两人同行”的规定，夫妻算作是一人，而且必须乘坐使馆的车出行。
在驻苏使馆旁边的“大学街”上，苏方跟踪的车排成一行，我们的车出一辆，他们就跟一辆，盯得死死的。
有一次，我开车猛跑，过了一两个红绿灯，往后视镜一看，很得意，甩掉啦！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又发现后面有便衣坐的车跟上。
原来，当时他们已用上“大哥大”了，人家分段跟，你根本就跳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儿。
一开始，被便衣车跟，我很气恼，被跟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啦。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买书，一便衣（“熟人”啦）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拿着小本子在装模作样地记。
不过，他们这样做，只是在传达一个信号：我在跟着你。
还有一次，我开车跑在莫斯科郊外，发现发动机声音有点异常，便停车打开车的前盖儿看个究竟，突然从后视镜发现，离我十一二米处，有个穿便服的人，也打开车的前盖儿在装模作样地看。
我细看了一下，此公认识，过了三四分钟后，我把车盖儿放下，向这名便衣招了招手，用俄语说了一声：“咱开路吧！”不过，苏方派人跟随我们使馆人员，不排除另有用意，防止中方人员受袭击提抗议，反而被动。
那时候，使馆与苏联官方真是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无法进行，这种反常状况一直持续了好些年。
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没有机会能见到个苏联高官。
我们在使馆院内，几次捡到“斯大林小组”从三米多高的院墙上空扔过来的材料。
“斯大林小组”由一些对苏联现状不满的异见人士组成。
他们提供的材料，主要是揭露苏联的现实问题，我们使馆对这类材料并不感兴趣。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位于“麻雀山”友谊街6号，在莫斯科大学对面，在我国两百多个驻外使、领馆中，论环境和“硬件”，都名列榜首。
我们使馆占地11公顷，被公认是莫斯科市区最大最好的氧吧。
此地原是个炮兵阵地，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了取悦毛主席，划出20公顷作为新馆舍用地。
当时，我们外交部嫌地方太大，只要了11公顷。
后来，我们挺后悔的，要求苏方再给使馆9公顷土地。
我们与苏方谈了十几年，他们根本就不予理睬。
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我方旧事重提，与苏方继续谈。
莫斯科市政府最终同意再划出9公顷土地给我们，作为“补偿”。
此地就在使馆的西北角，处于大片林木之中。
可惜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还地”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文革”期间，使馆日常生活单调，但几乎每晚都放电影，不是歌舞大片《东方红》，就是几个样板戏电影，久而久之，不少歌词和戏词，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